周星驰：当喜剧老去

周星驰已经缺席很久了，但他又无处不在。

缺席是指，自2019年《新喜剧之王》扑街后，下一部周星驰导演的作品便遥遥无期。而如果我们把周星驰等同于一种喜剧，或者等同于无厘头本身，那周星驰的“消失”，似乎是更久远的事情，远到难免产生错觉—2008年《长江七号》后，周星驰就完全退出了台前；新千年后，周星驰的无厘头精神，已基本褪去。也就是说，我们与周星驰渐行渐远，已经近1/4个世纪—这一切恍如昨日。

但周星驰又无处不在。元宇宙，Web3.0，区块链和NFT，与带货网红合影，做短剧—今年6月和11月，他作为出品人推出的两部抖音短剧，刷爆了饥渴难耐的媒体圈，同时也在影迷中激起骂声一片。

每一个时代风口，似乎都有周星驰的身影。当然，周星驰也总伴随着一地鸡毛：资本游戏、破产传闻以及情感官司。这样的周星驰，唯独与电影无关。

2021年2月，黄金搭档吴孟达去世，周星驰发声悼念，称“他是我这么多年的搭档和老友，现在我无法接受”。但媒体和自媒体有着别样的解读，毕竟，两人曾传出交恶，达叔还宣称不再见面。2021年的3月，周星驰一袭黑衣，现身吴孟达的葬礼。此时人们惊觉，周星驰已头发花白，身形佝偻，“周星驰已经这么老了啊”。

2022年，周星驰60岁，各大媒体和自媒体贡献了数不清的头条和版面，很少有影星享受如此待遇。生辰祝福，生涯回望，声势浩大的集体记忆里，隐藏着一种岁月的残酷性，人们似乎在心底里提醒自己，周星驰老了，只是我们还不愿承认—60岁，好像太突然了些。

周星驰，作为一个矛盾的文化符号，对媒体和影迷来说，充满了解构的魅惑。他把无厘头喜剧推向了极致，但他身上孤僻的阴影也挥之不去，始终若隐若现。人们急于知晓喜剧和悲剧如何在他身上拉锯，如何碰撞出一种独属于周星驰的艺术观，即便这未必是他的创作初衷。

回顾周星驰，当一个导演老去，当一种艺术风格消亡，周星驰，到底留下了什么。

“像条狗那么卖力”

剧组来的电话，又一次恶狠狠地挂断了。

尹天仇再次回到福利会狭小逼仄的宿舍里，透过房间的镜子，他变换各个细微的角度，审视自己黯淡的脸，然后躺在床上，捧起那本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关了灯，天黑下去，又亮起来，龙套演员平凡落寞的一天，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这是《喜剧之王》最令人深刻的场面。

《演员的自我修养》，来自俄国著名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本书对于尹天仇来说，有如信仰般的存在。

但周星驰说，他只读了几十页，没读完。电影中，这本书看上去薄薄的，跟个小册子一样。但实际上，原著要厚重得多，接近300页，周星驰把它缩减了一下，让道具的意味更为显著。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论述的写实主义表演体系，诞生了后来被广泛遵循的表演技巧—体验派，要求演员把自己融入到角色并吃透，在舞台上一以贯之地全情投入表演。

周星驰本人不是这个路子，但他让尹天仇奉其为圭臬。去片场跑龙套，中了枪便玩着花样倒下，一个“死龙套”，却坚称要按照“演员尹天仇”的理解来演，于是遭到一顿臭骂，盒饭都没得领，还导致几十个等着吃饭的演职人员重新开工，再来一遍。

后来尹天仇受大明星杜鹃儿提拔，当上男主角，他还是践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一套，抱着杜鹃儿痛哭，长长的鼻涕，滴到了杜娟儿的脸上—在这里，周星驰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个荒唐又有点恶俗的玩笑。

周星驰本人不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电影中，他想方设法地证明其体系的失效。尹天仇去做卧底，送盒饭给匪徒，自信满满的他，竟然连正眼都不敢看匪徒一眼，完全进入不了角色。他把这套理论，精心调教给柳飘飘时，对方挤弄半天，还得靠着吃芥末才成功催泪。

这整部电影，几乎可以算作周星驰对《演员的自我修养》的清算，将那些堂而皇之的理论，纷纷解构和嘲弄一番。换个角度看，星途多舛的周星驰，对所谓电影正统，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抗和不信任。他从来不是所谓电影正统的宠儿与受惠者，出身草根的他，心怀电影梦，是沁着血泪才出人头地。

尹天仇不合时宜的执着，暗合了周星驰曲折而漫长的龙套生涯。《喜剧之王》被贴上了“自传式”标签，被影迷们解读为小人物的演员梦和奋斗史，但忽视了周星驰身上暗藏的一点“小玩笑”—解构，反正统，或者说，潜藏着对所谓“电影梦”的自嘲。

人们很难把龙套等同真正的演员，更多时候，他们只是背景，不需要流露什么情绪，不需要情感和思想，在八十年代追求粗制滥造的香港，更是如此。

龙套在香港俗称“茄哩啡”，彼时，他们的时薪不足10元，比学生到快餐店兼职还要少，也看不到任何前途，镜头永远不会对着他们的正脸，对白也永远不会轮到他们来说，“你的作用和一块布景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1982年，怀着电影梦的周星驰，撺掇着好友梁朝伟，去报考TVB艺人训练班。阴差阳错下，却是梁朝伟考上了，然后一路风光。落寞的周星驰，转考无线艺人培训班的夜间部。当梁朝伟迎来转机，成功与刘德华、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一起被封为“无线五虎”时，周星驰才等来自己的机会，来到《430穿梭机》接替他，成为这档少儿节目的主持人。

这档节目其实起源于八十年代初，当时穿梭机飞上太空成了头条新闻，儿童节目也紧跟潮流，改名为《430穿梭机》。节目每天下午4点半播放，背景是太空生活，有卡通片环节、“星仔兄弟好介绍”和趣剧“黑白僵尸”等环节，周星驰的工作，是跟小朋友互动。唯一考验演技的是“黑白僵尸”环节，他扮演一只喜欢吃棒棒糖的黑僵尸—“好凄凉啊”。

其余时间，都去跑龙套。尹天仇那样的日子，他整整过了六七年。在《射雕英雄传》中，他扮演杨康献给梅超风练功并被一掌打死的路人，他认真钻研角色，倒下时“啊啊啊”叫喊，试图把自己代入被杀死的人。他还主动向导演提出加戏，能不能让他举手挡一下再死。

儿童节目蹦蹦跳跳的间隙，他也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那时周星驰有些好朋友，他天天对他们谈论表演方法，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我的好朋友都说我很努力，戏都知道很多，可惜做的是‘430穿梭机’，用尽力量都是没什么人来看。”

1988年，李修贤向周星驰抛来橄榄枝。这一次，周星驰首次拥有了有名有姓的角色，而不再是一个背景—这就是《霹雳先锋》中的偷车贼阿Boy，他卷入了绰号“法官”的罪犯所掀起的一桩劫杀案，并以共犯被指控。

当时，面对李修贤的片酬询价，首次接触电影项目的周星驰不知所措，说：“不要钱也拍。”

周星驰很珍惜这个机会。李修贤是有头有脸的大明星，势头盛，人又好排场，生日会时，在半岛酒店包下整整一个宴会厅，一众大腕出席，小个子阿星则满脸堆笑，左奔右跑，又是招呼宾客，又是递送酒水。

有次李修贤到了片场，看到周星驰正在拍摄，有些不悦，说了一句：“演戏又不是力气活，不是叫你像条狗那么卖力。”

这些经历，这些话语，都被他写进了后来的电影里。

矛盾体

周星驰对自己的主持生涯颇为自得。他说，他小时候没有看过像自己主持的那么好看的儿童节目，“否则我的性格、人生观一定会和现在不一样，一定更好，更聪明”。

周星驰曾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在采访中谈自己的童年和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很有娱乐性，就连打架都很有看头，可能因为妈妈不是那种柔弱的妇女，所以他们的吵架甚至打架，往往都有出人意料的战果。”

对此，香港一位心理学家分析道，周星驰用“很有娱乐性”来解读父母打架，不是为了搞笑，而是不愿面对残酷的事实。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但童年生活的艰辛，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只是周星驰本人从来不谈及生活的残酷。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接连迎来两次内地移民潮。周星驰便是这一批移民的后代，他于1962年6月22日在香港出生。据香港报章报道，周星驰的母亲凌宝儿是在1957年因为父亲被打入监狱，背着“黑五类”的身份，从广东前往香港谋生的。周星驰的父母性格不合，经常大打出手，后来宣告离婚。三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凌宝儿，为了养活一家子，母亲打着两份工。生活贫寒困苦，他们住在局狭简陋的房子里，就像《功夫》里的猪笼城寨那样。

母亲强势，有些暴躁，时不时对他破口大骂。这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他的自卑感和低价值感。但他也懂母亲，所以格外孝顺。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周星驰从小不爱说话。戏里他说话很快，戏外说话却很慢，做个决定也很慢。“我这个人属于怕羞的那一类。有的人平时讲话很大声，希望有人注意到他。我不是那样，我平时喜欢听别人讲。”

刘镇伟也说：“他经常被人误会扮大牌耍酷，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怕丑（害羞）的人。拍《大话西游》的时候，我见过他拿着扫把跟民工一起扫地。有次收工想跟我谈戏，还偷偷往我酒店房间门下塞纸条。其实星仔平时害怕接触陌生人，不够主动，所以容易被人误会。”

小时候，周星驰喜欢趴在窗户上，看街上的人和风景。凌宝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爱出门玩，也不爱去逛商店，有时候在窗户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周星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醉在自己的想象中。

但这种敏于思的性格，并没有让舞台上的周星驰变得胆怯内向，相反还带来了古灵精怪的创意和表现欲。他说，自己从小到大，对日常生活中好玩的细节非常敏感，而且记得很清楚。内心对搞笑的高度敏锐，外在的沉默寡言，在周星驰身上奇妙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