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玫瑰（短篇小说）

窗外的树叶摩挲风的脚踝，总会让我误以为下雨。屋里亮堂堂的，她站在我面前，正在雨声中沐浴日光，眸中闪动普罗米修斯的火光。她又跟我谈论古罗马，万神殿在我们之间欢快地奔腾跳跃，我有一种上去吻她的冲动，要去把凯撒堵在她喉咙里。所以我问她，介意我吻你吗？她很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责怪我打断她的演讲，或者我毫无水平的提问。

没关系，长官，凯撒同志大概不介意。

我们吻了大约两分钟，过后她说，赵红卫，你发情起来毫无征兆。我说，妈的，你一提古罗马，我就想吻你。她问我，你是爱我还是爱古罗马？我抱着她说，你他妈就是维纳斯。她把脸埋在我颈项下，声音闷闷的，我觉得还是阿佛洛狄忒更好听。我将她的头发揉得更乱，笑说要不要来点刺激的。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正闪着光。

我问她，好女孩会这么草率吗？

她说，我不是好女孩，我是阿佛洛狄忒。

这是我们第二次会面，我们打打谈谈，分分合合，协力推动两次高潮到来。分享过胜利的喜悦后，她跳下床开始穿衣服。我伸展肢体，深深吸了口气，有点目眩神迷。此时她彤颊如绣，长发垂在乳房上，连脚趾都在散发生命的气息。

维纳斯，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吗？

她安顿好乳房，回过头告诉我，晚上约了人。

男朋友？我随口问道。

My Vulcan.她穿上外衣，把头发拨弄好，又变成一朵摇曳着花和刺的玫瑰，叶子上沾着洁白的月华，纯洁得仿佛刚刚同我交媾都是我不切实际的意淫。我陷入巨大的空虚，没听见她跟我告别。她等了一会儿，就先走了。回过神时，房间里只剩我自己的气味。我挠挠头，从床上跳下，不承想右脚砸到一个硬邦邦的小东西上，疼得我骂出了声——我操！

先抬起脚照看一下我的脚掌，再俯身捡起那个罪魁祸首。是一枚银色的女戒，大概是她的。

我将戒指举过头顶，仔细打量着，一时竟不记得她有没有戴戒指，倒是看到戒指内圈模模糊糊地刻着几个单词：Rose in Rome。

我摇摇头，下意识想把戒指揣到兜里，才想起目前还一丝不挂，只好先弯下腰捡衣服穿。

晚上老右来串门。众多发小里，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老右，他思想觉悟低，家庭成分不好，长得也对不起革命群众，但鉴于我哥死后那阵子，他是唯一愿意搭理我的，当时我只好暂时和他组建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团结，就这么一路团结至今。他是来贺喜的，为了我即将到友谊小学当语文老师的事儿。因为这小子上门的时候还拎了两瓶酒和一只烤鸭，我只好照规矩把他请进门。

进门来他就直奔主题，说，恭喜恭喜，红卫当上人民教师了，光荣啊。我摆摆手，说当个臭老九没啥好恭喜的。老右马上反驳，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错误认识，红卫，你思想上要拨乱反正，不要背历史包袱嘛。我说，那你思想进步，干脆也来我们学校跟我一起服务祖国的花朵吧。他摆摆手，古人云，若得水田三百亩，来年不做猢狲王，赵老师，我觉悟低，扛不动这重担啊。我冷笑一声，说，你觉悟是低，还想着找谁要水田三百亩，怕是地主老爷要反攻倒算来的啊。他赶忙说，开玩笑，开玩笑，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改掉这掉书袋的臭毛病，哈哈，我自罚一杯。说着，他开了一瓶酒，倒满一杯。我看他仰头灌酒，说，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不是一杯酒能摆平的哩。他放下杯子，一张笑嘻嘻的脸凑过来，这不是拨乱反正了嘛，我可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拥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倒是你，现在思想可有点落后啊。

我突然想到她裸露的脊背，和老右呛声的兴致顿无。他见我不说话，也不计较，拉我坐下，说，白首相知犹按剑，你丫肯定憋着劲儿砍我呢，天天给老子下套。

我坐下来喝了一口酒，说，老右，我要结婚了。

这句话有雷霆万钧之势，老右正夹着一筷子鸭肉，闻雷失箸。那块肉掉到他的酒杯里，顷刻醉倒了。真的？他问。我掏出戒指，向毛主席发誓，她都把戒指留给我了。他把筷子摔在桌子上，这么先锋派呐？这妞……不是，嫂子叫啥啊？啥单位？你们怎么认识的？我摇摇头，把戒指揣回去，说，不知道，我今天才见她第二面。老右瞪大了眼睛，半晌才说，红卫，我错了，你可一点不落后，你他妈是时代的弄潮儿。他喝了一口酒，抬箸把那醉态难看、趴在杯底的鸭肉夹起来，送进嘴里狠狠咀嚼。

她叫维纳斯。我叫她维纳斯。

老右还在咂嘴。

我枕着维纳斯的头发，轻轻啮咬她的鼻子，她睫毛轻颤，抿着两瓣玫瑰样的唇。我放开她的鼻子，头颅逐渐远离。她看着我，眼睛里映出波光粼粼，双潭皓月如梦似幻。我问她，太阳落下了怎么办？她说，还有月亮啊。我摇摇头，月亮是冷的，白的。她笑着说，白的也好，纯洁。她还说，不是小好，是大好。她又指着月亮说，月球表面都是坑，但是绕着地球转。太阳是让地球绕着它转。太阳不是为了地球才燃烧的，她补充道。我反驳她，可没有太阳，地球就完蛋了。她不解地看着我，说，没有太阳，地球也不会完蛋的，完蛋的只是我们。我摸摸她的脸，问道，维纳斯，你的万神殿呢？我现在不当维纳斯啦，她笑嘻嘻地说，我是阿佛洛狄忒。我看到她的脸逐渐扁平下去，身材变得干瘪，眼窝深陷，头发落满一地。变化飞速朝着老右的方向进行。老右看着我，脸上还是笑嘻嘻的，红卫，历史要发展，人也要发展，要向前看，只能向前看。

我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才发觉不知何时，我和老右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老右狼狈地瘫在我对面的椅子上，鼾声已雷鸣。我一摸口袋，戒指还在。外头天蒙蒙亮，我面对一桌的杯盘狼藉，有些茫然。我踢了对面老右两脚，他岿然不动，倒是我自己的头忽然痛起来，于是我只好暂时放弃叫醒老右的打算，做战略撤退。我尽力控制脚步，不让它们摇摆，以免我的行动路线发生大的偏差。我就这么艰难地退回房间，把老右和他的鼾声丢出脑海，睡死过去了。我在神志清醒的短暂时间里所记得的情况就是这些。

当我再次醒来时，我看到外面天又黑了，我身上盖了毯子。喊老右，没有回应，于是我只好起身走出房门。对面墙上的时钟提示我此时已是下午三点。时间倒退了。我和老右一起战斗过的地方已经被拾掇得干干净净，餐桌上摆着一小锅粥，早已冷结，旁边是两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底下压着一张字条。我没找到老右，于是先走到桌前，把钱从字条上挪开，捡起字条。

字条是老右留下的，他嘱我吃点东西，附了“祝双喜”的真金白银。

屋子里静极了，我听见指针在表盘上游弋，一丝不苟。一阵生活的迷茫偷袭手足无措的我。我并不觉得去小学当个教书匠很光荣，但是时移世易，不得不如此。我十几岁的时候，总爱带着羡慕的眼神打量一身亮堂绿军装的哥哥，他戴着那红艳艳的臂章，去战天斗地，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他们朗诵毛主席的诗篇，结队去各地串联，好一派少年英雄的意气啊！在我还只是为一个新语录包朝思暮想的时候，他们早就有滋有味地去“大有作为”了！我现在把这些陈年的思绪捡起来打量，好像在看上辈子的事儿，当我对返城的哥哥问长问短、充满向往的时候，他或许无数次地躲在角落哭得狼狈，又不敢发出一点声音。那是受伤的兽在呜咽，是爱和怨交织在一起时催下的泪水。他的虔诚突然不合时宜起来。

我把粥放到灶上加热，望着欲沸的锅，无所事事地痛恨自己。人怎么能活在梦里呢？人只能活在粗糙的、离梦十万八千里的现实中，人只会把一切搞砸，就比如把梦变成冰冷粗糙的现实。

但她不一样，她的眼睛早已坦白了一切。那双眼睛和他们一样纯粹，那副表情和战斗英雄的神色一样真诚。这是个英雄破碎的时代，纯洁的翻作污秽，高尚的转而卑微，宏大的成了最让人不屑的虚伪。但她是真的，切切实实存在于人间的，她不是墙壁上的宣传画，能被人涂抹的，她也不是纸面上铿锵又脆弱的字句，能被人遗弃的。所以，我必须找到她，让她跟我证明。也不只是向我证明，她应该站在罗马帝国的瞭望台上，用她的眼睛注视全帝国的公民。她要用眼神向世人宣告，她要告诉她的人民，她的追随者们：人是可以与梦想和平相处的。

这么胡思乱想着，粥沸了。

我总在幻想，当我下次出现在我们初遇的那条街时，又能巧合地看见她。于是我每天绕远路上下班，为了不经意间和她重逢。每当我看到远处的她，心都止不住雀跃着。但当我走近她，她又消失了。好吧，哪有那么多巧合，实事求是地说，我只是邂逅着一个又一个的路人。

日子还要继续过。当个小学老师，听着平淡，其实还挺累人。孩子们眨着眼睛，提出各种古怪的问题，加上他们让人无法招架的活力，我根本掌控不住。跟老右说这事儿，老右就笑我小时候也不是省油的灯。老右现在又去南边了，这次好像是广州。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这话倒是对的，我小时候确实不是省油的灯。

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童年好像是火车的始发站，随着时间的列车越走越远，它消失在光的尽头，只留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残余，招惹无根的乡愁。我小时候和老右并不亲近，虽然他家离我家不远，但我从未去他家串过门。我蹭过朝阳街几乎所有家庭的晚饭，当然坏分子除外。老右家就是坏分子，他的一个堂叔镇反时就被打成了敌特，他父亲又是“摘帽右派”，他家的人自然是不能接触的。但是从前最让我不理解的是，我竟然发现，我的父母在偷偷地送东西给老右家。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义愤填膺的我冲上去，打掉老右接过去的那半颗水果糖，从此老右再没接过我父母给的任何东西。

水果糖！那是朝阳街的稀罕玩意，只有过年时，有的阔绰的亲戚会送来一点。但是他老右，他一个黑崽子，他凭什么吃人民群众的糖，凭什么无产阶级用光荣劳动生产出来的糖，他能坐享其成？这不是剥削吗？当然，这些激扬文字的批斗词语，我那会儿还没掌握。那时我的愤怒，出于孩童那因朴素而倍加险恶的嫉恨。

那次送走老右，父亲压低了嗓子训斥我，大概是怕哥哥听见吧。那压抑的声音透着悲凉，父亲告诉我，老右的父亲是个大好人，当年要不是他，现在就没有我了。父亲说，我母亲怀我时，要不是老右的父亲帮忙，我和我母亲都活不下来。父亲眼中的火苗一下冒得老高，又转瞬熄灭。他的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乌黑中夹杂浑浊，浑圆冰冷。我讲的这些事，你不要告诉哥哥。说完父亲就走了。我无意识地点点头，随后感到很委屈。

朝阳街的家已经整个被吞噬了。哥哥死了。然后，父亲死了。正赶上国丧，我和母亲臂上绑了许久的黑纱。“四人帮”倒台，母亲改嫁，带着我搬出朝阳街。我随继父改姓赵。

他当时问我母亲，好时代来了，要不要顺便给我换个名字？母亲深深地看着我，摇摇头说，算了吧，红卫这名字，还是他哥哥起的。

我的名字，也是哥哥的遗物。他的五官早已在历史尘埃里模糊了，声音却依旧清澈响亮。我还记得，那天哥哥刚回来就一把抱起我。他告诉我说他退出了，被队长指着鼻子追骂包，但是他不干了。文攻武卫，谁爱去谁去吧。他反复念叨着这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才恍然猜测，或许哥哥并不是在和我对话。

那之后，哥哥脸上的阴霾并未扫除，整个人反而更显阴郁。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练书法，母亲为他收拾房间时，曾看到满桌散落涂写“待死”的纸片。对他的死亡，我们心照不宣。

果然，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在出城时被打死了。

也就是一颗子弹的事儿。哥哥曾轻蔑地说，再猖狂的反动派，本质上都是纸老虎，挨不过无产阶级的铁弹。他说这话时，我还不晓得何为子弹，于是他从兜里掏出一枚弹壳。那块金属上，似乎还残留着火药的气味。他把弹壳高高举起，我看着他站在尘与光之间，像个英雄。这一幕就此烙在我脑海里，任怎样天地翻覆，也抹不掉了。

北京入秋了。那些过去整日凯歌高旋的文人们，如今伤春悲秋得愈发娴熟老练。看朱成碧，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到点了，合上杂志后，我拿起桌上的一堆文件，镇压这些浮皮潦草的形容词，然后收拾东西，下班回家。

窗外残阳如血，血光四溅。

这是秋天的夕阳。这是夕阳下的北京。人来人往的街头，一支自行车队叮叮当当从我身旁射出，他们看见我的脸，同时我也看见他们的脸，然后转眼将对方忘却。

走到楼下的时候，对面小卖部的阿姨叫住了我。

“红卫啊，今天下午，有一位姓严的男同志来找你，让你回来以后给他打个电话。”阿姨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仿佛这个叫赵红卫的小学老师，私下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似的。我只好礼貌向她致谢，过到马路那头的公用电话亭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