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与世界达成和解（访谈）

在中国作家的创作队伍里，陈染是女性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也是“个人化写作”的开创者。她对小说的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构成了文学创作中无法回避的独特存在。

文学评论界认为陈染是严肃文学领域里中国女性文学的“开山鼻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她的写作表达了“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表达和女性的声音”。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盛典上，陈染一直在扮演女娲的角色，她责无旁贷，她的全部书写都是为了补天。这几乎是命定的。因为陈染的存在，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才显得名副其实，才可能理直气壮。我们当然不能夸大其词地说，是她用纤弱的身躯破开了宏大的历史闸门，但确实是她的执着才让女性话语涓涓细流汇聚成这个时代的一道河流。她的那些作品的书写，为女性主义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作家王蒙曾撰文《陌生的陈染》，“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热烈与荒谬。她有自己的艺术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

简单归纳陈染的写作，可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三个类型和阶段。

1978—1986年，诗歌写作阶段：这一时期，因父母离异，随母亲住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小屋4年。进入少年和青春期，上大学以前，在家闲居，体弱、多愁善感，阅读了大量中外小说和心理学及哲学书，1982年7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其间发表的诗歌，一直未公开结集出版，自印过两本诗集。

1985年，陈染转向小说创作，继而，迈向高峰期，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

大学毕业，陈染留校工作，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分校中文系教师。1989年2月，陈染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被收入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引发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这套书是作家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出版的第一本书，定名为“文学新星丛书”，每本书都有文坛前辈、著名作家作序，还请名家为作者画抽象的画像一幅。

作家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成为提携一代文学新人的伯乐。收入的青年作家，如阿城、莫言、余华、格非、陈染、阿来、刘索拉、迟子建等，如今都是文坛大家。

作家刘震云感叹：“我有三点想法：第一，陈染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她对文学和生活的思考，她处理个人情感、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国内作家在她以前没有过；第二，陈染对汉语写作从文体和观察的角度显然有开创性意义，其作品的细部把握有十分独特的价值；第三，小说的名字、人物的名字非常奇异，独特而有想象力，我很喜欢。”

作家王朔佩服的人很少，却很喜欢陈染的小说：“我看了陈染的小说之后，意识到内心的重要性。关于外部描写，现在有纪录片、电视电影表现得更直接。文字应该达到镜头达不到的地方—一就是内心。也就是说文学再往前走，恐怕陈染那个方向就代表了文字的未来。中国文学不太关注内心，而是关注人在人群中的位置、冲突。其实陈染写的就是个人的战争，小说里最大的感觉，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可能女性作家发现得更早，因为男性面对和关注的往往是社会的>中突。”

十多年的时间，陈染创作中短篇小说39部，其中，公众熟知的代表作有《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凡墙都是门》《沙漏街的卜语》《破开》《残痕》《碎音》《梦回》《离异的人》。

1996年，陈染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在《花城》杂志发表。这是一部“石破天惊”的杰出作品，使陈染成为当代文坛“个人化写作”的开创者，也使得陈染的个人影响“破圈”，产生了强劲的社会影响。

评论家戴锦华感叹：陈染是一个个案。在“女性写作”多少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供选择与指认的文化角色的今天，她仍是一个个案。她始终只是某一个人，经由她个人的心路与身路，经由她绵长而纤柔的作品序列走向我们又远离着我们。以一种并不激烈但执拗的拒绝姿态，陈染固守着她的“城堡”，一处空荡、迷乱、梦魇萦绕、回声碰撞的城堡，一幢富足且荒芜、密闭且开敞的玻璃屋。那可以说是一处精神家园，也可以说只是一处对社会无从认同、无从加入的孤岛。

另一位评论家季红真说，陈染的女性独特经验世界是非常个人化的，也有着女性共通的心理深度，比如，对于来月经的体验，对于异性的身体感觉等。在整部作品的深层语义中，又是非常社会性的，甚至是非常政治化的。她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看法。这就是以女性特殊的个人体验，来开拓女性的话语空间，以对抗父权制的男性话语霸权。虽然这种对抗是以失败告终，但反抗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小说选刊》主编、作家徐坤认为：“《私人生活》可以说是陈染个人创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陈染的创作非常女性化，但她的理论却又提出要超性别。所有的女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隐忧，就是一旦她的作品被定性为女性写作，就会被认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是低于男性的，是女人气、小女人气的，就完了。从这个角度我就能理解陈染在各种研讨会和论文中强调一定要超性别，完全是出于这种隐忧。”

1996年，《陈染文集》4卷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1年，《陈染文丛系列>6卷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包括：《纸片儿》《与往事干杯》《嘴唇里的阳光》《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私人生活》《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2021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陈染文集（典藏版）》6卷。

2000年以后，除少量的小说创作，专注于散文写作，代表作《僻居笔记》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或连载。至今为止，陈染的散文创作已达几十万字。

陈染的散文敏感、细腻、睿智，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精神品质，既有鲜明的个人立场，个人面对社会、科技、消费主义压迫的反抗，也有面对生活和命运变迁中，女性绵延不绝的孤独之痛、无法皈依的精神漂泊感。

陈染在零散的个人经验中开拓意义空间，具有沉潜多思的智性品格，超越了庸常女性散文的感性、琐屑和絮叨，一如既往地对女性精神家园和个体存在价值的人文关怀，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风格。

我仔细回想，和陈染认识快三十年了。时间好像在陈染的身上冻结、凝固了，她的外表看起来温婉、宁静，而内心强大、坚定，为人处事随和，却有主见和坚持，外圆内方。

20世纪90年代，我在《阅读导刊》做记者。第一次采访陈染，是因为女性写作的话题正热。围绕这个专题，我前后采访了陈染、林白、棉棉、安妮宝贝。回头来看，当时的动机，还是太拘泥于报刊新闻的需要，文章限于浮光掠影，话题流于表面，只是做了一篇人物的新闻报道。有了基本的信任后，我又去她家做了面对面的访谈。

从此，我们有了更多一些的交往。这些年，陈染一如既往地低调，如同隐士，除家人和少数朋友，从不和社会往来。她在自己的生活、创作和外部世界间竖起一面高墙：无论面对赞扬还是批评、面对正儿八经的研究还是新闻媒体的好奇，她都本能地躲到作品后，回到自己的个人世界。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作品，止于作品。

这些年，陈染认真写，我认真读，一晃多年过去。2022年，因为朋友邀请，我参与了“中国小说100强”的策划工作，2023年9月，出版了她的小说集《空的窗》。

如果按时间和年龄划分，陈染1962年出生，我1972年，我们刚好隔十岁，一代人的距离。

当我站在2024年，回顾陈染的整体文学创作，从诗歌到小说、散文，我们该如何衡量她的文学艺术成就？重新翻阅《凡墙都是门》《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时隔几十年，她的作品一点不过时，依然是当代文学史中女性写作的标杆。

陈染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文革”后的文艺复兴，也被不同流派的评论家们作为标本，纳入“先锋文学”“城市文学”“女性文学”和“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在写作上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商业消费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时代迅速往前走了，走到了她所不认识的流段。在时代大潮中，很多人迅速调整了姿势，坐了顺水船。她宁可站在岸边，不肯随便走。或许正是这样，她才是不打折扣的陈染”。

我最喜欢李敬泽的观察，他认为陈染是从20世纪90年代被偷偷派到80年代去的，她的任务是潜伏下来，她正好落在了80年代的眼睛上，她是一粒沙，她让那个时代不舒服，让人对这种异质感到不安。后来就到了90年代，陈染真是辛苦，潜伏了这么久，她的天空蓝蓝的了，她不再是眼中沙，对很多人来说，她就是90年代的眼睛。一些体现着90年代精神的词汇，在陈染这里找到了最初、最纯正的依据，“个人化写作”“女性主义”“边缘”等等，找到了所指，陈染孤独的写作最终使这些词汇饱满如同丰硕果实。

回望八十年代

张英：为什么选择写作？跟性格有关吗？这么多年能保持高水准的写作，真不容易。

陈染：我从小是非常敏感的人，所以内心和外部的碰撞很多，承受的也比别人多一些。写作是我释放与现实生活>中突的途径。我在大学，对文学有了疯狂的热爱，不断进行写作练习。一肚子激情，想法很多，要找一个突破口来表达。我对文字从小就敏感，小时候，我还有个习惯就是读字典。

小时候学音乐，后来，学音乐太苦，我就丢开了，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激情和想法。过去我比较拘谨，特别腼腆，没有其他办法去和别人沟通，觉得写作是特别好的表达自己的途径。就这么写起来，直到现在。

刚开始完全是一种本能，自发的，无法控制。我愿意写，至于写完了别人看不看，似乎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张英：如何保持好的写作状态的？

陈染：写作非常辛苦，非常劳累熬人。写作的日子，每天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沉重的起点，如同背有一座山在慢慢前行，也像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沉甸甸地启动。说它沉重，是因为即使离开电脑，把正在进行的小说暂时丢在一边，我发现，它并没有真正离开我，它“隐身”在我的潜意识里，无论我漫不经心地做家务，还是靠在沙发上漫无目的地翻看闲书，或与什么人说着可有可无的话，只要有什么与它发生感应，它立刻就会像小人儿跳到我的意识中，对我指手画脚，我就这样被它“控制”着。直到第二天打开电脑，我继续写作，它才安静下来。

张英：20世纪80年代，社会和文化氛围，在你印象中是怎样的？很多文化人对那个时代念念不忘，一提就是理想和满怀希望。作为一个成长和见证者，你怀念吗？

陈染：那时的年轻人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很大，北京的大学校园弥漫着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那股劲儿。尼采、萨特、卡夫卡，除了哲学，还有摇滚乐。我在徐星、刘索拉那一拨儿人里年龄最小（刘索拉大我7岁），但叛逆劲儿特足，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幼稚。后来徐星、刘索拉出国了。刘索拉回来也没那股劲了。

张英：你出生在书香门第，生父是学者，母亲是作家。母亲是你文学启蒙的引路人吗？

陈染：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很晚才接触文学，在这之前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第一本小说是母亲念给我听的，雨果的《九三年》，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狂地读起小说来，一本接一本，全是世界名著，比如《简·爱》《傲慢与偏见》《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小酒店》《还乡》《呼啸山庄》这些国外的小说，也有《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国内的古典作品。

在大学，大量的西方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书特别便宜，我买了很多书，博尔赫斯、乔伊斯、纳博科夫、尤瑟纳尔、福克纳，年轻一点的作家专集等，还读了蒙田、克尔凯格尔、维特根斯坦、荣格等作家的作品，都属于我感兴趣的范畴。

人生与写作

张英：你的“多愁善感”是因为读了《红楼梦》受到影响的关系吗？

陈染：《红楼梦》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里边有太多的人性、社会及政治，而且不同的年龄和阅历，会读到不同的人性、社会及政治。这是一部漫长的人生之书，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翻阅，可以没前没后地翻看，每个人物都是经典，都活在我们的社会中，颇有隐喻。除故事、人物的隐喻，还有对宇宙未知的探究，真是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