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正平小小说二题

篾匠息讼

暑假回家探亲，刚进门，收到一条微信讣告，我家一个远房亲戚邢表叔，退休多年的法院院长，在太平镇看秦腔时，突发心梗去世。

邢表叔是个超级戏迷，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约两三个戏迷，拎个小马扎，坐公交车或搭便车，到十里八乡追着看秦腔，近则几里，远则几十里，风雨无阻。据父亲讲，邢表叔尤其喜欢看包公戏，好几本戏都能背下来，当然也能唱，只是嗓子不亮，底气也不是很足。常有人在黄昏时分，看见邢院长拎着马扎，风尘仆仆往家里赶。看戏没人管饭，他得回家吃。

邢表叔为人随和，与世无争，一辈子平平安安，前半生是个编竹器的手艺人，后半生进官场，当了法院院长。父亲说，他没有辉煌业绩，但也不是没有高光时刻。

话说1980年，一度被砸烂的政法机构，需要恢复正常运作。当年的政法干部队伍已经七零八落，残存的人员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市里领导根据上级指示，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从政法部门以外选择一个政治觉悟高，为人正派，能团结大多数干部，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人担任法院院长。按图索骥，时任笼箩社主任的邢表叔成为最佳人选。但他的缺憾十分明显，文化程度太低，只是小学毕业，是个编竹器的篾匠，手艺好，人缘好，十几年熬成了笼箩社主任，对法律一窍不通，更没有政法工作经验。这事一时搁浅。然而形势不等人。上级对渭州迟迟不能确定法院院长十分不满。渭州领导只好到省里汇报。省里主管领导听了汇报，说这个人很合适啊！他姓邢，我第一眼看成刑，法院不就是判刑的地方吗？他能编箩箩筐筐，就能当法院院长。法官不就是拿法律编箩筐，给人定是非断赏罚的吗？

深谙官场规则的组织部领导说，省上虽然开绿灯，但直接从笼箩社到法院，确实太突兀，笼箩社主任是工人身份，法院院长是国家干部，你得先把身份变过来才合规矩，最好找个单位过渡一下。商量的结果，先把邢主任调到市总工会当主席，变成国家干部身份，走个过场，再去法院。

领导把这决定告诉邢表叔，他吓得不轻，给领导说，我大字不识几个，哪能当院长断官司？领导说，你能当主任就能当院长，有时候外行比内行还干得好。再说了，现在哪有官司，小打小闹的犯罪行为，公安局直接就处理掉了，到不了法院。经济案子根本没有。大一点的刑事案子，几年都没一个，你怕啥？就算真有大案子，那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定的事，肯定还得市委说了算。

领导这么一说，邢表叔也就放下心来。他老婆说你现在当法院院长了，再不能像以前穷酸，就给他找裁缝做了一身蓝呢子中山装、一顶呢子帽子，买了一双本地产的皮鞋。邢表叔穿戴好了到我家来说这事。原来，邢表叔的媳妇是我奶奶的舅舅的女儿，我奶奶做的媒。邢表叔是陕西人，除了我家，在渭州没有别的亲戚。他结婚后，逢年过节肯定要来看看我奶奶。我家人一听他当了院长，自然也觉得风光无比，父亲当晚和邢表叔喝了一瓶西凤酒。

邢表叔当了院长，如领导所料，好几个月没有一个告状的。邢表叔好学上进，正好法院有个民国时代的书记员，可以给他提供一点辅导，大半年过去，邢表叔总算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术语，不至于开口全是外行话。这期间，市里还安排他到党校学习了两个月。

没官司就闲得慌。当院长了再不能随便到处跑去看秦腔。为了打发时间，他弄了点篾子，在办公室里编各种小篮子和小筐筐，逢年过节当礼物送人。

差不多半年过去，邢表叔终于迎来了一场官司。

太平镇双眉村有个骟匠，大家都叫他老邓。他几经辗转，从山西雁北地区买回来一头草驴，准备繁殖骡子挣钱。交配的公马早选好了，就是市畜牧兽医站那两匹大洋马。负责配种业务的金虎，是我奶奶的娘家侄子，我的又一个表叔。

金虎表叔是渭州城里最威风凛凛的男人。他一个人管理两匹大洋马，一匹黑的，一匹枣红的。黑马个子稍矮，皮毛像黑缎子，闪闪发光，脖子里挂一圈鸡蛋大的铜铃铛，马跑起来就发出沧浪沧浪的美妙声音。枣红马个头更大更高，马蹄子有老碗口那么大，四个蹄子上边一节腿是雪白的毛，显得高贵无比。金虎表叔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和这两匹马非常般配。他常常骑马从六盘磨畜牧站出来，经过北沙石滩、新民路、船舱街、中山桥，沿路都有一群儿子娃跟着马跑，欢呼声不断。直到金虎表叔勒马拐进解放路口的大巷子，到我家门口了，他们才一哄而散。

那一天老邓牵了驴，走四十多里路，到畜牧站配种，一切顺利，完事后又走回双眉。当天晚上，草驴开始出血，老邓没在意，以为过一两天就好了。谁知到第二天情况越来越严重，眼看着驴卧倒抽搐，血流不断，他束手无策，周围又没有兽医。又熬了一夜，驴就断气了。

次日一大早，老邓先把死驴剥皮开膛，剔出驴肉，运到太平镇上，卖给做酱驴肉的饭馆，然后搭车进城到畜牧站要说法。他一口咬定，驴是黑马弄死的，畜牧站要赔他一头驴。

金虎说，我的马在这配种十几年了，啥事都没出过，身体健康没毛病，你的驴背不住那是你的事，与我们有啥关系？

老邓说，大兄弟，我骟了一辈子猪，啥没见过，啥不知道？你要省事，就拿钱我走，不愿意，我天天来缠你的脚。

金虎表叔说，我是吃饭长大的，不是你老邓吓大的。你要多少钱？

老邓说一百元。

金虎表叔说，我一分钱都没有。

老邓从腰里抽出一把剥皮弯刀，说你不给钱，我就割你的马卵子当壮阳药卖。说着挥刀扎架势，就要往里冲。

金虎冷笑说，有本事你来！接着一声口哨，一条黑背就冲了出来，对着老邓龇牙咧嘴吼几声，老邓顿时腿软了，但嘴还不饶人，破口大骂不止。

金虎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渭州街道上扬鞭纵马十几年，怕过谁！他干脆不理老邓，到马厩里去喂马了。

老邓闹得无趣，只好鸣金收兵。这么骂了三天，毫无效果。老邓一看不行，第四天又使出一招，当众脱裤子，对着金虎亮家伙。他忘了金虎是干啥的。金虎大笑说，就你那点本钱，也敢到这来丢人现眼。

这下把老邓惹急了，恼羞成怒的他二话不说，光屁股就往市委市政府所在的人民广场跑。金虎没想到他来这一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老邓从城北的六盘磨一路向南进了城，沿途吸引了无数人，少不了一群好事者跟在他后面看热闹。有人起哄无人阻拦，老邓一口气跑到市政府大院，总算有人出来，把老邓引到值班室。一会儿周副市长出来，他从值班室墙角捡起一面旧红旗，扔给老邓，让他把下身先裹起来，好言劝慰老邓不能这么闹，你不要脸别人还要脸，有啥大不了的事不能商量解决，非得闹个鸡飞狗跳才罢休？周副市长说，现在是法制社会，有不公正的事，通过法律解决。你可以到法院去告畜牧站。在老邓心目中，老百姓有事从来都是找政府，根本想不起还有个法院。周副市长语气温和，态度坚定，老邓感觉在这地方自己的气场顿时就没了，只能听凭周副市长发落安排。

一星期后，渭州市人民法院开庭。邢表叔穿呢子制服，坐在法官椅上，表情庄重，还有点紧张。金虎和老邓分别在被告席与原告席上落座。

邢表叔说，原告老邓，你要起诉的是金虎，还是畜牧站？老邓说，我跟畜牧站无冤无仇，我要告金虎。

邢表叔又问，你说畜牧站的黑马弄死了你的驴，有证据吗？

老邓说，啥证据，驴死了就是证据，多少人都见过。

邢表叔问，驴死了你有没有请兽医做检查，到底啥原因？

老邓说，驴死了我赶紧收拾干净，把驴肉卖了，没顾上检查！

邢表叔说，你连最基本的证据都没有，咋能打官司？

老邓说，能不能打官司是你说了算，我也弄不清楚。你就说给我能赔多少钱。我这个驴可是花一百块买的。

邢表叔也不愿意纠缠法律问题。他说，这官司打不了，条件不具备，我看还是调解算了。老话说，见官司说散，遇婚姻说成。你们这事我也是这态度，你们两个啥意见？

金虎说，老邓，你的驴交配后大出血，原因可能很复杂，你不能说是我的马家伙太大，进得太深。

老邓说，我当骟匠一辈子，啥没见过，啥不知道。明摆着就是你的责任。

两人各不相让，一个要钱，另一个没钱。来回扯皮，吵了一上午，还是没有结果。

邢院长只好给他们上政治课。

他问老邓，死了的驴是你私人的吗？

老邓说，这还要问，当然是我私人的。

院长又问金虎，你们的马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

金虎说，当然是公家的。

院长问老邓，公家的东西值钱还是私人的东西值钱？

老邓想了半天，说一样值钱。

院长又问金虎，你说呢？

金虎想了想，说一样值钱。

院长又问老邓，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是啥意思？

老邓说，我不知道。

院长又问他，我们要铲除私有制，是啥意思？

老邓说，不知道。

院长说，根据以上道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个好东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坏东西。我们社会主义的马一定是好马，你资本主义的驴肯定是坏驴。好马把坏驴弄死了天经地义，符合历史潮流。你还想要赔钱？！

老邓张口结舌，彻底蒙了。

邢表叔也不再征求金虎的意见，说那你们就听我的。老邓确实损失了一头驴，应该有点赔偿。畜牧站确实没有钱赔偿，而且种马交配也有损失。你们两家各退让一点。今后三年，畜牧站免费给老邓配三次种，算是赔偿。老邓到政府闹事，影响社会秩序，本来应该有所惩戒，但既往不咎，今后不得再有这样的行为，不然的话，要受法律制裁。没有意见就这样执行。

老邓发呆，说不出话。

金虎很开心。

市领导对邢表叔调解纠纷的能力非常满意。他说的那几句话在干部中间流传，人们津津乐道，反复品味，赞叹邢表叔太有才了。

上海鸭子

房地产业有个术语，老破小，指的是老旧破烂狭小的房子或小区。其实很多小城市也可以用这个概念来形容。我老家渭州，以前就是个老破小的城市，现在虽然建设改造装修得面目一新，但骨子里还是个老破小，落后一如既往，穷得超乎想象。热爱家乡的人一般都承认渭州确实穷，但不大愿意别人，尤其是发达富裕地方的人，说渭州不好。你若坚持己见，批评渭州的不文明现象，比如现在还有旱厕在使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渭州人会反过来鄙视你。我把渭州人的这种反应，称为反向歧视。这种现象不是现在才有，半世纪以前或更早一些，上海人在渭州就遭遇了反向歧视。

原本，渭州人喜欢上海的几乎所有东西，蜜蜂缝纫机，凤凰、永久自行车，上海、梅花、钻石手表，三五座钟，红灯收音机，中华牙膏，海鸥洗头膏，白猫洗衣粉，飞鹰刀片，大白兔奶糖，三枪衬衣，上海羊毛衫，中华铅笔，英雄金笔，上海蜡纸和上海油印机，上海图钉和上海大头针，以及很罕见的上海轿车——这样的车一出现，肯定是省里领导来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那时都只能坐北京吉普。

但他们不喜欢上海人，送给他们一个蔑称，上海鸭子，简称鸭子。可能是气候寒凉的原因，渭州人不饲养鸭子，也不吃鸭子，但凡说到鸭子，那一定是指上海人。

渭州人说上海鸭子面黄肌瘦，看着就没有高大强壮的本地人那么体面排场。上海鸭子脖子耿直，既不会摇头晃脑，也不会低头弯腰，对渭州人崇尚的儒家礼教缺乏足够的尊重。上海鸭子说话只用舌头尖在嘴里抖动，发出的声音叽叽喳喳渭州人根本听不懂。上海鸭子只会吃米饭，不会吃饸饹扯面臊子面，天下还有这样可怜的人！

鸭子是统称，有的鸭子还有绰号，比如戴眼镜的黄老师叫黄四眼，烫头发抹口红穿高跟鞋的郑老师叫郑时髦。闹红卫兵时女学生给郑老师贴大字报，揭发她上厕所时用两毛钱当手纸用。这个行为含义丰富：侮辱工农兵，因为钞票上有工农兵头像；对人民币毫无尊重，太不把钱当回事；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讲卫生到了病态的地步；等等。

渭州人鄙视上海鸭子，是因为他们看不惯渭州的许多事情，总要提意见，得罪了不少领导，也得罪了很多老百姓。最喜欢提出尖锐批评的是华老师，他后来是我的班主任。大约在1956年前后，第一批上海鸭子来到渭州，他们多是中学毕业生，带队的就是华老师。他来渭州第二年，就因为提意见太多太尖锐，不适合再当领导，被发配到小学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