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学让人生更美好（访谈）

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

梁晓声今年已经七十五岁，当大部分读者的印象还停留在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人世间》时，梁晓声已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田园赋》《中文桃李》《父父子子》。

从在北大荒当知青写小说算起，他日复一日，在书桌前，弯腰伏案已五十多年。这导致其颈椎问题日益加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复旦老师梁永安的介绍下，我到梁晓声工作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采访，他脖子戴着医用治疗的颈椎保护套，无法低头写作，只能拿笔在画板上，一笔一画仿佛石匠刻字。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学会了放风筝，算是治疗颈椎的手段。这些年，我常去拜访和探望他。因在腾讯，参与电视剧《人世间》的项目工作，更是经常和梁晓声接触。

《人世间》原本是他人生计划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通过中国北方城市一个平民社区“光字片”周家三兄妹的成长经历和生活轨迹为故事脉络，串起三线建设、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棚户区改造等历史事件，塑造出众多劳动者、建设者、改革者、创业者等人物群像，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这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这部小说，梁晓声在心里认真酝酿构思了三年。二〇一三年，六十四岁的梁晓声，每天早上，拿工具刀修好一筒铅笔，在工作室的长方桌上，摊开一沓沓四百字的稿纸，长达十小时，连续五年，闭门写作。

“我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几年确实很苦，稿纸上，每个标点都标得很清楚。

“我戴着颈托，甚至还要戴护腰，有钢板的那种。写完上部，身体出现了营养不良等症状，这与精神高度紧张有关，太投入，睡梦中都在想小说的情节。”

写了三稿，第一稿有三千六百多页。前后修改近万页。由于工作量太大，时间太长，颈椎病越来越重，眼睛花了，手也不那么听使唤，字写不到格子里。最后，他干脆用铅笔在A4纸上写。

梁晓声说：“我有个愿望，就是通过书写人物命运的种种变迁，反映大时代的演进过程。一个人和城市的关系，主要在童年与少年时的经历和印象，回忆起来更有感情。对我来说，故乡哈尔滨的每个建筑、每个街道都带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人世间》用文字为家乡人画了一组群像。”

梁晓声写《人世间》，是在尽最大努力向生活致敬，通过笔下不同层面的人物，传达他对社会的感知和愿景。他赞同作家铁凝说的“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

《人世间》的周氏兄妹、周父，都有梁晓声兄妹和父亲的影子，“我父亲是支援大三线的建筑工人，周父插队贵州，很多细节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小说提及的光字片街道，是以我们家那个区域为原型写的。”

梁晓声期待《人世间》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方面的思考：一是关于善的教育；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知。

他没料到，根据小说《人世间》改编的电视剧会这么火，收视率节节攀升，引发全国热议。写了一辈子，没想到晚年走向了文学最高峰，拿了茅盾文学奖，变成了畅销书作家。一部《人世间》，让梁晓声从幕后被推到了台前，成为全社会男女老少熟悉的公众人物。

《人世间》之后，梁晓声一发不可收，接连又写了四部小说。在空荡荡的书房，伏案五十多年，他太累太疲倦了。他想彻底休息下来，走出书房，离开北京，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找块地种种菜，闲坐门前晒太阳，和中国大部分退休老人一样，享受人生最后的时光。

哈尔滨的童年和少年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平街13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梁晓声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解放前农民称为‘识文断字’的人。”出生在生活贫困的大家庭，母亲没有正式工作。

家里五个孩子，梁晓声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七口全靠父亲的工资养活，日子过得非常困难。

他们家住的是平房区大杂院。小时候一家人住在“安”字片区的大杂院里。电视剧《人世间》的外景，是根据梁晓声的小说重新设计构建的。

“我也写了糟糕的邻里关系。要结婚，如在自家房屋旁再盖一个小小的偏房，就会影响邻里关系。哪怕你挡住了一点点阳光，邻里也会认为你多占了一点地方。”

梁晓声小学就读的安广校、中学就读的哈尔滨二十九中，都在抚顺街。一九六二年，梁晓声一家搬到了光仁街。

“北方的大杂院，之所以加一个‘大’字，至少是六七户人家。我家附近的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连起来就是孔子说的‘仁义礼智信’。不知是谁起的街名，这个起名人一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

日子很苦。我想挣钱，贴补家用。我捡过煤核，扒过树皮，拉过小套。老师找我谈话，你中学没毕业怎么办，母亲也是那个意思。我想考哈尔滨师范学校，将来做老师。这个理想没有实现，后来当知青下乡了。

“我们大多数人就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写到童年和少年，必然写到贫穷。身为教师，最不应该的，便是以穷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嫌贫爱富。”

再困难，也有快乐和安慰。母亲是很会讲故事的人，经常给五个孩子讲故事。母亲讲的，及附近书摊上的小人书、连环画，将文学的种子埋在了梁晓声的意识中。

因为爱读书，小时候写的作文，当范文在班级朗读，还获过小记者奖；有一篇作文，被老师推荐给哈尔滨市的儿童电影院，抄写在巨大的誊抄板上，看电影的人都能看到……这极大地满足了梁晓声青少年时期的虚荣心，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和安慰。

梁晓声初中毕业，下乡当知青，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理由很简单：想挣钱养家。

在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梁晓声认识了一些喜欢文学、爱读书的朋友。因为创作，他得以参加文学创作培训班。

“文学最广泛的读者是青年，青年和文学的关系更紧密。有的插队知青，从城里带了文学书籍，藏在某个地方，劳动之余，放在蔬菜叶的下面偷偷看，非常像地下工作者。

“从少年到青年，更需要抓住一点自信。生活中别人的形象好，别人的身高比你高，别人唱歌唱得好，别人家庭好，别人父母是知识分子……一切都强过你。但有一点，我比很多人读的书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写的文章，偶尔还会发表。

“这样的知青，我们叫文学种子。大家写经历的事，写兵团、农场，也写知青的生活，我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

梁晓声当知青，除军事训练，每天还要种地。一九七四年，梁晓声因文学创作方面的特长，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他通过大学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大家庭的故事

小说《人世间》的主人公周秉昆，是梁晓声以小弟弟和朋友们为原型写的。

小弟弟看过小说《人世间》，也很好奇电视剧《人世间》会怎么拍。很可惜，小弟弟去世时，电视剧还处在后期制作中。梁晓声很期待小弟弟能看到电视剧，却未能如愿。

在这个大家庭，梁晓声一直是顶梁柱。他照顾父母，给父母看病，照顾有精神病的大哥，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和生活。他只能通过写作赚来的稿费，帮助一大家人。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他分得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除了工作，就是写作、读书。

梁晓声的早期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短篇小说《父亲》等，就是在那个宿舍写出来的。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发表在《北方文学》第八期。这是描写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生活的小说，格调豪迈高昂，洋溢着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激情，获得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一举成名。

刚参加工作，梁晓声每月工资四十九元，要给父母寄二十元养弟弟妹妹。后来结了婚，也在继续帮助父母养家。父亲生病，和母亲一起来北京看病两年，梁晓声作为家里的支柱，他责无旁贷。

大哥患有精神病，长期的医药费，全由梁晓声承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弟弟和妹妹都下岗了，孩子们要上学读书，梁晓声都得帮助，每年资助家里的四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梁晓声和爱人的工资都不高，只能靠梁晓声写小说挣稿费。因长期熬夜，梁晓声身体不太好，患过肝病、胃病，还出现过心脏早搏症状。

父母相继离世，患精神病的大哥没地方去，梁晓声与妻子商量，将哥哥接到了北京照顾。大哥每年都要住院几个月，得花三四万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稿费很低，写一篇小说，不过一百五、二百元，全国短篇小说奖三百元，中篇小说奖五百元。三百元奖金，拿回家弟弟妹妹都不够分。到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杂志发表、出书、影视改编权，能得到更多些稿费。最实际的是，能给弟弟妹妹们解决房子问题，给妈妈养老，就这样写过来了。”

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十多年后，梁晓声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当教授。

“周家三个孩子身上的特质，我身上都有一些。周秉昆和他哥们之间的友谊，就如我做知青时对朋友们的感情。面对知青朋友的祸福命运，我能做到挺身而出。而周秉义身上的理性，是我后来逐渐习得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慢慢成熟了一些。还有周蓉身上的特立独行，也是我所喜欢的。

“我的写作，是与自己的对话。当我写到周秉昆挺身而出时，我会问自己：你相信人就应该这样做吗？你现在还能做到这样吗？你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值得的吗？虽然我已七十多岁，但以我的人生经历来看，我仍认为周秉昆这样做是对的。只有我自己相信了，我的故事才会自然而然地写出来。

“没有作家仅凭经验和技巧，就能把自己并不相信的价值观写出来。能写出来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梁晓声很感叹时代发展的变化。

“我小时候，家里那么穷，日子的光色那么灰暗，我为什么还读书？因为书里有温度，有美好的人性，美好的亲情、友情、爱情，哪怕是愁苦，但是真实的生活。读这样的作品能感受到文学的力量。

“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给人以精神的滋养，人类归根到底是需要文学的，它促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品格上提升、再提升。即使提升的过程很吃力，我们也会认可那些好的品质，并心怀尊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学才和人类发生关系，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

获茅盾文学奖后，梁晓声又写出了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他通过主人公的视角，表达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

小说里讲，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与这三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性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要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又要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从文学到影视

张英：《人世间》从文学到影视，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梁晓声：写《人世间》的想法是从一九九七年开始的。那一年我母亲在哈尔滨去世了，我很难过。我很早就下乡插队，父亲在外地支援大三线建设，哥哥精神不正常，住在精神病院；还有一个弟弟也和我一样是知青，只有四弟和小妹留城了。我们家的生活很困难。我没留在哈尔滨，实际是眼不见心不烦，留城的弟弟妹妹责任担得更大，他们还要照看有精神病的哥哥。我写信，“冬天快到了，煤和木柴解决好了没有？”火墙应该怎样去修理，火炕应该怎样去做，这些四弟都不懂。四弟在酱油厂上班，又需要照顾大哥，他做了手铐脚镣，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把大哥铐在家。这是他天天要面对的，我很心疼。母亲去世，我回哈尔滨奔丧，发现有那么多和四弟一样大的同代人，不曾下过乡的留城男女青年，他们也已四十几岁，都来送母亲。有的人我见过，有的人很陌生，都是母亲的干女儿干儿子。为什么我和三弟下乡后，家里的生活还能持续下去？是有他的朋友们在帮衬。在那个特定年代，因为父亲不在家，家里就变成了一个据点，通过四弟连接了那么多青年人。母亲跟他们有了不一样的联系，他们和四弟结成的友情，不亚于我常写的知青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友情。在《人世间》，主人公周秉昆的工作单位在酱油厂，我小弟弟就是酱油厂的工人。每次回家探亲，我都会看到小弟弟和工友们的情谊。这个群体在许多作品中被边缘化了，很少有关于他们的故事。那时有一种想法，我得腾出时间写他们的故事，通过书写人物命运的变迁，反映大时代的演进过程。他们这批人，哥哥姐姐上山下乡后，这些留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和城市的关系，比哥哥姐姐更紧密。我们下乡，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十二天假期过完就走了。因四弟和那些朋友发生的故事，我没写过。我意识到，应该以他们为故事背景，把哈尔滨这座城市几十年的生活变化糅合，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过了十几年，当我从北京语言大学退休，产生了紧迫感，身体不大好了，得抓紧把小说写出来。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坚持”二字，也是苦力活，既累脑又累身体。写作时，必须戴颈托，把脖子托起，一直端坐着，在纸上用铅笔写字。《人世间》小说出版后，北京一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两个年轻朋友——吴凤未和魏童第一时间就跟我谈到小说的代理版权问题。我跟他们比较熟，我对年轻人的事业一向是支持的，但在这件事上我坚决反对，因为这本书的改编相当有难度。吴凤未和魏童在我家被我泼了冷水，几度落泪。谈这事不下十次，但年轻人要做，挡都挡不住，后来代理版权就给他们了。话剧《人世间》，也是他们努力推出来的。经他们的努力，《人世间》的小说，就摆到了腾讯影业的编辑部。腾讯影业的首席执行官程武，一再叮嘱负责人马好，要尽快和导演李路取得联系。李导看了腾讯好多项目，当接触《人世间》时说，这就是我要找的。正是在这番话后，从文学作品到电视剧，《人世间》这个项目才真正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