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职业女性决定生二孩

在生育越来越成为谨慎决策的今天，什么人还在选择成为母亲？

两位已经成为母亲的社会学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在过去7年时间里，对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生育境况做了一项研究。在最新出版的《新生育时代》一书中，详细呈现了她们对40余个家庭的采访与研究结果，希望借此“梳理出女性个人生命体验和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连接”。

书中的受访者多是“70后”及“80后”城市中产女性，其中以二孩妈妈为主。她们既是受到传统母职观念束缚的一群人，也是受近年新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她们同时跨越新旧时代的秩序，却仍然难以在时代观念的微妙变动中完美自洽。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观念时代，蒋莱和沈洋想知道，是什么塑造了这些母亲？

非理性决定

约莫仅二三十年前，“生还是不生”对大部分中国女性而言还不是个选择题。

出生于1970年代末的蒋莱自青年时代开始就意识到，“结婚生育”四个字是注定被刻在女性命运道路上的。上世纪末，蒋莱进入大学，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追求学业和事业，但这并不影响结婚生育被她们放在心中的必经之路上。

大学毕业后，蒋莱获得了通往更好学府的保研资格。可对于此，她的母亲却显得“既得意又担忧”。“她既期待我事业有成，又担心高学历和事业心会吓退追求者；既谆谆告诫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又放不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民间规训；既怕我嫁不好，更怕我嫁不出去。”

婚后不久，蒋莱就意外怀孕了。还未来得及思考要不要成为母亲，身边的声音就都在鼓励她生下孩子，“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几乎无人问津”。书中受访的母亲们，大部分都难以说出自己生育一胎的确切原因，更多人的情况是“顺其自然”，或是“意外怀孕”。

也有不少女性会迫于“最佳生育年龄”，硬着头皮走上成为母亲之路。在沈洋看来，“最佳生育年龄”不仅指代客观生理条件，也包含一种社会文化和节奏的裹挟。而她们访谈的女性里，有的母亲仍然认为，生育是一种对家庭负责的行为，甚至将不生育视为“自私”。

从网络上看到的宏观数据，结婚生育率的降低是总体趋势，但当视线聚焦于微观个体，“对绝大多数中国女性而言，生儿育女仍然是一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一环”。

从20岁到30岁的跨度内，蒋莱明显感觉到女性的生育意愿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在产生变化。学校里的不少本科生将“不婚不育”挂嘴边，但蒋莱接触的女博士生，却有不少人抱持明显的婚育焦虑，“提前完成婚育（这件事）对她们未来的事业其实是有利的”。

如果将成为母亲视为一项权利，相对于男性，女性行使这一权利的窗口期是明显有限的。在医学上，35岁以上就属于高龄产妇，胎儿罹患唐氏综合征的比例骤升，母体恢复的效率也不如35岁之前。

于是，女性难免来到一个绕不出去的死胡同：“如果早晚都要生，晚生不如早生。”

城与赌桌

“当代都市二孩妈妈的典型性，在于她们作为中产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蒋莱与沈洋在书中总结。她们采访的二孩母亲们，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决策大多出于多方因素理性考量。

当然，她们也遇到过一些女性，是在面对丈夫的要求和期待时，为了不让婚姻破裂，选择再次生育一个孩子。

蒋莱和沈洋的受访多孩母亲以“80后”为主。虽然二孩开放后，全国生育率远低于预期，2020年，全国出生率仅为8.52%，总人口数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像菁蓉这样典型的都市职业母亲，她们的生育意愿更多受个人微观世界的具体条件所影响，比如自身的成长经历、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

对那些高学历的城市精英职业女性而言，当“母职”成为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她们也许会做出的一种转向是—将“母亲”当作一项正儿八经的工作来看待，将自己对待工作的精力都投入在“做妈妈”上。不一样的是，在这份“工作”里，付出未必有收获，她们拿不到足以匹配劳动价值的薪酬，更得不到晋升机会。

沈洋和蒋莱采访的二孩妈妈于舒心，是为了生育放弃事业的典型代表。于舒心25岁研究生毕业，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十多年。38岁那年，于舒心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次年，她以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身份向单位提出了辞呈。辞职是基于必要的现实考量。于舒心的丈夫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收入不菲，但工作也很忙，基本无法顾家。

然而，不久后，于舒心的职位提拔了一位“明显不如她”的男同事。失落感偶尔会在曾经的同事、下属来表达对她的惦记时出现。于舒心偶尔恍惚，20年前，她和大部分中国女孩一样，怀揣着满腔热情与对未来的希冀走进大学校园。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的自己对10年后生活的想象，应当不是全职主妇。

另一个“85后”全职妈妈林夕则选择努力跳出围城。嫁给富商后，林夕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几乎不着家的丈夫每个月给她10万元生活费，但支付完孩子们的学费、保姆等人工费后，其实所剩无几。在家待了几年后，林夕提出想重返职场，却遭到丈夫的强烈反对。看上去富足的生活，实际上，“桌布掀开都是一地鸡毛”。

直到2020年，林夕在朋友介绍下接触到布料微商工作。她利用晚上孩子们睡后的时间经营微信店铺，不到一年时间，林夕已经成为一个数百人大群的管理员。群内几乎都是和她一样的全职妈妈，离开职场多年后，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到社会，只能以相对灵活碎片的方式，尽可能让自己在经济上再独立一些。

“多数人都希望实现自我价值，把育儿当作职业的话，大概率都会失望。”沈洋总结道。

在中国，成为全职妈妈仍然需要面对风险。总谈“母职”，但严格来说，母亲并不能算一份职业，它不能为女性带来个人价值和实际成长等方面的长足助益。

成为母亲之后

成为母亲后，“母性”便是天生的吗？

实际上，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两年后，沈洋才慢慢适应母亲这个身份。第一年内，看着自己的孩子，她偶尔忍不住觉得“好奇怪”，这真是我的孩子吗？她感到自己与曾经的自己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隔膜。更早成为母亲的蒋莱，对自己的母亲身份更多一层“赶鸭子上架”的认同。

另一个给女性施加生育压力的因素是年龄。迫于“最佳生育年龄”而生下孩子的适龄女性，心理和情感上未必对成为母亲做了充分准备。

在蒋莱和沈洋的受访者里，“其实后悔（的情况）是存在的”。

一位受访者在生下一孩时，家里条件还比较好。孩子有老人帮忙带，经济情况也不错，于是，这位母亲决定生二孩。可二孩出生后身体不好，她不得不加大精力投入。恰逢此时，丈夫的公司倒闭了，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加上老大正度过青春期，不如小时候可爱。回望自己当初认为深思熟虑的决定，这名母亲却难掩无力和委屈。

事实上，在整个生养过程中，从家庭分化到社会期待，母职与父职大概率不可能“分庭抗礼”，很多东西是母亲独自承担的。

出生于80年代中期的上海独生女钰涵，与丈夫在大学相识，走进婚姻后，3年内生了两个孩子。但已经是第二次成为母亲的钰涵发现，丈夫还是保持着大学时的样子，每天可以花8个小时打游戏。钰涵不理解，为什么同时成为父母，丈夫却并不愿意与她一同承担。

社会对“父职”与对待“母职”的重心和期待存在差距，比如产假。2005年，蒋莱生孩子时，她的丈夫按规定享有3天带薪陪产假，“时间短得只有象征意义”。等到沈洋开始萌生二孩念头的2020年，为响应二孩新政的新规才出台，将父亲的产假增加到10天，但这仍是杯水车薪。

不过，已经历过两次生育的沈洋，也开始看到一些实际的客观变化。她的一孩出生时，全国已开始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恰逢彼时，国务院办公厅出具了一份《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具体意见。沈洋的孩子在两岁时，就进入了家附近一家普惠型托儿所，一个月只需要200元左右的学费。

2023年，上海还印发了一份《上海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方案亦提出，要加大“托幼一体化”建设力度和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到了2025年，开设托班的幼儿园数占幼儿园总数的比重不低于85%，普惠性托位占比超过60%。这些配套设施和政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沈洋再次成为母亲的意愿。

沈洋和蒋莱，都算是拥有更强自觉与自主性的母亲，她们以自己作为方法，关注自身所处的真实社会。她们希望，生育这件事，能更纯粹地成为女性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