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神秘的城与城里的人（散文）

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rakech）历史上曾经是摩尔人土生土长的地方，经过战争被法国人占领，最后又和平地回到穆斯林人的掌管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自然生长，互为依存。人民在简朴的生活中过着日子，既接受外来文化，同时又珍惜和保存自己的悠久传统文化。

这是一座沙漠边缘的城市，却吸引了远离它的人来到此地，不仅仅到此一游，有些还把这里当作自己长久驻足的居住地，甚至是死后的归属。这座城市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这个问题始终环绕着我的思绪，当我的脚步踏在那片土地上，走过每一条斑驳的石路，嗅着空气中浓郁的焚香味，我对这座城市之谜越发好奇。

我从卡萨布兰卡坐火车到达马拉喀什火车站，车站的大厅前是一座高大典雅的拱门，门前透明的高大玻璃墙上挂着一面大钟，门外宽敞的空地上铺展着镶着花纹的地砖。第一面留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广场前的建筑是赭红色的，在蓝天下显得很特别。驱车进入一道环绕着的高高城墙，里面就是麦地那老城（Medina），街巷变得狭窄起来，路面居然都是用石块拼接铺成，可以想象铺设路面时会耗费多少人力和时间，不像铺水泥路或是柏油路那样可以大面积操作。

老城有属于它的气质，车到了一个较为宽敞的路口，下车后民宿的主人已经等在路边，帮我们提着小行李箱转进小巷。小巷里也是石头铺成的路，两边是民居赭红色的高墙，小巷里难得遇见人，可是很干净，欢迎我们的是蹲在路边的各色野猫。猫前加上了野字可能就会给人不好的印象。奇怪的是小巷中的野猫却显得干干净净，且十分文静。一条小巷中总能见到三五只黑猫或灰猫，毛色光亮，面目俊秀，或立或蹲坐于贴墙处，以目光与你交集。可以想见尽管它们宿于巷中室外，却并不缺少食物。猫文化是摩洛哥的一个标志。拐了几道弯到了民宿门前，黑色的木门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金色铆钉。进门后就能见到马拉喀什的民宿典型的格局：中间是一个庭院，上可见天，四周是房间，一共有三层楼，三楼是天台。从住宿体验上来说，民宿中别有洞天，庭院里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喷泉、植物和花卉。

马拉喀什作为摩洛哥第二大城市，位于西南部荒漠边缘，天生流着非洲和法国的血。在柏柏尔语（Berber）中，马拉喀什本意是“神之地”的意思。人口约一百万的马拉喀什现为摩洛哥第一大旅游胜地，最早的居民是原住民，在以色列立国前，这里有约二十万犹太人居住。摩洛哥宣布独立以前，这里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便多起来；独立后大部分法国人离开了，却把这座城市当作度假胜地；甚至包括已经移民法国的摩洛哥人，时常还回来度假。

被称为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杰出作家的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称马拉喀什的麦地那为“我的部落”。20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来到马拉喀什，很快就学会了阿拉伯语，他逐渐听懂了杰马艾夫纳广场上故事叙说者所说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影响了他的创作。终于有一天他决定移居马拉喀什，住在离杰马艾夫纳广场（Jemaa el-Fna）不远的街巷中，他在那里住了20年直到逝世。他每天从住处散步到那里与市场上的本地人说话聊天。那里聚集着养蛇人、驯猴的、驯鸟人、说书人、杂技艺人，还有食品摊档的主人。可以说在马拉喀什，只要你真有一技之长都绝不会放过到那里去显摆一下的机会。

令戈伊蒂索洛如此着迷的杰马艾夫纳广场，大约始于公元1050年。“杰马艾夫纳”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死者的集会”。广场位于麦地那的中心地带，距离皇家离宫不远，附近就是著名的库图比亚清真寺。历史上广场最初是公开处决罪犯的场所，后来成为军队集结的地方，19世纪以前广场边还有一个奴隶交易市场。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都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这里是贸易、社交生活和民俗文化集中的区域。

戈伊蒂索洛曾经为保持广场的原汁原味专门撰写文章。正是在戈伊蒂索洛和一些摩洛哥本土知识分子的倡议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11月创建了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此前的会议就在马拉喀什举行，主要讨论文化空间的保护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人类口头遗产这一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新概念得以确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专门文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传统知识、艺术和技能等内容，制定遗产公约的目的是确保这些内容得到保护和传承。时至今日该公约已得到180个国家批准，目前全球有超过600项遗产入选。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马拉喀什的麦地那老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2001年，被戈伊蒂索洛称为“我的部落”中的街头说书人、耍蛇人、魔术师等一众来自民间的传统文化人集结的这个广场，成为一个原始文化景观，再次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戈伊蒂索洛曾提起过一个说书前辈索鲁赫（Srouh）的故事，索鲁赫是广场上最著名的说书人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还是一个男孩时，从农村来城市谋生，可得知马拉喀什找不到工作，就忍饥挨饿以说唱为生。他声音很美，就在广场上唱《古兰经》的诗句，但没有人关注他。他唱了三天，但人们路过时没有在他的帽子里留下一枚硬币。绝望之下他唱了又唱，还是没有人留意他的歌声。一个骑着驴子的柏柏尔农民路过，驴蹄几乎踩在他身上。愤怒的索鲁赫把驴子和骑手都抱在怀里举了起来。他非常强壮，好像没觉得有什么分量。驴子从未遇见那么有力量的人，惊恐地大声嚎叫，叫声引来路人的注意，蜂拥过来看热闹。“白痴！”索鲁赫愤怒地骂道：“你们懒得停下来听真主四天，现在却愿意听驴子的哭声？”随之而来的爆笑声开启了索鲁赫在广场上的流行。饱经岁月的洗涤，他成为广场上中最著名的说书人，摩洛哥的人们会从最遥远的角落来到广场，就是为了听他讲故事，他讲述的故事中或许有你闻所未闻的远古希腊神话。索鲁赫辞世时留下了一个学徒，现在已是一个很老的人，也是广场上能找到的最后几个说书的老人之一。

“失去一个说书人对人类来说比200本畅销书的死亡要严重得多。”戈伊蒂索洛把话说得很重，由此可见他是爱之深，忧之切。

杰马艾夫纳广场获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曾使戈伊蒂索洛十分兴奋，他写道：“这使我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音乐家、说书人、舞蹈家、杂耍演员和吟游诗人以新的方式表演的地方。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在大批人群面前展示。广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持续的奇观，其中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如果他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中之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巨头通过将我们的生活封闭在远程控制的隐私黑暗中，而使我们的生活同质化和贫乏的世界中。杰马艾夫纳广场提供的恰恰相反：一个公共空间，通过诗人和说书人创造的幽默、宽容和多样性的混合来促进社会生活。”

对于戈伊蒂索洛来说，存在着两个世界，而且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马拉喀什是他热爱的世界——广场上的说书人和各种民间艺人，这个诞生于极端贫困的世界，让他既烦恼又着迷。还有一个是他居住的欧洲发达国家，那里是自由的，儿童不再死于可治愈的疾病，但人际关系却被削弱、被疏离。他的后半生一直在为保持前一个世界而努力。他觉得自己正在为一个不可能的世界而奋斗。“杰马艾夫纳广场提供的恰恰相反：一个公共空间，通过诗人和说书人创造的幽默、宽容和多样性的混合来促进社会生活。”

戈伊蒂索洛回忆道：“我第一次接触口头传统是在马拉喀什的杰马艾夫纳广场，这让我开始思考书面文学的特殊性质，以及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在口头交流中，说话者可以随时参考上下文：换句话说，可以参考听众熟悉的特定情况。在书面文学中，除了前者所写的文本和同一语言社区的成员（通过出生或学习）之外，作者和读者没有任何共同点。口头文学在说话者和听众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他们都以相似甚至相同的方式体验世界。另外，阅读小说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交流；前者无法验证后者在阅读时是否具备足够的上下文知识来理解文本。”原来如此，他关注的与文学的传承有关，他关注的是口头传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作者或讲故事的人和细心的听众同时在场——为诗歌和叙事文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就像乔叟等作家的作品。戈伊蒂索洛在广场上最原始的口传文学中看见了前辈作家作品文体上的特点，他惊叹道：“使一条埋藏的线索将中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先锋派文学联系起来。”

他所称道的15世纪英国作家乔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印刷史上最早的用双韵诗体写成的故事书，记录了29名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者晚上聚在酒店中讲的故事。朝圣者中有骑士、僧侣、侍从、商人、匠人、纺织匠、医生、地主、农夫、海员、家庭主妇等。这种典型的民间叙事方式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影响。薄伽丘的作品《十日谈》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正如作者的序言中所说：“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篇‘醒世小说’，一百段‘野史’，你们怎么说都成。这些故事都是在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份的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1348年黑死病在欧洲第二次大流行时，这十名青年男女去一个乡村的别墅避难，为了打消寂寞的生活，他们聚在一起游玩歌唱，每人每天讲一则故事，十天讲了一百则故事，这十名青年中既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也有贩夫走卒、市井平民，阶级的不同也使得每个人讲的故事体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十日谈》的主要内容。薄伽丘和乔叟的作品都具备民间口传文学的特点，也正是因为它们鲜活生动，活生生地扎根在民间和田野当中，所以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并且在口头传递中不断丰富。

当然在戈伊蒂索洛的年代，薄伽丘和乔叟的文学叙事方式已经淹没在更为丰富的文学表现形式中，可是在杰马艾夫纳广场上的见闻却让他仿如看见了现实生活和文学传统的连接，广场显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如同看到携带着先人信息的古董仍然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存活，很显然他曾经为薄伽丘和乔叟的作品着迷，忽然又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遥远的历史场景，因之而兴奋不已。不过，毕竟这种广场上的文学交流方式产生的文本是粗糙的，没有经过作家精心的构思和文学想象的发挥。但是即便是稍显不够成熟的文学内容，也许正是它所具备的粗糙性引起了戈伊蒂索洛的极大兴趣。显然他在这里看见了文学的源头与现代生活的联系。

而戈伊蒂索洛最为关注的正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一个行业——说书人。回到20世纪7O年代，马拉喀什有大约二十名说书人；此外，摩洛哥的所有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也有讲故事的人。如今人们认为马拉喀什只剩下三四个说书人，整个国家可能只有不到八个，并且都是没有学徒的老人。

在同一个城市里，老城与新城相安无事，各自按照自己的性格成长发展。当然说到发展，新城如同年轻人，发展的激素更充分，发展的空间也更广阔。其实这里所谓的新城年纪也不轻了，起码也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从老城进入新城，跨越的不仅仅是建筑格局和街道格局的迥异，更是可以感受到历史和时间的跨越、异族文化的跨越。可是如今它们却和谐地并肩立于城市的两端。

法国画家雅克·马若雷勒（Jacques Majorelle）来到马拉喀什的目的是养病，却没有在居所里静静地安养，反而开始了他在北非和西非的游览。雅克·马若雷勒初来摩洛哥的几年，外国人的旅游受到很多限制，他通过各种渠道才获得了官方的旅游授权，然后和妻子以及一名护卫在非洲多地进行了多次探险。所到之处他都会支起画架进行素描，记录下人们生活的情景。

他身后留下了一千多件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多是非洲的景色。雅克·马若雷勒自称是“马拉喀什的画家”，他被壮丽的沙漠风景，被宫殿的建筑，被那些近乎原生态的山区生活和乡村习俗所吸引。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现为他带来了审美和创作力的复兴。

我特地找来他的一些画作，在他画笔下，马拉喀什的红色陶土建筑是最常见的背景，红房子像一座座堡垒，高高的墙上开着一个个小孔样的四方窗口，沙漠的风从这里进入；撒哈拉沙漠也染上了红色，牛羊和骆驼组成了沙漠上亮丽的风景；贸易市场前面伸展着探向高空的棕榈树，树下密集的人群或是耕耘，或是交易、载歌载舞。画中的群像总是看不清面目，他把焦点聚集在他们身上披挂的长袍上，女性的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男士的基本以白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