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我所有的写作都源于内心的真诚（访谈）

变化的世界中

张洁在写作上守住了人性的良知

对张洁来说，写作是一种“以血为墨”的生命需求。她的文学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征服了亿万读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她是文坛耀眼的一颗恒星，也是近几十年来文学进程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在中学时代，我读到《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挖荠菜》，艰难困苦的人生，作者姿态平和，清新的文笔营造出一个纯净的空间，让年轻的心灵深深被感动。

在大学里，我在教材上又看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沉重的翅膀》。前者含蓄优美的文笔讲述了特定时代里的古典爱情，在漫长的以政治革命名义对人性、生命、束缚压迫的时代背景下，张洁呼唤着真、善、美、爱及人性的回归。后者标志着张洁的成熟和锐气，她开始走出自我，将目光投向身边广阔的世界。

张洁把写作看作是社会公器，通过作品对时代与社会变革发声，甚至鼓与呼：“文学于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渴求：愿生活更像人们向往的样子。人类的许多不幸，是由于彼此的不能理解，不能对话造成”，“作家应通过自己的作品进行社会对话”。

由此，张洁在《沉重的翅膀》里书写了重工业部的改革阵痛，通过小说呼吁经济体制的改革，喊出了一代人的心灵声音。即使是放到今天的语境背景来审视，这部直面现实的小说，仍然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我们仍能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

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张洁的写作起步较晚，开始创作，她已四十来岁，但因人生经历坎坷、命运曲折动荡、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期长，她在写作上起点高，文学成果多，社会影响大。

让我震撼的还有《方舟》和《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女性文学”成为了90年代文学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我愿意把《方舟》列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方舟》中，几个女性由于种种原因，对男性彻底失望，抱成一团一起面对，承受来自生活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是什么让她们满身伤痕如此疲惫？在变化的世界中，张洁在写作上守住了人性的良知，对社会的异化带有较强的排斥。

母亲去世，张洁长歌当哭，她写下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也可以视为长篇小说。文字是有力量的，用“字字千钧”形容这篇小说再合适不过了。母爱的伟大、亲情的失去让我们在阅读中一再为张洁落泪。作家激情四溢，深沉、朴素的文笔取决于她对情感的执着和专注。它是血与泪凝聚而成的杰作。

王蒙曾为张洁小说的勇猛独特惊叹：“有时坦率得近乎愚傻，热烈得近乎爆炸，忧郁得近乎自戕，勇敢得近乎以身试陈法陋习。”

张洁1989年创作《无字》，52岁。小说初稿写完，马上推倒重来，1998年全书完成，她又一遍遍地改、一字字地磨。为写《无字》，她采访、收集的各类资料有两尺多厚。为一个小细节，她三番两次乘火车到偏远的小说故事场景地探访，寻找写作的灵感。无数个日日夜夜，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字斟句酌，书稿由薄变厚，又由厚变薄，定稿的4部100余万字压缩成了3部80余万字。

张洁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和《条件尚未成熟》三个短篇相继摘取1978年、1979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祖母绿》摘取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又以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2005年4月11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张洁的《无字》、熊召政的《张居正》、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和宗璞的《东藏记》5部作品获奖。一位作家获两次茅盾文学奖，这在中国文坛尚属首次。

张洁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上，赫然有中国作家巴金、张洁的名字。消息传出后，法国影响很大的《新观察家》迅速作出了报道。香港《争鸣》杂志（1986年）驻巴黎记者明蕾以《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为题，专门讲述此事。或是出于谨慎，张洁一直没透露此事，境内传媒也没太进行过报道。

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外，不同的时空里，张洁先后获得很多国外文学奖：获得意大利1989年度“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为该院荣誉院士。2004年，获意大利政府颁发的“惠仁之星骑士勋章”。2012年，张洁获得意大利托斯卡纳论坛奖；2014年，获意大利GIUSEPPE ACERBI国际文学奖“终身成就奖”。

在《北京文学》工作期间，我开始和张洁打交道。当时，《北京文学》杂志在北京文联宿舍楼的地下室办公，张洁、刘恒等作家住在楼上。我们经常与仪态优雅的张洁和留络腮胡的刘恒相遇，她总笑着向我们点点头。

后来，主编章德宁建议我做文学访谈，最先采访的就是张洁、刘恒，还有崔健。我二十多岁，年轻，无知者无畏，就和她打了电话，介绍了这件事，她随即邀请我上楼闲谈，确定完“文学与人生、新作《无字》”的访谈主题后，采访了两次。

两次的采访时间都是下午，干净整洁的客厅，她坐在椅子上，声音清亮有力，语速很快。她身后是一架钢琴，靠墙的柜子上放着一些唱片，下午的阳光照在她银色的头发和脸上，从我的视野望过去，她的整个上半身似在放光。

张洁是个健谈的人，说话频率极快，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她这个年龄少见的激情。尽管在谈话中我一再提及她的代表作，但她却不愿多谈。张洁说，她的写作到《无字》才真正开始，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展开，一直延伸到她的文集。

北大教授徐泓曾问张洁：“你为什么从写人性美转向揭露人性恶？”张洁回答：“失望。对一切的失望。”

她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无字》以母女几代的故事来写20世纪。张洁说：“这个世纪是大谎言横行的世纪，是上当受骗，充满比死亡还痛苦、还可怕的世纪。”对人性的失望，张洁说：“人和人之间是不能沟通的。如果说乱世的不确定性多少还可以触摸，而人性的不确定性，简直让人绝望。”

当《无字》获得茅盾文学奖，我已到南方周末工作，我和张洁在电话里聊了大约半个小时。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大批媒体蜂拥而至，但张洁却拒绝了大部分媒体的采访：“我要说的话都在小说作品里，记者和读者不应该为获奖而好奇，而是应该去读小说，与作品交流和沟通。”

进入新世纪，在写出《无字》之后，张洁没有停下来，继续小说的探索。长篇小说《知在》通过一幅画的故事，把触角伸到了历史上的西晋时期。而《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不仅伸到了16世纪，还伸到了异域的南美。此后，张洁又出了长篇小说《四只等待喂食的狗》。

最后两次见到张洁，我已到了腾讯网文化中心工作，一次是《流浪的老狗》媒体发布会，另一次是老朋友兴安策划的张洁画展，此时她已停止写作，拿起画笔，画起了油画。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画展上，第一次办油画展的张洁宣布：“张洁就此道别了！” 此后，她去美国投奔女儿定居。

晚年的张洁卖了北京二环路边的房子，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区买了—套小小的公寓：“老房子，简陋，但楼下有一个公共大花园，很美。”她常常坐在花园里一棵树下的长椅子上。她说：“那个角落的来风，没有定向。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把有关伤害、侮辱、造谣、污蔑等不好的回忆，渐渐地吹走了，只留下了有关朋友的爱、温暖、关切、帮助等的回忆。”

在中国作协主办的画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洁在现场的发言提及：“我要说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已找律师立下遗嘱。我的遗嘱里写了：在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发表纪念文章，不要写任何怀念我的文章，也不要纪念我。”

评论家李敬泽写了画展的序：“张洁老来作画，不作中国画，作油画。当然是这样，很难想象一个提着毛笔画几根竹子涂几笔山水的张洁，画油画的张洁才是张洁，她是不交响的交响乐而绝不是丝竹。而且画国画难免要写字，要题跋，张洁垂老，惟求无字，油画至少让她不用跟这个世界再费口舌解释或者争辩……那是我们深爱的、敬畏的张洁，那个对世界高扬着下巴的张洁，那个眼中有玫瑰和枪炮的张洁，那个卑微得如一粒尘土随时准备自我遗忘和被遗忘的张洁，那个被深厚的蓝所沁染的站在地上飘在天上的张洁，那个注定奔跑、注定孤独的孩子……”

通过画展，张洁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告别了故国，告别了文坛诗友，拂袖而去，如同林黛玉葬花的那首词，让人万般感慨：“质本洁来还洁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切都是浮云，什么都不必挂念。

去美国定居，张洁在欧洲和北美、非洲旅游，四海为家，造访名山大川、风景名胜，浪迹天涯。

2022年1月21日，著名作家张洁在美国因病逝世，享年85岁。

苦难的人生

“解放前我们家很穷。我出生不久父亲就遗弃了我。我母亲是农村小学教师，是她含辛茹苦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这样的生活境遇使我得益匪浅，它磨炼了我在人生斗争中的意志，塑造了我的性格，教会了我热爱普通人，同情别人。我从不想伤害他们中的任何人。”

张洁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也拒绝了多位文学研究者给她撰写评传的要求。在一篇很短的创作手记《已经零散了的回忆：代自传》里，她轻描淡写提及了几句：“童话里常常写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我呢，也想这样写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她的爸爸早就不要她和她的妈妈了。”

据张洁回忆，她的母亲张珊枝自幼丧母，寄养在亲戚家，后跟随父亲和继母生活，直到与一个名叫董秋水（即张洁的父亲）的男人结婚。董秋水早年在东北军做事，张学良组建东北大学后，到学校当了教官。抗战爆发，他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又跑到香港，在杂志社工作，与端木蕻良、萧红、骆宾基等在香港的东北文学人物有了往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非常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加快联合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董秋水出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在政界和文坛之间奔走的董秋水，不顾家庭将妻儿视为累赘，直至抛弃。

张洁如此回忆那段不愉快的经历：“我母亲带我到香港找父亲，父亲对我们很坏，经常打我，用脚踢我。珍珠港事变后，我们逃难到内地，经过广西、四川，最后到陕西，父亲就把我和母亲丢在那，自己跑了。”

最终，董秋水与张珊枝离婚，张珊枝带着张洁留在陕西教书，董秋水去了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做事。20世纪50年代末期，董秋水被下放至秦皇岛，后来一直生活在那，直到去世，与张洁母女再无人生交集。

在她笔下，童年总是处在饥饿的境况之中：“我应该叫作父亲而又不尽一点儿父亲责任的那个人，把我和母亲丢下，一个子儿不给的年月，我们全靠稀粥度过艰难岁月。从幼年起，就跟着妈妈住在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火，连正经的炉灶都没一套。馋急了眼，妈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荤腥给我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备感那许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

著名出版人、《读书》主编沈昌文曾与董秋水同事，他在自传中这样提及董秋水：“这位董先生经常是衣服穿得笔挺，头发梳得光亮。用我们当年革命青年的说法，是旧官僚那样的。而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开幕，他一定要写一首‘五言’或是‘七律’，贴在墙上表示祝贺的态度。”

父亲董秋水的不负责任，使张洁从小便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母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时候，一个没有多少知识、多少能力、无依无靠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孩过日子，该有多么艰难哪！妈妈给人当过保姆，做过工厂的收发员、乡村的小学教师。因为没有什么学识，只能当代课教员……她们常常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

“穷人家的孩子的童年是寂寞的。没有人送给那小姑娘玩具，也没有人送给她书、糖果和花朵。妈妈整天为生活而挣扎，来不及也没有能力顾及那小姑娘在想些什么，需要些什么，为什么她的眼睛里会溢满泪水，又为什么会翘起尖尖的嘴巴。”

在《怀念关中》的散文中，张洁写道：“我是东北人，可我不是在那儿出生，也不是在那儿长大的。我倒是在关中一个叫作草坡的村子里，度过了大半个童年和整个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