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金边瓷上春（专栏）

一、十三行

对广彩来说，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是个重要的日子。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1757年12月20日），乾隆下令关闭江、浙、闽三大海关。从这一年直到1842年，广州成为唯一对欧洲开放的口岸。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第二年，广州外贸代理洋行十三行应时而诞。

那时的珠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河流，“万国来朝，夷舟蚁泊”，客似云来，货如轮转；那时的十三行，有五千多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有二十五万匠人从事漆银器、瓷器、丝绸、象牙等外销的生产制作，行商们在这一口通商的广州，从事着出口的贸易，让世界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财富，在这个口岸里流转。珠江，日夜喧嚣奔腾的不是日子和水流，而是银子。珠江是银子的江，是财富的江，是大清朝的国之南库的活水。

“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荷兰吕宋英吉利，其人深目而高鼻。织皮卉服竞珍异，海上每岁占风至。”

十三家洋行又称“十三夷馆”，在广州城的西面，濒珠江水滨，并排筑建。馆前各竖一帜，标明国别，即所谓“楼阑粉白旗竿长”。“十三行”，就是清朝政府指定的“洋货行”，是专营、垄断，专做对外贸易，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字，少的时候是四家，多的时候是二十多家。十三行每年向清朝政府提供40%的关税收入。它是桥梁，也是屏障，中外的商人依靠它，而不能逾越它，朝廷通过让渡的外贸权，各自赚取丰厚的利润，外商借助十三行，采购中国货物，开拓市场赚真金白银。外商进到中国时，先将船舶泊停澳门，后由海关和十三行商人共同测量吨位，核算船钞，再由海防衙门拨给专门的引水人，引入虎门，再泊黄浦，尔后十三行出面张罗“唱演神戏”，“劳以牛酒”，让这些番鬼好吃好喝，供“外夷观瞻”，展现上国的门面。

在一些有关清宫廷的影视剧里，我们常看到这样的镜头，朝廷西北打仗了，黄河闹水灾了，陇西地震了……这样的场景中就有十三行捐款的镜头，从1773年至1835年，十三行以各种名义为国家各种事宜捐银460万两。那台面下的潜规则，贿赂给各级衙门，打点的灰色的银两，比这要多数十倍不止。权力的寻租，如下水道，抽空着国家。

珠江是清政府的动脉，十三行就是动脉的泵房。广东官员进呈皇帝的那些洋玩意，紫檀木、象牙、珐琅、鼻烟、钟表、玻璃器、金银器等，都源自这里。

山东嘉祥人、我鲁西南老乡曾衍东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南游广东，在一位许姓通事陪同下，参观了“白饰雕镂，金碧焜煌”的十三行，并受到荷兰“白面碧瞳”大贾的宴请，后有一文《南中行旅记》，集于笔记小说《小豆棚》内。笔记中详细叙写了他在十三行见到的荷兰商馆内外景象以及洋人所用的器具和食物等。

荷兰馆大门外，门卫是碧眼闪闪卷曲头发的番鬼，持佛郎机武器警惕。馆内是西洋情调的日常陈设：猩红地毯、雕花沙发、有诸音并奏的自鸣钟、二三里能鉴人眉目的望远镜；有海洋全图；有花有鸟，贝多罗花、丁香藤、相思鸟、五色鹦鹉；还有璎珞露垂的水晶灯和短小的哈巴狗。

宾主坐定，进鼻烟，即“嗅之辛香不可耐”的金盒烟。随后主人设馔款待，那些餐具，都是广彩景德瓷，“器质亦豫章窑，但金碧辉煌，五彩相煊，与时用者异。每器可容十升，盛鸡匹，悉剐其头爪，囫囵以具，不脔切，以铁牙叉为著”，“金碧满绘，五彩相煊，与时用者异”，可知是订制的外销广彩瓷。端上的肉是块状的，以“铁牙叉”当筷子切着吃，还配有葡萄酒，“酒具用白玻璃，晶莹彻内外”，曾衍东连饮三杯，馆主赞他好酒量，“羡君能豪”。

现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大厅中央，陈放一精美广彩洋人远航图大碗，碗中间写着阿拉伯数字1757，这是当年外国商船抵达广州后，为纪念风波浪险中安全无虞专门订制的纪念瓷。碗底金色的大写英文字母如现在的印刷体一般端庄，而牡丹花上下衬托的阿拉伯数字，就好像扑面的牡丹幽香，从1757年的春天飘来。

金发碧眼的洋商一波一波，随着季风远涉重洋而来，又随着季风，满载东方的茶叶、瓷器、丝绸归帆而去；那个时候，广彩就是压舱石，免得海水打湿茶和丝绸及其他货物。那个时候，木质和陶制餐具还是西方人餐桌上的用具，所以轻便漂亮的中国瓷器才是他们梦想拥有的，那些十三行的商人恰恰深谙商道和西洋人心理，就在景德镇洁白瓷器上添加一些洋人喜欢的图案，中国的山水、风情、人物，还有一些西洋的风景，于是色彩绚丽的广彩出现了。

有数据，1699年到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私营贸易商从广州购销5000万件瓷器；1729年到179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购销4500万件瓷器；1732年到1804年，瑞典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购销4000万件瓷器；还有丹麦亚洲公司1734年到1806年从广州购销1200万件瓷器。

瓷器，是实用器物，但它又不仅仅是一器物，中国人在瓷器上附加了诸多的东西，它又是中国式的审美与哲学，它有着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矿物质（金）、烧窑的料（木）、制泥，拉坯（水）、烧制（火）、陶泥（土），五行俱全。不得不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在与泥土相关联的事体上能玩得过中国，我们的泥土从来不仅仅是泥土。

当你看到从半坡的陶罐、汉代的说书佣、唐代的三彩、宋朝的汝窑钧瓷，到元明的青花，你会得出，这些瓷器都是有思想的泥巴，是载道的器。

审视唐朝的陶瓷，感受到大唐豁达包容的气度，它们有的是受波斯风格工艺影响，也有模仿西方罗马玻璃器的形状，有的呈现大漠胡人、骆驼上的西域风情。唐朝瓷器的感性特质、丰满华丽的外表正是唐代精神的象征；而宋代瓷器则是简朴清瘦、险峻遒劲、幽玄苍古、冷彻崇高。大家知道，2017年，就是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洗，在香港苏富比拍出2.6亿港元的天价，正是因为这器物所代表的宋代人生活、哲学的追求，雨过天晴云破处，那种内省的写意禅意简约，就在一件瓷器里毕现无疑。

还有元明的青花、山水花鸟、渔樵耕读，多一些隐逸，“溪添半蒿绿，山可一窗青”，到了后来，进入清朝康熙时期，“借胎上彩”的广彩出现了，“世界官窑”就是广彩瓷器，明艳绚丽，一时风靡世界。特别是金彩大量使用，绘出的图案绚彩华丽、热烈清新，形成了广彩鲜明而独特的风格并沿用至今。我们一提广彩，首先就是这种风格。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里说：

鲍照比较谢灵运的诗和颜延之的诗，谓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颜诗则是“列律镂锦，雕绩满眼”。《诗品》：“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这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

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绘画、工艺美术等各个方面。

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彩、雕绩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宗先生在这里就提到了明清的瓷器，广彩是在景德镇外另开天地的存在，“错彩镂金”之美和“芙蓉出水”之美，是两种审美的追求，两种艺术的表现，并无高下之别。但鲍照却崇此贬彼，只是出于个人的审美偏好，但他的这个论断却被后人广泛引用和延伸，就逐渐给后人造成了“芙蓉出水”之美高于“错采镂金”之美的错觉，误导了后世，误导了美学史，误导了人们的审美评价。

华丽之美，金碧辉煌，设色秾艳，辉煌大气，这种美一直被延承下来。我们看现在的刺绣和戏剧舞台上的服装，中国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种汉大赋一样铺排的华丽，都是错彩镂金的诠释。

广彩走的不是狭小的文人审美路子，它充满了市井气、烟火气，温暖，热烈，它高可朝堂之上，宫廷筵乐，庄重华彩，精勾细描，而非信笔书写，这些作品恰好满足了那些热衷富贵的心理需求，而成为一种时代气象、国家颜面。

二、想象中国的方式

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径越广州。

清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

——[民国]刘子芬《竹园陶说》

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是建立在瓷器等物品上的，瓷器是别处的同义词，是远方。在东西隔绝，交通还不发达的时代，西方人对中国了解的渠道狭窄，有限的来华传教士的书信报告、商人水手的传闻、官方使团的零星消息，再就是那些输入西方世界的丝绸、茶叶、陶瓷。“洛可可时代对于中国的概念，主要不是通过文字而来的。以淡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闪光丝绸的美化的表现形式，在温文尔雅的十八世纪欧洲社会之前，揭露了一个他们乐观地早已在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这一时期，由于距离遥远，海路危险，大多数欧洲人主要通过记述和描绘中国人和有关中国地方风情和习俗的书籍和图画以及出口商品，如陶瓷、纺织品和漆器来了解中国。”

瓷器，瓷器，瓷器就是承载的中国，特别是广彩瓷器上的那些图像，是西方认知中国想象中国的触媒。法国有首小诗，曾这样写：

去找那种瓷器吧，

它那美丽在吸引我，在诱惑我。

它来自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

它是多么迷人，多么精美！

它是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瓷器就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大航海之前的欧洲，当时的餐具大都十分粗陋，欧洲普通阶层和贫民阶层使用的是石制、木制器皿和粗陶器，只有王室和贵族才有金银或玻璃器皿。

当瓷器登陆欧洲，欧洲人目瞪口呆，中国的瓷器，触摸冷艳如女子肌肤，釉色如月光如流水如火焰，比陶器木器轻盈、洁美，不怯高温，而又脆声如簧，纹饰花鸟人物山水不脱落不褪色，有的薄如蛋壳，能照月影人影，质地像金石一样硬，又如冰一般脆弱。

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叉子和刀子伺候，他们一例手抓，他们数千年来，就没有跨越从陶到瓷的那个临界点。我好奇，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在物理化学数学上都有那么高的造诣，他们喜欢在实验室里钻研，怎么就没有发现制作瓷器的奥秘？从这一点，可说天佑中华，如果没有瓷器的制造，汉民族生活的走向会是什么模样？我们民族文明的图谱又会是什么模样？家无瓷不贵，室无瓷不雅，如果没有瓷器，我想我们的文化魅力会减损一半。

西方人对瓷器有过长期的误读。在见到马可·波罗带到西方的第一件瓷器时，他们就猜测瓷器坚硬半透明的原料来源于贝壳，于是很多奇异的想象就出来了，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诗礼这样写：

如同中国人，经过百年沉淀

他们埋下黏土，挖出瓷器

连哲学家培根也认为“瓷器就是埋在地下的一种膏泥，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凝结成那种带有玻璃光泽的精美物质”。在西方人的认知里，瓷器是中国人把黏土埋在地下，经过岁月百年沉淀就可得到。

1497年达·伽马自葡萄牙出发，展开他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划时代之旅。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告诉达·伽马，他从东方回来，务必要带回两样东西：一是香料，二是瓷器。

两年后，捡一条命回来的达·伽马全船170人一半留在了途中，他向国王呈上了黑胡椒、肉桂、丁香以及一打中国瓷器。

1501年，卡布拉尔率领的第二批葡萄牙船队，从印度洋返回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转告另一位欧洲君主：“瓷器、麝香、琥珀和沉香”，来自印度之东一处叫作Malchina的国度。Malchina是梵语的演变，意谓“大中国”。

后来，凭借着澳门这块跳板，瓷器成了葡萄牙在欧洲奢华和炫耀的资本，王后、公主的手镯是中国瓷器，葡萄牙国王赠予意大利国王的礼物也常是中国瓷器，并且王后让人在中国定做有自己肖像的餐具，赠予有功的兵士。

当时王室联姻，瓷器成了最好的陪嫁，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公主成婚，公主就带来了中国的瓷器做嫁妆。

那些贵族家庭也是以摆放几件中国瓷器来提升人设，附庸风雅。贵妇们聊天的话题围绕着东方，她们的裙子是中国丝绸面料，裙底的鞋面上图案也是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