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独自行旅阿富汗

“我去拿一杯水。”班卓忽然消失在镜头中。

几分钟以后，她端着杯子回来了。“其实我刚刚讲不下去了。”她的声音中有一丝哽咽，“因为想起来就会很难过。我们先聊别的好不好？不然我会困在这儿掉眼泪。”

于是，我们暂且绕开这个话题，暂且绕开了这个令她落泪的国家—阿富汗。

新闻中，“阿富汗”三个字似乎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1979年，苏联入侵，2001年美国入侵，过去45年中，这片贫瘠的荒漠始终是大国间的博弈场。直至2021年，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一种被伊斯兰宗教教义和部落文化深刻塑造的意识形态又笼罩于这片土地之上。

2003年，班卓独自一人前往阿富汗旅行。尽管战火依然零星爆发于阿富汗南部，当地文化对独行女性怀以种种抗拒，班卓对阿富汗的印象并非“惊险”或“荒蛮”，而是“心痛”。

这种心痛的感受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后来，她将旅程中的见闻写成《陌生的阿富汗：一个女人的独行漫记》一书，并于今年再版发行。

只是以文字去记录，依然无法消解盘旋于她心中的困惑。从阿富汗回来以后，班卓选择去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走上学术道路。如今，她是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专注于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

旅行和阅读是班卓理解这个世界的两种途径，旅行给予她直观、真实的感受，而阅读和学术训练则赋予她理性、宽阔的思考。

感受与思考在20年间彼此交织、沉淀，构成了班卓对阿富汗的深刻理解，透过她的讲述，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个更复杂真实的阿富汗。

丢来的石子

去阿富汗，是一次兴致之下的决定。

2003年初夏，怀着一种“去哪儿都可以”的心情，班卓穿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巴基斯坦，开启了自己的中亚之旅。在伊斯兰堡，她去伊朗大使馆申请签证，在冗长的等候队列中，偶遇了两名阿富汗人。

等候时间太过漫长，他们的对话自然地开启了。班卓与他们打听阿富汗局势，其中较年长的一位忽然激动起来，挥着手臂说，阿富汗很安全，“我们刚刚从那儿过来”。

他热忱地向班卓讲述阿富汗的山岳、沙漠、城邦，三个小时以后，班卓从长椅上跳起来：“真高兴碰见你们。我不去伊朗了，我要到你们的家乡去。”

在此之前，班卓对阿富汗的印象完全来自电视新闻：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和911恐怖袭击。她只知道，2001年美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塔利班炸毁了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诸如此类，混杂着仇恨与暴力。

当时，阿富汗境内的大范围战争已经结束，但绝非“十分安全”，班卓心中清楚，但一种直觉驱使她去亲眼看看。她想，既然边境已经开放，“别人可以去，我当然也可以”。

“你不害怕吗？”我问她。

班卓说：“真的没有害怕的感觉。一个人即使正常生活也会遭遇灾难，出门会被车撞，坐飞机会掉下来，感染新冠会病死。我只是出门旅行，旅行并不会让我面临更大的危险。”

长久的旅行经历，早已让她学会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媒介形象和在当地生活的人们区分看待。“我去旅行，是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介入纷繁诡谲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我一直相信，各个国家的政治形态不同，但普遍的人性是一样的。”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同属伊斯兰国家，她的中亚之旅始终浸染在伊斯兰文化的氛围中，旅途上遇见的伊斯兰人民是如此友好，她不觉得“会突然掉进一个无法接受的环境中去”。

不过，她在巴基斯坦时觉得，不少人对外来者有戒备心。

这种感受在阿富汗尤为明显。当班卓抵达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整条街的男人纷纷向她这个穿着奇怪服装的异国女人投来警惕的目光；几个阿富汗小孩嬉笑着跑来她近旁打量，捡起石子丢向她。

在她看来，孩子们的无意识行为，承接的是成年人的紧张与警惕，而这种社会性警惕的背后，是一种深邃的悲凉。

只是，令她未曾预料，在这么一个饱受倾轧、被伤害至深的国度，她却最终收获了来自普通人的真挚善意。她与阿富汗人民小心翼翼地彼此碰触，向彼此敞开了心门。

女人的布卡

阿富汗女人穿着的布卡由两部分组成，头套和围罩。头套的眼睛处缝有一片网格，女人们便通过这片网格来视物、呼吸，头套往下则是一个灯笼似的围罩，它包裹住女人的身体，只露出鞋面。

一套合适的布卡，一般是母亲领着女儿去找裁缝量身定制的。在阿富汗各地，布卡也如时装一般在尺寸和颜色上各有差异。

在阿富汗，布卡的存在与其特定地理环境有一定关联。因干旱少雨，阿富汗的街道上灰尘飞扬，一层布卡套在外面，可以帮助保持贴身衣物的洁净。

它同时具有其文化意图：布卡可以有效阻挡男性的目光，阻挡他们的偷窥、凝视和评判。伊斯兰文化中，布卡对人的“限制”不仅针对女性，它同样涉及男性行为。

“没有布卡，女人不能上街。”一名在联合国下属机构工作、会说英语的阿富汗人对班卓说。此时是2003年，塔利班政权已撤离两年，女性必须穿着布卡的禁令已经取缔，但是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布卡依然是已经成家的女子上街时人人穿戴的服饰，似乎已经变成根植于国家文化中的行为规范。

班卓被要求穿上布卡，但因为尺寸不合适，头套上的网格始终悬在班卓的额头附近，她困在其中，难以视物和呼吸。

夏季的阿富汗，热浪滚滚。行走一段时间后，班卓汗出如浆，昏迷过去。

醒来时，她被一名阿富汗女人抱在怀里，女人正在用杯子给她喂西瓜汁。一旁，卖瓜老人频频向她投来关切的目光，见她醒来，老人让女人又拿来一片西瓜，让她小口吃了下去。

这次中暑以后，班卓决定不再穿着布卡。它给班卓带去的不适感，主要是其使用体验上的，然而当其他文化语境的人们讨论起布卡，更倾向于把它的“不适”与“衣着自由”联系在一起。

我们聊起阿富汗女性的境遇，这是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旅行途中，班卓频频被旅馆拒之门外、被行人骚扰撞击，她几次被惹恼，甚至不得不向对方怒吼起来—所有麻烦的根源，仅仅因为她是个独行女性。

在阿富汗，成年女性在男性陪同下才能出门。一次，班卓想出门逛逛，留宿她的女主人纳莉亚听闻，大惊失色：“没有沙赫伯（女主人的儿子）陪着，你怎么可以上街！”

纳莉亚示意女儿把班卓的鞋子藏起来，以防她独自出去。她的儿子沙赫伯尽管只有15岁，他却拥有家中其他成年女子都没有的行动自由。班卓只好留在家中，等男孩放学。

终于，沙赫伯回家了。班卓和他一起前往集市。

就当他们穿梭于集市之中时，一名推着自行车卖冰棍的男子在不远处窥视并尾随班卓。他突然靠近，用不怀好意的目光透过布卡去辨认班卓的脸，并伸手去扯她的外罩，嘴中嘟嘟囔囔。这个男子大概“辨认”出了罩袍下是一个外国女人。

直到班卓踉跄跑开，抵达沙赫伯身旁，男人才悻悻站定，不再继续施行骚扰。而这就是阿富汗女性所必须遵循的生存规则，必须走在某个男人身旁，处于他“不可侵犯的尊严范围之内”，才不会在街道上被别的男人轻易冒犯。

对他者的投射

走在路上，班卓有时候会觉得一阵恍惚。

她时常会想，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在这里生活？他们如何成为了他们，我又如何成为了我？

在印度的火车上，她曾看见一个肤色乌黑的小孩儿像泥鳅一样趴在地板上清扫垃圾，坐在自己扫出的垃圾堆上，伸出乌黑的小手向人要钱。在柬埔寨的空调中巴上，她看见几个小孩在路边的泥潭中游泳。巴士驶近，他们从泥水中钻出脑袋，在遗留着弹坑的简陋道路旁，呆呆望着这些载满异国游客的车辆疾速驶过。

而在阿富汗的时候，一个名叫德娃的13岁阿富汗女孩曾坐在班卓身旁，手中捧着书，愣愣地大睁着眼睛“看”书。德娃没上过学，并不识字，阿富汗女性大都是文盲，塔利班掌权之前，识字妇女在女性总人口中也不到1/5。因为贫穷、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德娃还是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德娃有时候会把书拿反，班卓不忍心去纠正她。望着她捧起书本的样子，班卓心中屡屡泛起酸苦。

而这些令人心痛的场景，一度让班卓因自己的游客身份而感觉羞惭。在书中，她曾叩问自己究竟可以为这些人们做些什么，最终却发现什么也做不了。这种心痛似乎变成某种“廉价的同情”，令她自我厌恶。

我问班卓，她后来是如何面对这种羞惭的？这种羞惭无处不在，只要一个人还在关心远方的哭声，就必然永远与之为伴。

班卓说，她现在对此的理解是，这种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本质上依然是自我想法对他者的投射，并不是对方真正的感受”—这是人类学研究后来给予她的崭新视野。

“贫穷”只是一种概念，某种程度上，它们就如“现代化”这个术语一样，以一种经济和社会标准作为预设前提，把全球民族划分为发达的和欠发达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两大部分，并不假思索地认为，凡是低于这个标准的社会就是停滞的、失败的社会。

阿富汗就是一个在此价值体系中远远落后的国家。一直以来，阿富汗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其政权体系基本上由互相冲突的党派、军阀、民族、部落等混杂构成。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一直试图主导阿富汗政治制度构建的进度，将西方政治制度移植到阿富汗，这其中隐含的逻辑起点便是：只有西方式的国家才是现代的、“正确的”，而部落社会则是“落后”“愚昧”“非正常的”。

与个人的羞惭相似，这是一种现代价值观对他者的自我投射。

于是，当一个传统部落社会被突然卷入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和风云诡谲的大国博弈之中，并始终“处于这个格局中的最底层，被反复挤压”，它对世俗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激烈反抗便继而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