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诞到大冰，文青在直播间重生

互联网上重新出现了两个中年人—35岁的李诞和43岁的大冰。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直播间，解答网友五花八门的人生难题，且成效不菲。

三个月内，李诞开了20多场带货直播，平均每场时长4～6小时、观看人数逾20万；而曾经的网红作家大冰，也在7天内涨粉130万，凌晨三四点还有最多8000人观看。

如今看似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两个人，曾经都在某一阶段作为“文艺青年”与世界交手。

十年过去，李诞早已卸下“文青”标签，而后在喜剧行业大环境的疾风骤雨下退居台下，当看客，也继续当“俗人”。他坐在家里直播，读网友来信，用最浅显通俗的语言，切实而扼要地给年轻人的人生困境提出中肯建议。

大冰的转变比李诞更彻底。这位曾靠一系列内容空洞、书名矫情的散文风靡中学生群体的网络红人，在数年的沉默和被嘲后，以最朴实的方式重出江湖。人们发现，曾经的“伪文青”大冰，其实能给出很多人真正需要的具体建议。他懂装修，懂艺考，对大部分国内外城市都有了解，也能在人际关系上给出关键意见。

曾经被仰望或是被嘲笑的“文青”，如今以更接地气的姿态，重新站在了年轻人这边。不论曾经是辉煌还是不入流，二者“翻红”所倚靠的逻辑，都是从脱离现实的悬浮露台上下来，走进真实的人间烟火与冷暖苦乐。

神话的覆灭

如今已被污名化的“文青”，曾经也有过童话般高光和可爱的时代。重要的是，人们相信着一些虚无缥缈的意志，也拥有内心暂时不必面对真实世界的选择。

原理上，任何历史时代都有“文青”。譬如百年前，“五四”运动后，城市里就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多个文艺社团，“文艺青年”在大量文学刊物中疾呼新文化新思想。

来到上世纪80年代，这是“文青”在中国大陆疯狂生长的黄金时代。刚刚摆脱一个压抑的年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代文学青年的激情和信心。年轻人们聚集在一起，面朝充满希望的世纪末钟摆，聊浪漫、聊自由、聊爱情，迫不及待地要认识和开创一个新世界。

而出生于80年代的人，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情境。待他们长到青年时代，中国正经历世纪末的巨变，市场经济重塑着人们的生活秩序，互联网的兴起则同时入侵并扩充着我们的头脑和思想。

有两个后来名气不小的人值得一提。一个，是1989年出生于内蒙古的李诞；另一个，是1982年出生于上海的韩寒。

学生时代的李诞和大部分文艺少年一样，沉迷读书和诗歌，更喜欢标榜异类。高考失利后，为了尽可能离家远，他从内蒙古草原南下一路到广州念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创作。借着初萌的门户网络，李诞畅所欲言地写段子，表达自我。彼时仍然揣持的叛逆和桀骜态度，让他收获了第一批认可与共鸣。

韩寒是个叛逆得比李诞更加外显的少年。上高中时，他就当着全班同学自信宣称自己写的文章必然是全校第一。很快，他凭借新概念文学大赛一举成名。那年，韩寒才17岁。拿着这一当时还算轰动的文学奖，他毅然从高中退学，主动跳出了世界为年轻人规划的轨道。

青年韩寒身上具备着大部分东亚学生都没有的自信甚至是自傲。但他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主流，除了天赋，还有相对优越于大部分同龄人的家庭。韩寒出生于上海，父亲是编辑，母亲是医生，不说富贵，至少也能支撑他这个独生子去尝试自己喜欢的事。

彼时的城市年轻人，已经以独生子女一代为主。他们呈现出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但也因此被外界质疑和批评，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是温室里的花朵。

而无论在20年前还是今天，韩寒的叛逆基本上是不可复制的。作文大赛获奖之后，他趁热打铁出版《三重门》，又将重心从写作转变为赛车，一气呵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利落地脱掉了“文青”标签。接下来，韩寒开始唱歌、出专辑，拍电影、投资电影。如今，提到韩寒其人，除了过期的“文青”，更鲜明的头衔是老板。

年轻韩寒几岁的李诞，一路走得更低调、更消极，但也因为那股随性与松弛，某种程度上，他更符合后来的时代所需要的文化偶像的定义。在浮出水面前，李诞经历过一轮现实世界的捶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知识分子”祛魅了。

大学毕业后，李诞怀着对新闻理想的满腔期待去媒体实习，没多久就攒够失望，在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种“道德结晶”后，他果断投入公关行业，拥抱现实。

拥抱现实的前提，是尊重现实逻辑。从在《今晚80后脱口秀》幕后写剧本，到第一次站上2017年《吐槽大会》的舞台直面观众，李诞用了四年时间。这四年内，他一刻不停地写段子，提升专业能力，让自己拥有一技之长。

直到2019年那部最初让他闻名的辩论节目《奇葩说6》，李诞拿到一个辩题：“美术馆着火了，一幅名画和一只猫，只能救一个，你救谁？”李诞选择了后者，他巧妙且圆滑地解构了关于宏大价值与道德美学的两难：救猫才是兼顾艺术和生命的两全之选。

李诞的圆滑和讨巧，让他以另一种大不同于旧时代的“文青”姿态脱颖而出。他身上所具备的那种情绪稳定、颓丧和“佛系”，也让他收获了另一批青年人的共鸣与喜爱。

不过，从那时起，李诞就早已不再是“文青”。

现实的解嘲

围绕作家大冰的一个关键词，是“下沉”。

与韩寒、李诞都不一样，大冰的高光，不在大都市的青年群体中。他曾经靠一系列网络鸡汤书籍赚得盆满钵满，书籍、语录曾火遍小城镇青年群体。以中学生为主的读者，热衷于在课间十分钟钻入大冰的“小蓝书”里，大口吸收书中那些乍看有理、实则矫情空洞的语录。年轻读者们并不对文字的文学性寄托真正的期待，能有几句拿来改QQ签名就已满足。

同步于“非主流时代”的逝去，大冰被主流审美抛弃，几乎是一种必然。他没有拿得出手的文笔和经得起检验的深度，那些落俗甚至是低俗的心灵鸡汤，配上油腻的书名和简介，如今只会让人眉头一皱。

比如那本《乖，摸摸头》，书名源于大冰从山东电视台离职后，一个同事小姑娘每年都会给他发四个字：“好好的，哥。”大冰每次都回复：“乖，摸摸头。”

文本之外，大冰曾一度因为给自己头上戴的身份标签太多而被群嘲。早期出版的书扉页里，他在自己的照片和名字下附着了一系列名衔：作家、某卫视首席主持人、某高校导师、民谣歌手老背包客、不敬业的酒吧掌柜科班油画画师、手鼓艺人、业余皮匠、业余银匠、业余诗人、资深西藏拉漂、黄金左脸……

时间倒推十余年，“95后”大部分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大冰是当时毋庸置疑的畅销作家。五年后的第12届作家榜，他以2400万的年版税收入，荣获经典畅销书作家第二，超越“童话大王”郑渊洁。大冰本身成了一种现象，用文学的逻辑很难理解，可也只有用最粗俗的市场逻辑才可能理解这种畅销。

网络自媒体时代来临后，大冰就迅速被抛弃了。读者很快发现，大冰的“才华”，也许在互联网上一抓一大把。尤其是流量逻辑占领高地后，从博客到自媒体，人人皆可发言和表达的时代，大冰那些被镶在书中的无病呻吟，瞬间变得平庸且陋俗。

如今，直播间里的大冰看起来完全放下了姿态。他欣然接受听众评价的“爹味儿”；他劝发愁孩子不结婚的父亲尊重个体选择，“人不是牲口”；为了阻拦打算轻生的男孩，大冰主动帮忙牵线介绍工作，甚至直接借钱给生活困难的女孩。直播间里的大冰是有感情的，即便这是一种流量策略，也直接、质朴，令人一眼望得见。

同样出生于80年代的，还有许多后来叫得上名字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比如写出那本《谁的青春不迷茫》的刘同、凭借民谣《成都》火遍全国的歌手赵雷。

不过，十多年后再看这批人的书和音乐，内容多的是空洞矫情。孤独、迷茫、怀旧和思乡，这些泛泛的情愫集结成一种飘忽的、模糊的东西，唯有同样用情绪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们才得以成立，得以俘获一部分自己也游离飘忽的人。

文青会成为一种“病”，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不相信那些捉摸不定的东西。

一种价值失落

对宏大意义的追逐，在今天面临一种普遍的疲惫和倦怠。与此同时，具体的、平实的连接和交流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有用”，这是今日个体建立和确认真实生活的重要叙事坐标。

“文青”之所以发展成令人嗤之以鼻的名词，源于脱离现实土壤的轻佻和幼稚。而今，一代文青人到中年，在直播间重现于大众视野，也是因为重新回到了地面。

曾经，“文青”被嘲，是因为他们的悬浮和脆弱，对世界的挑剔和傲慢同时存在。他们沉迷一种忧伤的气质，但本质上依然是围绕自我内心的过度关注和拔高。

李诞和大冰的重出江湖，就在于他们转而完全面向外界，面向自己能提供帮助的具体的人。这未必是一种自我的牺牲和谦让，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过，在今天，从自我保护为起点出发的生的本能，要比从世界出发再回归自我的理想主义，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纳。

这二位身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那股松弛感是吸引人的，准确来说，令人感到安心和羡慕。

比如李诞的直播间就是他自己家中，身后零零碎碎地挂着一些衣物，没有任何打光和布景，更没有穿着打扮和化妆。有时，李诞直接躺在床上，以懒散、随意且毫不在乎的姿态，“躺着”直播。

他让我想起近两年同样通过直播走红的另一个人—新东方的董宇辉。

董宇辉凭借质朴亲切的直播风格，灵活取用的知识面和圆融的说话艺术出圈。可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和表情，其实都更像是一种熟练的为人处世惯性。他希望每一个细节尽善尽美，用了力、铆足劲地，让自己表现得成熟、得体和无可挑剔。董宇辉不是“文青”，却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与当年文青类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待。他曾是阳光版的“文青”，也在如今成功转型成了商人。

二三十年前的“文青”看似不羁，其实并不是松弛的。他们暗中发力，向世界期待、讨要和证明着些什么，可这种索要，是建立在对真实世界并不够深刻的了解和体会之上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曾用来激励一代人的概念和意义被审视和消解。当“卷王”取代“先进”，“牛马”又取代“卷王”，当对“系统”的反思取代对“规则”的绝对维护，当“发疯”取代自己不是必须去理解的那些道理，当初盛行于青春时代的许多价值和情绪，都悄然黯淡了。

这种平淡和失语，会反促人们分出更多心思给生活本身。正如今天的李诞会告诫年轻人：不要享受忧伤，忧伤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因此，“文青”退潮未必意味着对意义的解嘲和消解，但至少代表着某种对宏大意义抱持警惕和审视态度的青年文化。这份审视布满疲惫和惶恐的血丝，它让我们心力交瘁，但也让我们心疼和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