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我把生命献给了《白鹿原》

《白鹿原》的经典化

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这样讲过：人们能从陈忠实的脸联想到黄土地。黝黑的皮肤，粗糙多皱纹的脸，凌乱的头发，这张脸令我想起画家罗中立的《父亲》，那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地带的构造，饱经沧桑，四季轮换的风雨，人世间的沧桑，历史的风霜都浓缩在了这张脸上。

《白鹿原》被陈忠实称为“一本可以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作品。《白鹿原》发表于《当代》杂志，1993年出图书单行本，获茅盾文学奖后，成为受欢迎程度不减的畅销书，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专业阅读书”。

在文学品质上，《白鹿原》已完成经典化、大众化的传播过程。在文学创作上，《白鹿原》已成为一种尺度、价值判断标准。在不同的时间里，小说《白鹿原》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北京人艺把它改编成了话剧，西安电影制片厂把它改编成了电影，首都师大把它改编成了音乐交响舞剧；77集电视剧的播出获得无数好评。

1996年，陕西省作协陈忠实的办公室，他正打算写《白鹿原》的下部，从抽屉拿出一沓写满字的稿纸给我看。2006年，《白鹿原》被林兆华改编成话剧，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大戏，濮存昕主演，口碑很好，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剧组谢幕多次，观众舍不得离去。之后我在王府井见到陈忠实。2008年，因为长篇小说创作热，通过邮件联系了陈忠实；最后一次是2012年，因为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上映，再次来到西安并见了陈忠实。这几次见面我都留下了谈话稿，为向这位杰出的小说家致敬！本期的“大匠来了”特将几次访谈整理发表，以为特别纪念。

没上过大学的作家

陈忠实，1942年8月3日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陈家是世代农耕之家。他的曾祖父陈嘉谟做过乡村的私塾先生。

“小时候我们家的木楼上，两个大箱子装的全是书，是爷爷用毛笔，一笔一画抄下来的。”

父亲陈广禄是地道的农民，会打算盘，也能提毛笔写字，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有些文化的人。

“父亲尽管是农民，但比村里那些同龄人有文化、明事理，下雨天没活干，他就躺在大炕上看古典小说；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村里人都到我家来找父亲给他们写对联。”

父亲对陈忠实的要求很实际，他回忆：“父亲要我念点书，识几个字，算个数，不叫人哄了就行。他劝我做农民，回乡务庄稼，继续以农为本。开始我听信了他的话，后来觉得有些可笑：让我挖一辈子土只求一碗饱饭，我的年华岂不虚度了？我不想当农民，只想通过读书走出村，去城里念书，争取上大学毕业当工人。”

1962年，陈忠实高中毕业，落榜，没上成大学，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我没上大学，不管填任何表，都只能填高中毕业。有一次出国要办证明，办公室副主任跟我讲，你这是出国，影响不好，给你写大专或本科学历？我犹豫了半天，说还是写高中学历吧。”

陈忠实上初中二年级时爱上了文学，他喜欢的作家是赵树理：“我在小学阶段没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有‘作家’和‘小说’。《三里湾》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小说。

“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再熟知不过了。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知的乡邻生活的照片。

“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带有本性。我随之把赵树理出版的小说全借来阅读。”

他发现书中每个人物都能在西蒋村找到对应，隐隐觉得自己也能写作。陈忠实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写发生在西蒋村的事。这篇作文老师给了最高分。

“教语文的车老师告诉我，西安市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一篇记叙文，一篇议论文，本校语文教研室已选定《桃园风波》作为记叙文参赛。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令人振奋的事。

“车老师又说，他想把《桃园风波》投给省里的《延河》杂志，要是能刊登，会有稿费……我第一次听说写小说能挣钱。在城里读中学，我一日三餐吃的是开水泡馍，相伴的是咸菜，绝大多数时候，是用开水泡死硬死硬的苞谷面馍……如小说可以发表，就能吃上白馍了。

“后来小说没了音讯，但我却记住了《延河》杂志。到高中，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成立了文学社，出版了文学墙报。在‘诗歌大跃进’的氛围影响下，我写了不少诗歌。”

1958年11月4日《西安日报》发表了《钢、粮颂》。大学落榜后，陈忠实回农村，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初级小学任民请教师。

“我回到农村，把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一下子廓清了，许多条人生的道路，在一瞬间全都堵死了，只剩写作可以走。”陈忠实以文学为希望，以此改变命运，文学成了他困境生活中的精神安慰。

“我定下一个目标，全当考上大学，自修四年。哪怕能发表一篇作品，公开发表的，就是我的大学毕业证。”

陈忠实终于在《西安晚报》发表了散文《夜过流沙沟》。这给了陈忠实走上文学道路必要的自信。他说：“我能发表一篇作品，就能发表很多篇，但要靠我的努力。”

“文革”前，陈忠实已发表散文、诗歌、快板书等多篇，多为叙说农村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歌颂新时代和新生活，或通过记述贫苦农民的命运反映阶级斗争。

“农村孩子把努力叫跳龙门，跳出农业之门，农民的日子太苦了。我目标非常明确，要到城市去当干部，不再回农村。”

1964年，陈忠实调到毛西农业中学任教，1968年，被借调到立新（原毛西）公社做文书工作，由于踏实肯干，被留了下来。他逐渐被周围的人肯定，精神在慢慢调整，但依然看不到希望。

1973年，陈忠实正式进入小说的创作中。31岁，他在《陕西文艺》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便常有作品刊发。1976年《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无畏》。多篇小说的刊发，使他已颇有影响。《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和《无畏》四个短篇小说，单从形象塑造、结构和语言等技术层面看，已较为成熟，成为陈忠实文学创作跃升期的代表作。

陈忠实回忆，在“文革”中后期，受极左政治及文艺政策影响，写作受到“三突出”创作观念的影响，一些小说的主题，是按要求跟着政治潮流走，阐释阶级斗争的“纲”，事后不敢再看。但创作让他锻炼了小说的基本功。

1975年，陈忠实应西安电影制片厂之邀，将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改编为电影剧本。电影于1976年拍成，片名《渭水新歌》，1977年1月发行放映。而陈忠实于1977年被任命为毛西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副总指挥，接着，他被任命为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副总指挥。

“我的主要职责是‘学大寨’，常常是把被卷从这个村背到另一个村，或从刚刚结束的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搬到另一个刚开始的新指挥部。”

1978年，陈忠实在治理灞河的工地读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大胆触及时代给人带来的人格和心灵的伤害，呈现了全新的文学视镜。他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事业来干的时候到来了。这一年，陈忠实调入西安市郊区文化馆，任副馆长，被禁锢多年的文学梦终于得以释放，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

“文化馆要宽松得多，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和写作。从此，写作不再是一年一篇的‘过瘾’，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和追求，是永久到终生的沉迷。”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南北寨》《小河边》《幸福》。《徐家园三老汉》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7期发表后，受到称赞，陈忠实被誉为写农村老汉的能手。在《陕西日报》发表的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信任》是陈忠实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小说在普遍写历次政治运动给人心留下深重“伤痕”时代的文学风潮中，另辟蹊径，表达了要化解矛盾、克服内伤、团结一心向前看的主题。

“《陕西日报》文艺副刊的老编辑向我约稿，他再三申述，报纸一个整版就发6000字，写长了用不了。《信任》我原计划写一万四五千字，后来在小说结构上下了一番功夫，一边写，一边码着稿纸算字数，最后小说写完6000字。老编辑把我‘逼’到这一步，却让我实现了突破，把短篇写得更精粹，没有废话。”

1980年，陈忠实调入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被任命为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改革开放新时期，陈忠实进行着艰难的思想反思，在文学艺术上作了新的探索，更新对生活的认识和文学观，在迷茫中探索，在探索中发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逐渐走出一片天地来。陈忠实与贾平凹、张敏等8人成立了群木文学社，贾平凹任社长，陈忠实任副社长。

“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专事辅导文学创作的干部，很关注本市几位写作的青年作者，有意把几人组合起来，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互相促进，再得提高。他们找到贾平凹再找到我。贾平凹提出以‘群木’作为文学社的名字，并解释，一群幼树紧紧拥抱，竞相生长，志在天空。我表态赞成，善哉！尤为欣赏‘群木’的社名和意蕴，树木成片成林便会竞长，前途在广阔的天空，互不伤害。文学社成立后，我没太参加聚会。我住在灞桥，离城较远，公交车下午六时停运，安排在晚上的活动没有机会参加。没有经费，没有会场，没有交通工具，我损失了不少机会。”

1982年，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走到人生的理想境地，可以把创作当主业来做，且名正言顺，这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好事。然后是压力，也可说是压迫，必须写出好作品，不然戴不起‘专业作家’这顶被广泛注目的帽子。

“我作出了符合我个人的选择，不仅不搬进作协大院，反而从城镇回归乡下老家，平心静气地读书，回嚼我在区和乡镇多年工作积累的生活，避开文坛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免得扰乱心境空耗生命。

“我家的条件很差，住房逢雨必漏，经济收入还无法盖一幢新房，更不敢奢望有一间写作的书房。我在临时搭建的小屋，倚着用麻绳捆绑固定四条腿的祖传方桌，写我的小说，自鸣得意。有蛋要下的母鸡不择窝，空怀的母鸡即使卧到皇帝的金銮殿，还是生不出蛋来。

“80年代的中国文学十分活跃，有人调侃新的流派‘各领风骚一半年’。我不可能今天跟这个流派明天又跟那个流派，但各流派最具影响的代表作我都读，一在增长见识，扩大艺术视野，二在取其优长，丰富艺术表现手段。

“比如‘寻根文学’，我兴趣十足地关注其思路和发展，最后颇觉遗憾，它没有继续专注于民族文化这个大根去寻找，却跑到深山老林去寻找那些传奇荒诞遗事了。我觉得应到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乃至城市，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找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演变的秘史。《白鹿原》的创作思考，这是一个诱因。”

变成了专业作家，陈忠实的《初夏》《康家小院》《蓝袍先生》成为他小说的代表作。这个时期，大致可概括为从追踪政治与人的关系到探寻文化与人的关系两个阶段。这几篇小说，可明显地看出陈忠实创作探索和变化的轨迹，也可看到陈忠实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在不断走向开阔与丰富。

《白鹿原》之前的写作

可以这么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为写《白鹿原》做准备的。“80年代发生的一切，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我经历了这一变革的全过程，是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剥离的过程，是我的中短篇小说一次又一次完成剥离的体验。今天读来，仍可回味剥离过程中的痛苦与欢欣。”

1985年写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陈忠实在描写徐慎行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现这个人物命运的时候，特意把门楼匾额“耕读传家”的“耕读”二字调换成“读耕”，是徐慎行个人成长的体现。主人公居住的幽深宅院及这个宅院所折射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隐秘，让陈忠实久久沉思和不能忘怀。《蓝袍先生》虽以较长的篇幅写乡村小知识分子，陈忠实也触摸到文化人的一些特点，但陈忠实对文人和知识分子还多少有些隔膜，不如对农民那样了然于心。但这部小说打开了一扇门，转移了他的创作视线，他开始关注并研究历史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