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刀行（散文）

1. 宿命或因缘

在没做理发师之前，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干上这个营生，并且眼看还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再也站不直腰、拿不动刀剪的那一刻。刀藏于刀匣，刀的使命就是用来切割、刮剃，用隐藏的锋芒直面一切相对应的事物。剃刀也算是刀具的一种，自从诞生那天起就担负起清理毛发的作用，需要其锋芒，需要其始终如一的锐利与轻柔，在手起刀落的刹那与肌肤擦肩而过，用彼此心领神会的语言安抚忧伤与疲惫，慰藉一个在尘世游荡的灵魂。

这需要一种契机，或者说一种宿命或因缘，让我在某一时刻与理发师这个俗之又俗的身份发生了际会。

木匠爷坐在阴影中，日光西斜，致使透过门口的阳光发生了偏移，三哥和另外一个人坐在日光下，并不强烈的光线落在三哥脸上，映衬出几分愁闷，也有几分不甘。那个人是来要债的。三哥盖养鸡场，春天欠下的砖钱到了冬天还没有还上，就有人来催债了。木匠爷是窑场的常客，很多年来的木匠活都由他来负责，我父亲也是木匠爷的徒弟之一，在身体尚未垮掉之前是木匠爷的得力助手，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我想，如果我父亲没有偏瘫的话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木匠，或者说我们兄弟四人中也会有人继承父亲的衣钵，而不至于在一段漫长的时光中没有一门可供糊口的手艺，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在乡村黑白的光影中徘徊游走，独自成长。而眼下，三哥需要向那个前来催债的人说尽好话，说春天进来的鸡苗死了大半，后来又遇上鸡瘟，一年下来几乎颗粒无收。催债者再次接过三哥递来的烟卷，用另一支即将燃尽的烟蒂引燃，伸了伸那条木制的假腿说，看在木匠爷的面子上再宽限一些时日，窑上要算账，他也做不得主，毕竟不是一个人的生意。木匠爷隐在暗影处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喜色，作为中间人，他有办法让一些矛盾慢慢化解，最后以完美的方式收场。

我恰恰是在这个当口闯入的。看见生人，脸上明显表现出木讷与惶恐，我不知道自己闯入了一个以何为目的的现场，我更不知道一次贸然闯入会与自己发生怎样的关联，甚至如何影响我漫长的一生。

那个装着义肢的高个子男人是我妻子的堂兄，一条腿留在了越南战场，退伍后承包了镇里的砖窑。那次遇见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他把他的堂妹——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介绍给我，木匠爷理所当然承担了媒人的角色。简单的相亲仪式之后，妻子继续在县城的一家美发店打工，我则继续在宏瑞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当某天我发现自己实在对机械毫无兴趣的时候，转而改换了职业，游走在县城小巷中贩卖鸡蛋，用钢镚轧出的假高中毕业证混入保健品营销队伍，以自己都很难相信的言辞凿凿向别人推荐那些身份暧昧不明的液体或药片。

直到某天，我跟家里人说，我们要开自己的理发店，在县城。这马上遭到了三哥的反对。在乡间，理发师是一个隐晦的词，在传统意识中剃头匠永远与替人守坟者、吹丧人为伍，等同于下人，等同于一个不在乎自己名声的人。我甚至没有留下商量的余地，在三哥的再三反对下，执意把刚刚交到妻子手中为数不多的彩礼拿来做了租房和购买工具的本金。理发店很快就开了起来，一家小店，距离木材厂很近，距离县城繁华处较远，所以好几个月生意并不见起色。好在我并没有闲着，除了卖保健品之外兼职帮一些厂家入户派发宣传纸，或者站在十字街口向行人手中塞小传单。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命运所蕴含的苦涩，如果一个人失去所有的依靠，那么也就是他开始成长的时刻。父亲的死，一方面让我和母亲忧伤不已，到最后闭上眼也没能看到我成家，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母亲虽然渐渐老迈，但总算还能照顾自己。妻子也一样，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父亲死于一次乡村事件所引发的精神失常，在一次聚会中陷入自我压抑纠缠的漩涡——那是一场酒事，他在喝完酒之后忽然不明的这次聚会的具体意义，一没有拿酒钱，二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要喝酒，经过多次揣度把自己悬挂在房梁之上。妻子的堂兄并没有说太多，只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引见，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妻子的理发手艺是在淮南学的，她一个远房亲戚的告诫简单明了，为人打工永远是一个打工者，学门手艺永远属于自己。我见过那位热心的大姨，医药工作者，极早退休，年纪很大之后还考取了药师资格证，租给开药房的人。开在木材厂附近的理发店冷冷清清，不时会有一些搞传销的神秘人士光顾，从手提包里取出光盘，说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致富。我当然不予理会，且在后来所有的劈面相逢中马上就能认出这些人的真实面孔：他们无疑都长着一张张很轻易就能被欺瞒蒙蔽的脸，一双空洞且在说起金钱时永远热情洋溢的眼睛，不分男女老幼，有无知识文化，会在巨大的金钱诱惑下奋不顾身交付自己的所有。我有时会淡然看向这个喧嚣浮华的人世，各色游移的眼神或面孔交替出现，他们是一个个被复制出来的人，在无形的引力或助推之下永远朝向一个虚拟的空间，那里有虚幻的梦想，有属于小人物无知无畏的片面追求，只待一朝梦醒，才发现置身于漫无边际的荒芜之中。

我也是小人物，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似乎就要从大而无边的梦中醒来，从那些在远年课堂上所学的长大后要当科学家、飞行家、救死扶伤的医生或者为了构筑人类美好家园而梦想的若干冠冕堂皇的身份中抽离出来，我只能成为自己，一个尚未或者永远也不能被命名的自己。这样的自己有来自生活的压力与无奈，也有在某个时刻停下脚步反观自己的回望与沉思。

儿子的出世也是一次偶然，也是众多偶然之后必然发生的必然事件。妻子怀孕时我们已经把小店开到了警察家属院附近，那间狭小的铺面属于一个警察家属，一个年老的妇女作为房东接过半年的房租，而后消逝在背景之中。我还在所谓的保健品营销之路上狂奔，偶尔会带一些年轻的男女同事到店里吃饭。差不多的年龄，几乎相同的小人物身份让我们走到一起，不同的是他们或许、一定有着比我更为光明的未来，医药学毕业或者营销专业毕业的学历注定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过渡，类似短暂的实习期过后，他们都会一个个走上属于自己的岗位，而我的身份尚在游移之中。

结婚的时间已经敲定，偶然的怀孕让我们陷入尴尬，那时三哥已经在村委会任计生主任，正在帮我们办理准生证——一个几乎违背自然法则的词，注定在那个年代成为很多人的死结，仅仅从字面上就能读出其中的含义。一辆乳白色面包车停在理发店门口，从车上下来几个人，连蒙带骗将妻子带到了城关镇计生办。天气炎热，电风扇吹出的热风让人更添急躁，打电话，三哥说准生证已经办好，只是还没有从镇政府拿回来；说我们所在地计生人员来也没用，暂住县城而没有在县城备案就具备了计划外生育罚款的理由。那天的我骑着自行车在城乡之间穿梭，好在那些看似只是为了工作而不得已为之的计生人员并没有为难有孕在身的妻子，最后我找到了在县委农办的同村人彪叔，还有在税务局工作的妻子的堂姐夫，交了几百元并未开具任何单据的“食宿费”，才算做了一个了结。我萌生了退意，加之妻子的身子越来越重想要返回老家，在交还钥匙的时候与那个年老的妇女发生了争执，租房的到期日还早，我们想着能否退还部分房租，那个妇女马上换了一张面孔，说我看着就像一个不法分子，每天和一些年轻姑娘进进出出。一霎时，更多侮辱性的字眼爆发出来，让我如芒在背，甚至找不到如何反抗或解释的理由。慢慢明白，这只不过是转移视线的一种，为了某些蝇头小利而祭出的挡箭牌。房租当然没退上，我们默默收拾残局，将所有的工具和物件装上车，黯然返回了老家。

短暂的县城生活结束，甚至在一定层面上我们并没有融入县城一丝一毫，只是作为边缘人出现，而又以边缘人的身份结束，让生活暂时陷入一场不大不小的困局。

我在夜晚的灯光下磨刀，镇街上的人声已经消散于黑暗，一个几可忽略的坐标，甚至你不能准确定位它的经度和纬度。但现在，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就是我的一个小小圆心，在黑暗的某处存在。刀从刀鞘中弹出，在灯光下发出清脆的回响，经过火的煅烧，经过水的浸润，经过时间的打磨，在我的掌心绽放，像一朵无名之花，以其独有的形色绽放于夜色中。磨刀石的纹理细腻，有时不需要更多打磨就可以将一把刀的锋芒唤醒。而我现在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在手握剃刀时竟然微微颤抖。理发是妻子的事情，我还没有达到可以单独操作的能力，更何况，那些挑剔的客人一打眼就能看出一个生疏者的胆怯。正七反三，一把刀不可胡乱在磨石上打磨，这会削弱原本隐藏的刀锋。每一次，我在灯光下举起，查看隐隐的锋芒，有流光划过平滑的刀面，有淬过的火焰等待被唤醒，等待再一次金戈铁马。荡刀布牛皮质感粗大的毛孔隐约可见，只需要在上面轻蹭几下，就像睡醒时的轻吻拂过情人的面颊，就吹毛利刃了，就切金断玉了，就可以提刀夜行了——像一个远古时代的侠客，脚踏风烟走过喧嚣的人世。

我的家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剃头匠，即便在饥寒岁月，也没有谁拜在所谓下九流的剃头匠脚下为师，靠一把锋利的剃刀行走人间。我的祖父粗通文墨，大略也算得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间人物，留下一台未具款识的砚石和一个被虫蛀的木质笔筒，或许他隐约知道，多年以后，他的后代中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像他一样的蹩脚文人，以浅陋的知识走过乡村的光影。我大伯一路逃荒到过湖南，他的子女散落河南、新疆各处，我二伯在一次推倒将要翻修的厨房时被砸死在土墙下，我父亲瘫痪后只剩下半个躯体陪伴我们度过贫寒的光景。父亲想要剃头，又要省下一毛钱，喊母亲把那把生锈的竹柄剃刀拿来，潦草地在粗石上蹭了几下，几乎能听见割草的声音。父亲不喊疼，倒是母亲舍不得下手了，青亮的头皮上留下几道鲜红的刀疤。我对理发几无概念，每当头发长如一蓬衰草时才被母亲喊住，同样是那把生锈的剃刀，在切割头发时留下深如沟壑的疼痛。看我实在忍不住，母亲后来才在剃头匠来村里时掏出一张毛票，让守坟者兼剃头匠刘一刀在我头上刀来剪往。

轮到我了，历史的断面在未显露之前早已存在。而试探的刀锋也将传递到我的手中，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不容退却。

儿子生下来了，以风一般的速度成长，从襁褓到会喊爸爸妈妈，就像时间施了个小小的魔法，让我拥有了另外一层身份。我们的理发店在镇街开张，靠近供销社门口一间狭小的房屋，左边是邮局，右边是一道空荡荡的大门。若在以往，这道门一到交售棉花的季节就人满为患，验级员站在谁家的棉包上可着嗓子维护秩序，水分小、够级别的进，水分大的被阻挡在门外，拉回去等晒干了再来。遭遇几乎和县城一样，理发店开张的半年几乎门可罗雀，是手艺尚不精通，还是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只能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简陋的房屋简陋的设施，看上去要多寒酸有多寒酸。儿子在成长，需要奶粉，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长大成人，才有可能在将来不会像我一样早早成为生活的丧家之犬。

我需要钱，家需要钱，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不得已，原来的某个保健品品牌已成强弩之末，在一次匆匆召开公司例会后树倒猢狲散。我去另外一家公司应聘，有了之前的经验并没有什么波折，就成为办事处在乡下的一个工作站负责人。说是站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就地招聘的正在上学的姑娘。工作站设在一家像农户一样的小旅馆，平常有赶着马车路过的贩卖大米的小贩歇脚住宿，清晨，鸡叫马也嘶鸣，我们骑着自行车开始工作。所谓工作，无非像原先那样入户投递宣传纸，在某个特定的日子以邀请专家之名打着义诊的幌子推销保健品。这样的日子枯燥而单调，但至少保证了儿子的奶粉钱。

但即使这样，最后我还是在某天收拾铺盖卷回家了，惯用的伎俩总会在某天被识破，那些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保健品口服液，并不具备强身健体治病救人的功效。养牛，跟随联合收割机一路南下北上，和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去金乡刨蒜，火一样的太阳在天空燃烧，身体里的水分一点点被挤压出来，甚至躺在小旅馆的地上再不愿醒来，去县城玉米淀粉厂扛包，一百公斤的麻袋压在肩上，像是压着一座小山……也许，只有亲自体验过才会知道体力劳动者的辛苦与负累，那些有着质朴面孔的人日复一日在乡间劳作，直到油尽灯枯的某个时刻。所以，与做一个每天在遮风避雨的房间里的理发师相比，我更愿意选择后者。

即便镇街我也同样陌生，小时候有时会跟在母亲身后走很远的路来赶集，牛马市，粮食市，供销社，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后来学会骑自行车，歪歪扭扭来到没有几本书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作文选，回家一看原来是高中阶段作文——我没有辜负那些看起来更为深奥难懂的文字，圈圈点点，几乎每一篇作文都烂熟于心。照相馆、电影院是上了初中才知道的，跟着翻了几次墙头，看了几场电影，眼下已经变成一处空荡荡的所在，尘埃落满座椅，屋顶上破了几个窟窿，有直直的光柱照射进来，再无当年的喧嚣与回声。

树挪死人挪活，我决意在镇街上留下来，哪怕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也愿意将理发进行到底。这时的门店已经改换到一条稍微繁华的街道，与一家小磨香油店毗邻，伴随电磨喘息般的声音，一缕缕异香弥散在空中。房间虽更为逼仄，但距离上一家理发店刚刚搬走的时间并不长，一些固定的客源还会找上门来，也就有了比原来稍多一点的微薄收入。农忙时节，我和儿子在家，种花生种玉米，三岁的儿子在我身后种小浣熊饼干。我说，儿子，别祸祸饼干，那是吃的。儿子仰起小脸，长饼干，会结很多饼干。日子捉襟见肘，我带着他在河滩上捡拾木耳和蘑菇，木耳在探听风声，蘑菇升起帽盖一样的小白伞，知了在大雨之后此起彼伏地嘶鸣，日子的背景是一幅并无太多生动光影的黑白底片。

从县城到镇街，从棉花收购站毗邻的地方到小磨香油店，我们走出了一条颇为复杂的下降式坡路；或者说并没有，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出行与回归，从他乡到故乡，最终伴随在土地侧旁，家的侧旁。母亲的年岁越来越大，在经过一次有惊无险的疗愈后，身体反而显得比原来更硬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