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写作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天旋地转，一动就呕吐。”

这几天，叶兆言职业病犯了，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他颈椎疼。几十年来，从未有过这类状况，女儿叶子给他买了一个颈椎保护罩，戴上后颈椎不疼了，但还是无法坐下来写作，只能在工作室走走，围着书架转几圈。

“去年犯过一次眩晕，天旋地转，一动就呕吐，也不知什么原因，检查没什么问题，但内心有种恐惧，要是影响写作该怎么办？今天小孙女在练毛笔字，我陪着她练字，写几个字试了一试，突然感觉不舒服，我怀疑是低头写毛笔字的关系。反正就是颈子不能动，支撑在这。我咨询圈里作家，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

2022年，叶兆言正式从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的岗位上退休。6月9日下午，江苏省作协给叶兆言开了一个退休座谈会，这是继去年周梅森退休后江苏省作协举办的第二个退休座谈会。

从1978年上大学，叶兆言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写下了《枣树的故事》《追月楼》《夜泊秦淮》《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马文的战争》《陈小民的目光》《艳歌》《花影》《花煞》《南京人》《很久以来》《南京传》《刻骨铭心》《通往父亲之路》《仪凤之门》等代表作……

到2024年1月为止，叶兆言出版了五卷短篇小说集、八卷中篇小说集、七本非虚构作品集和十四部长篇小说，以职业、勤奋、高产，在写作上不断突破自我，艺术上进行大胆创新试验，被文学界的作家和评论家称道。

“文学对大部分人来说，再不是一块名利成功的敲门砖，而是一种救命方式。文学可以挽救失意的心灵，文学属于弱者，是为失意者准备的。一个失意的人，觉得日子了无生趣，可他突然发现文学能安慰他的灵魂，他体会到了文学的美妙，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对新闻媒体和文学研究者来说，很多人都爱提及叶兆言背后的文人家族现象。中国的文学史，在明末，苏州曾出现叶绍袁、叶燮、叶小纨、叶小鸾等“午梦堂”文学世家。三百多年后，同样是苏州，又出现了一个叶圣陶，叶至善、叶至诚、叶至美，叶三午和叶兆言，叶子的文学世家，四代人与文学结缘，在国内还是唯一的文化现象。

虽然媒体和研究者们合力对“文学世家”和“四代文人”津津乐道并进行传奇化包装，但他只是把外界的溢美之词当作一个被动的事实来确认，从未主动提及或当作荣耀。在电视娱乐节目上，叶兆言坦然承认，他与叶家不存在真正的血缘关系。

叶兆言不断解构外界讲述的“传奇和神话”。“我们叶家确实有热爱读书、热爱写作的传统，但这不是主观愿望上的代代相传、专门去做文学家。叶家四代人中，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如果我可以算一个专业作家，那么，爷爷叶圣陶、伯伯叶至善、父亲叶至诚都是业余作家，而伯伯叶至善是家族里知识十分丰富的人。

“相比之下，父亲叶至诚书生气十足，文学道路非常曲折。他读中学时就表现出了文学才华，刚发表作品就引来不少读者的喜爱。后来，他被打成右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的写作才华被扼杀了，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写那种永远也写不好的剧本，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被平反后出任《雨花》的主编，他的文学生命才迎来第二个春天。

“到我这代人，也是阴差阳错，走上文学道路的。我们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和电视机，国家取消了高考，没有大学可上，唯一的娱乐是看闲书读小说，背唐诗宋词和古文。现在回过头来，坏事往往也可以变为好事，我认识的人当时写大字报练毛笔字，成了书法家，有人因批林批孔研究古汉语，最后成了古文学者。

“到我女儿叶子，虽然她获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春天文学奖，但她太忙了，在南京大学任教，除了上课，要发表论文，争取重点研究项目，按照规定申报评职称，压力太大，还要顾及家庭生活，没时间写小说了。”

叶兆言更愿提及堂哥叶三午，一位早逝的诗人在“文革”年代创办的文学沙龙对他的直接影响。1974年，叶兆言高中毕业后去了北京，住在祖父叶圣陶的家。

堂哥叶三午的客厅聚集了北京的一批文艺青年，北岛、阿城、多多等人都是常客。“诗人最多，有作曲的，有唱歌的，有画画的，有摄影的，还有研究哲学的。一些显然是风流潇洒的公子哥，一脸的八旗子弟样，一些却像乞丐，衣衫褴褛，只差随地吐痰擤鼻涕。这些人都是野路子，是诗人一定颓废，一定朦胧，画画的离不开一个怪字，都喜欢留长发。言谈时，最擅长的一句话：这哪是诗，这哪叫画！”

在那间与世隔绝的四合院西厢房，在诗与音乐中，17岁的叶兆言萌生了最初的文学梦想——“做个像多多那样的诗人，写很多很多的诗，满满一旅行包，拎着到处走。”大量对西方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让他还没写作就确定了写作的原则：“最初接触文学，我的文学观就要与众不同，要独特有个性，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拼命做到不一样，要‘不俗’。”

叶兆言是一个少有的学者型作家，在喜欢读书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又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除对现代文学的历史了如指掌外，他还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尤其感兴趣，这使得他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找到了开阔的道路，不管是写当代生活，还是历史题材，他在这两条路上并驾齐驱、游刃有余，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世界。在写小说之余，家学渊源和精神传承，大量的阅读和学术训练，加上专业学术背景铺底的散文随笔，和这几年发力的非虚构写作，大大拓展了叶兆言的写作空间和艺术世界。

叶兆言的好友们提到他，印象最多的词是勤奋。“文坛劳模”是大家对他的尊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他独自在文学的马拉松赛道上奔跑四十多年，至今不曾停歇。

“祖父一辈子在做编辑搞出版，为他人做嫁衣，他只用5%的时间和精力写自己的小说；父亲花的时间更少，除写了几个剧本结集出了书，一辈子为自己写的文章只有几十万字；大半辈子都被政治运动耽误，到我这代人，社会正常了，我拿出了人生95%的精力写作。和他们相比，我是幸运儿，在写作上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叶兆言说。

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说，叶兆言是江苏最勤奋的作家，为人谦虚、厚道，除了读书、写作，他对名利无所求。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参加活动，他都会带着笔记本电脑在清晨写作，完成每天的工作量。

“很多时候，写作就是一种等待，比如写了很好的句子后，可能很长时间在考虑下面应该怎么写，你已有下面这句话，但你不愿意写，你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很可能一个小时后，你还在写原来的那个，但这一个小时却是很重要的。写得顺，一天能写1500字，写得不顺，一天只能写800字，习惯了。”

即使在退休后的这段时间，他也写出了一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部还没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已创造一个纪录，在他的14部长篇小说里，是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这部时间跨度达70多年的长篇小说，写得非常顺利，整个小说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写作状态前所未有地好。

“我的写作跟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没有多少区别，我习惯每天打考勤。写作时，要保持平常心，这是一种非常机械的劳动，你不下地劳动，根本出不来活儿。

“2024年，我67岁，对于写作，作家退不退休，只关乎能不能继续写。到我这个年纪，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你喜欢什么职业，而你恰恰能从事这个职业。我常常以惜福的态度对待写作，那些所谓的热闹、名利诱惑，已完全不重要。”

退而不休的生活

张英：你65岁，从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的岗位上正式退休了。

叶兆言：我这辈子幸运的两件事，一是考上大学，二是当了专业作家。这两件事于我个人的命运非常重要。

张英：现在，还去马鞍山的工作室封闭写作吗？

叶兆言：不去了，我不会开车，也是一个没有产权的房子，基本处于放弃状态。我现在住南京长江边上。

张英：可以做公益项目，把你的书搬去，做当地的文化开放空间。

叶兆言：很难讲，工作室的房子没有产权，不知哪天会变成违章建筑，给拆掉了。

张英：文人都有一个桃花源的归隐梦想。我也想过，和几个作家朋友去海南买房养老，后来发现年纪大了，要看病、购物，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城市比较好。

叶兆言：说白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居所，有第二个居所是不现实的，除非距离特别近，在城区附近。别墅这个词挺好，别墅就指第二居所。现在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流动的别墅，你想到哪去，租个房子就行了。没必要买房子，否则会变成负担，尤其在房子不升值的情况下。

张英：你是学者型的作家，专业出身，阅读量大，写作有自己的规划。不管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还是散文随笔，数量都不少。但以长篇小说为多，已发表13部长篇小说了。

叶兆言：13部。挺宿命的，13这个数字很重要，《花影》也算在里面。《花影》原先是中篇，后又算长篇了。我新完成的长篇小说，是第14部。

张英：你有点像宫崎骏，每次都说要退休，结果在家又闲不住，搞出新的电影来。

叶兆言：哈哈。我随时都可能是最后一部了。你想想，67岁，确实老了。父亲66岁走的，当时我觉得他特别老。那时他每写完一篇文章，包括散文《追念母亲》，让我提了意见，再拿出去。他已没有信心了。

张英：和我父亲一样，他初二就发表小说，然后“文革”爆发，文学杂志基本停刊，文学道路就断了。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做新闻记者，父亲非常失望，觉得新闻记者地位低，总在采访别人。我后来跟他讲，我没太多写小说的天赋，我做个最好的记者，比做一个三流小说家，是不是要好一点？

叶兆言：当然。做行业中最好的，才最有意思。

张英：这一点你有遗憾吗？比如叶子，是大学老师，她具备写小说的潜力，也发表过作品。

叶兆言：不能这么说，必须得写出来再说，没有具备不具备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对叶子懒得管，她写论文或写小说都无所谓，没必要给她那么大压力。她比较争气，读书考试的分数始终让父母满意。中学时在美国待过一年，读完本科又去复旦大学读硕士、博士，再回南京大学工作，她挺独立的。

张英：你已是爷爷，会给女儿和孙女挑选书吗？

叶兆言：我感觉到年龄的差距，因为对当代外国文学，女儿比我了解。我和女儿在阅读上差异很大。作为父亲，有时我觉得她还不够努力，但女儿在同代人中，读书算非常认真的了，我不存在和女儿讨论去读什么书的问题。外孙女读什么书，我不管，那么小。我读书很杂。父亲在读书选择上也是杂读，什么书都喜欢，我们一起看金庸，看得津津乐道。对文学地位，作者是谁，他都不太在乎。

张英：你担心写作的家族传统断掉吗？

叶兆言：我不担心，这个传统已经断掉，很正常的。

被领养的孩子

张英：嵊州的地方志，你作为家乡文化名人，收入了你的简历，和你的生父（指叶兆言先生的生父郑重，又名郑仁苗、臣淼，生于1914年，逝于1959年）放在了一起。

叶兆言：是吗？应该是父亲也写进去了。他的经历是一个传奇故事。那边大家族的历史，我知道得少，大致知道亲生父亲郑重的过往。他的人生和抗战有直接关系。最早他是老家的保长，抗战时期，乡村要做战备工作，相当于后来搞的民兵队。他还到南京参加过军训，在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基层行政人员，保障车队的安全。1939年，日本人到了绍兴，国民政府的机构西迁，他就跟着共产党抗日。国共合作，开始没什么武器，主要任务是收编土匪，一致对日作战。他所在的武装，是当时第一支武装，属新四军游击队中的一支。他加入了共产党，战争时受过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协定，所有新四军都要撤到苏北去，他接着参加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他1959年逝世，根据相关规定，在战争期间受过伤的人，死后算烈士。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小孩，是有抚恤金的。

张英：与浙江那边的大家庭，还有联系吗？你去看过那边的哥哥吧。

叶兆言：有，两个哥哥都在杭州生活。我是因为父亲死了，才被人领养的。我亲生母亲说，结婚后一直未生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条件好了，连续生了三个儿子。最早在苏北淮阴生了一个，叫郑生淮。他调到苏州工作，又生了一个，叫郑生苏。到南京后生了我，给我取的名字叫郑生南。亲生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我两岁他就去世了。这些事我过去都不知道。当时他是干部，住一栋小楼，两家人合住。另外一家人，是南京文化局的领导。领导的太太对母亲说，你们家三个小孩，生活压力太大，不如送掉一个。正好养父（叶至诚）、养母（姚澄）没孩子。据说养父是想领养一个女孩，看到我时，发现这个小孩趴在地板上，于是就抱了起来。小孩紧紧抱着他，不松手。他们觉得挺有意思，就把我抱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