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贡(随笔)
作者: 郑骁锋明永乐十二年九月,榜葛剌国,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国王赛弗丁贡来的一只动物,轰动了整个大明帝国。
根据时人的描述,此兽“身高五丈,麋身马蹄,肉角黦黦,文采焜耀,红云紫雾,趾不践物,游必择土,舒舒徐徐,动循矩度”,几乎每一条都符合文献中关于“麒麟”的记载。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瑞兽,居然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进京途中,到处引来围观,南京城里更是家家户户焚香礼拜,争先恐后地高举着豆饼和草料,希冀能引得麒麟在自己身前垂一垂头,以分沾些许福气。翰林学士们更是激动万分,不眠不休,连夜调动最庄严的典故、最华丽的辞藻,用各种文体,多角度全方位地歌颂这一旷古盛事。
这次进贡被朝廷画工绘成了图谱。不过,在今天,就算小学生也能轻易看出,图中那只令大明举国疯狂的所谓“麒麟”,其实只是一只长颈鹿。
以当代动物学知识,这只长颈鹿的出现,不无诡异。
长颈鹿只生长在东非,榜葛剌国根本不出产。
当然,这也可能是这个南亚小国借花献佛。毕竟当时东西方的海上动物贸易已经相当成熟,非洲的猎豹、阿拉伯半岛的马匹、缅甸的大象,都能够长途航运到印度贩卖,商品中偶尔夹带一两只长颈鹿,也属寻常。
不过,永乐十二年之前,该国已经入贡过多次,但贡品中都没有长颈鹿。
很多线索表明,榜葛剌国的这次进贡,有很多策划痕迹,幕后的操盘手,甚至是中国人自己。
上世纪末,西方有媒体称,在肯尼亚发现貌似亚洲人的土著,自述他们的祖先原本是一支中国船队的水手,几百年前被派到这里为皇帝捕猎长颈鹿,但在回程时遇到风浪,船舶触礁,便滞留在了非洲。
这支船队的总指挥官,名叫郑和。
夺位,北征,迁都,永乐一朝,大事甚多。
下西洋亦为其一。
明人所言“西洋”,是与“东洋”(日本)、“南洋”(东南亚)相对应,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一个地理概念,意指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以西的洋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印度洋。
永乐三年六月,明成祖朱棣任命太监郑和为正使,率船队出使西洋,由此开启了一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之后的二十余年间,郑和船队七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总航程超过三十万公里,先后拜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口。
在木帆船时代,这几乎已经达到了人类的航行极限。但西方有一些学者依然认为,郑和的航行要比人们想象的更远。比如李约瑟曾引地图学家弗·毛罗所言,称1420年郑和舰队便已越过好望角;澳大利亚人菲茨拉德认为,郑和很有可能到达过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马来西亚学者祖菲加则相信郑和舰队于1422年到达了南极;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作者加文·孟席斯甚至提出,郑和船队中,有一支分队不仅先于西方发现美洲和大洋洲,还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
或许是过于惊世骇俗,这些观点并未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不过,他们也不否认,关于郑和的航海,的确存在很多未解之谜。
比如,郑和的宝船。
——这支船队的旗舰,也就是郑和乘坐的指挥船,因为装载有大量赏赐给西洋列国的礼品以及列国回馈的奇珍异宝,被称为“宝船”。
浙江绍兴人马欢因为通晓阿拉伯语,曾经作为翻译,三次跟随郑和出洋,他在记录自己航海经历的《瀛涯胜览》中,描述过宝船的具体尺寸:“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折合成现代数据,大概长148米、宽60米,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大。
不妨用更直观的对比。郑和出洋期间,朱棣正在北京大兴土木建造紫禁城,其核心建筑奉天殿,面阔95米,进深47米,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实体,但体量还远远不及郑和宝船。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长315米,宽75米——也只比郑和宝船大出一倍光景。
以此计算,郑和宝船的排水量在8000吨以上,甚至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艘万吨巨轮。
但也有很多学者怀疑,宝船的数据很可能被夸大了。一些船舶专家指出,在郑和的年代,如此巨型的木帆船不太可能出现,至少世界上很难找到能够做这种吨位船只龙骨的木料。还有观点认为,史料所载的宝船尺寸,比例不太协调,也不符合力学原理,就算勉强造出来也无法出海航行。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有关部门曾经计划按照原样重新建造一艘宝船,结果即便是以今天的技术,也未能成功。
今人做不到,未必古人就做不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南京的明代宝船厂遗址陆续发掘出多根十米多长的舵杆,以及能够绞起500公斤铁锚的绞关木,等等,据此可推算出船的长度应该在40丈左右。
有位在清末大达轮船公司工作过的老船工,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年有一种和宝船差不多宽的平底大木船,载货大,航速快,能走八面风,专门用来下海,他们称这种船为“随风相送”。
越来越多的痕迹,指向宝船的存在并非虚幻。
虽然尚有许多争论,但目前大多数专家倾向于,长120米、宽25米,排水量2500吨左右,才是郑和宝船比较合理的数据。
马欢记载的尺寸,或许也建造过,但更像是礼仪船,特别是供朱棣视察时乘坐之用,并不会真正出海。
即使是这样,郑和宝船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了。
中国古船研究学者陈延杭综合了各种资料后,大致复原了郑和宝船的结构:
宝船九桅十二帆,共分八层。最底下一层放置500余吨砂石,以做压舱。二、三层为两个大型货舱,装载物资和补给。第四层顶接甲板,沿船舷两侧设有二十个炮位,中间是随船士兵和下级官员的住所,每人空间可以达到4平方米。四层以上便是甲板,分为前后两部分,前舱为船上水手生活工作的地方,船尾为郑和坐镇的舵楼。舵楼四层,一楼是舵工的操作间和医官的医务室;二楼是郑和等高级指挥官以及随船的各国使节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三楼设为神堂,用来供奉各种神像;顶楼为施令台,调度指挥、信号联络,以及气象观测都在此进行。在前舱和舵楼之间的甲板上,除了火炮、操帆绞盘等航行设施外,还特地留出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间,以作官兵操练演习之用。
值得说明的是,宝船不仅巨大,而且装修极尽豪华。四层舵楼,都是精美的宫廷式建筑,有文献记载,郑和办公的官厅甚为宏伟,头门、仪门、穿堂、侧屋、书房,一应俱全,而且全都雕梁画栋,挑檐上还安装了铜丝编的罗网,防止禽鸟污染;神堂更是令人咋舌,简直就是一座浮在海上的寺庙,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罗汉堂,妈祖殿,院落层层叠叠,满眼金碧辉煌。
如此规模的宝船,在郑和的船队中,不止一艘。
郑和指挥的,是一支极其庞大的混合舰队。每次出洋,除数目不等的宝船之外,还有大量武装及补给船只,少则数十艘,多则二三百甚至四百余艘。按照功能,分为座船、战船、马船、粮船和水船。其中,座船警戒,战船护航,粮船水船运载食品物资和淡水,马船运送战马和军需用品,也可用于引航和救生。
这些船只,虽然规格大小不及宝船,但即使其中吨位最小的战船,也有五桅,18丈长、6丈8尺宽。
遥想当年,前方座船开路,两翼战船扈从,宝船昂然居中,粮船水船随后,马船远近巡弋。漫天龙旗满洋帆影,海面喧闹如市,一支望不到尽头的浩大船队,结队列阵,在黑夜与浓雾中破浪穿行……
仅一只宝船的船锚就有几千斤重,要驱动这样一支船队,所需人员之众可想而知。对此马欢也有记叙:“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书手,通共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
这样的配置,相当于今天美国五艘十万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全部乘员,或者说一个满员的海军陆战重型师外加一个两栖登陆编队。
西方有学者感叹,15世纪初,欧洲和阿拉伯所有国家的大型船只加起来,也比不过郑和的一支船队。
自永乐三年首航之后,郑和一次比一次走得远。永乐十一年,船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抵达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等地。
第二年,处于郑和航线上的榜葛剌国,贡来了那只长颈鹿。
这只长颈鹿,抑或说“麒麟”,入贡的时机,恰到好处。
当年六月,朱棣亲征漠北,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温都尔汗西北),与瓦剌部激战,杀其王子十余、士卒数千人。
洪武开国,蒙古残余势力退回漠北,史称北元,分化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朱棣即位后,为彻底肃清北方边患,先后五次出塞亲征,此为第二次。此役重创瓦剌,令其三十五年不敢犯边。
几乎在朱棣得胜回朝的同一时间,榜葛剌国就送来了麒麟,简直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献礼仪式。
更重要的是,对于大明王朝,这只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象征着太平和仁慈的瑞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代节点出现的谕告。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以今人,尤其是汉人的角度,由元入明,无疑值得欢欣鼓舞。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特别是底层的读书人,倘若不计天灾河患等自然因素,若能重新选择,元顺帝抑或朱元璋,问他究竟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位治下,结论未可得知。
亡,百姓苦;兴,百姓苦。改朝换代,自然免不了尸横遍野。朱元璋坐殿后,没来得及喘口气,便是一轮一轮的屠杀,侥幸保住命的,也被锦衣卫东厂日夜盯着;苦苦熬到老皇帝油尽灯枯,建文永乐叔侄俩却打了起来,又是一通血肉横飞;拉扯四年,好容易分了胜负,还得来一场歇斯底里般的血腥大清算。
从元顺帝后期,直到朱棣即位,半个多世纪,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极其恐怖的政治高压中。而随着朱棣用比乃父还要毒辣的手段,将反对的声音清扫一空后,打打杀杀终于开始减少。以永乐十年为例,细细一数,这年中被诛杀的省部级大员,居然只有一个名叫周新的按察使,天下竟有了几分祥和的意思。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祈祷,大明王朝这无比沉重的开篇,能够就此翻了过去。
紧绷太久的帝国神经,渴望一次酣畅淋漓的释放。臣民百姓,更是需要借助麒麟的名义,来结束这场漫长的噩梦。
那些连篇累牍的颂赞,与其说献予朱棣,不如说祭给苦难。
狂欢一场接着一场。
榜葛剌国入贡次年,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也贡来一只麒麟。
永乐十五年及十七年,阿丹国(今也门亚丁)两次进贡麒麟。
当然,它们同样还是长颈鹿。
而且,它们也都由郑和的船队运回南京。
有记载称,永乐十七年那只,还是郑和使团自己花钱买的。
每次有新的长颈鹿入京,帝国的文坛便会掀起一轮麒麟热潮。南京城中,朝官们更是借此展开一场集体竞技,同一个题目,看谁能翻出最多的花样。
这些创作后来被编成了一部《瑞应麒麟诗》,厚达十六册。拔得头筹的,据说是大臣夏原吉的一篇《麒麟赋》。
有意思的是,这位夏原吉,同时也是一位激烈的航海反对者。
他是永乐时期的户部尚书,帝国的财政管家。
他一边绞尽脑汁在贺表上遣词造句,一边大煞风景地提醒朱棣,这些麒麟好是好,但就是实在太贵了。
据估算,仅一艘普通的宝船,造价至少要五六千两白银。
文献记载,郑和前四次下西洋,支动了“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十年中共提取国库白银六万两。而直到明中期,全国财政支出每年也只需三百万两。
这还不包括对各国君臣使节的招待和赏赐。
——自从郑和出使西洋后,永乐年间,平均每年有七个使团随船来华。
这些使团往往规模很大,动辄数十上百人。毕竟这样全程豪华接送,而且有丰厚赠品的免费观光机会不多。很多国甚至国王亲自带队,浩浩荡荡组团前来。
有人还因此死在中国。
比如永乐十五年,今菲律宾西南部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便率领家眷、官员共三百四十多人访问中国,受到朱棣的隆重接待。不料归国途中,苏禄东王突发急症,病逝于德州,朱棣以王公之礼就地厚葬。王墓今天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