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

真实的“高密东北乡”

“我经常做梦跟别人抢夺食物，我这辈子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最大的幸福是在参军后，第一顿饭吃了8个馒头，也跟食物有关。”

从莫言和大哥管谟贤居住的高密市区出发，到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有20多公里，开车大约需要40分钟。莫言的父亲、二哥、姑姑目前还住在莫言出生的村庄。

高密东邻胶州，南连诸城，西与安丘潍河相望，北与平度毗邻。给我开车的司机陈师傅和莫言住同一个小区，莫言每年都会回高密住上两个月。陈师傅说，高密在行政上属潍坊市管辖，但在地理和经济上受青岛影响更大。

莫言的老家平安庄在胶河边上，他出生的老宅在旧村的最后一排，始建于民国初年，长方形结构，一间正堂4个房间，连同前院，都是红瓦木顶，砖混泥墙，石头打基。

1955年，莫言就出生在这个老宅西屋的大土炕上。莫言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大哥管谟贤生于1943年，姐姐管谟芬生于1946年，二哥管谟欣生于1950年。

莫言用几千万字描述的“高密东北乡”，实指高密东北部原河崖、大栏管辖的区域，随着时代的变迁，“高密东北乡”先后改为河崖公社、大栏乡、河崖镇、夏庄镇、胶河疏港物流园区。莫言出生的平安庄，旧名“三份子”。

“我小时候，政府还没有修水堤，从屋里可以望到胶河。后来我小学辍学后，还参加过胶河的水利建设工程，天天在河道里挖掘泥土。”莫言对我说。

站在莫言家的屋后，宽阔的胶河翻腾着昏黄的污水，高大的杨树一排排沿河延伸开去，河堤上长满茂盛的荒草。

1960、1970年代，河崖、大栏一代地势低洼，河道纵横，每逢夏季，经常水涝成灾。于是当地农民只能种红高粱，以此为主粮。

“在吃不饱饭的年代，红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米磨成粉，可以做成饼和窝窝头，或者酿酒，穗可以编织成草把扫地，叶子和杆用来给牛当草料，或者编织成草席和门帘，根部敲干净土晒干后可以当柴火烧。”莫言父亲管贻范回忆说，当时整个河崖公社（今天的夏庄镇）种满了高粱。一眼望去，绵延的绿色，无穷无尽，风一吹，高粱不停摇晃，哗啦作响。

为治理洪涝灾害，当地政府大兴水利，挖河开渠，解除了涝灾。后来小麦、黄豆、玉米、蔬菜、棉花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大片的红高粱慢慢地从土地上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高粱酒、高粱饼、高粱窝窝头。

莫言的《红高粱》发表在《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被张艺谋看到，准备拍成电影。剧组将拍摄地放在了高密，分别是莫言家附近的孙家口村石板桥、高密南部的拒成河乡泊子村、东南端王吴水库边的农户家和候选拍摄地高密西部的峡山水库。

这时，高密农民已多年不种高粱这种低产难吃的作物了，莫言领着张艺谋和乡亲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亩地300元左右的价格请老乡帮忙种植了一百来亩高粱。

《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后，高密政府给河崖至平安庄的马路取了个名字：红高粱大街。当地有商人灵机一动，推出了莫言小说里的“我”奶奶“九儿”，生产白酒。

二哥管谟欣一直在镇上工作，写了一辈子材料，退休在家。因为老父亲管贻范不愿意进城，他就一直在家照顾父亲。管谟欣长得和莫言很像，只是个子要比莫言小一号，人比较黑瘦。

多年前，地方政府见不时有慕名而来的游客，要拨经费修缮老宅，莫言不同意。

“现在拿了诺贝尔奖，政府又提出要修，开发成旅游景点，我们不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管贻范告诉我。他身体很好，满面红光，就是耳朵不大好使，跟他说话要对着他耳朵大点声。

莫言在高密市南关天坛路盖了一个大院子。他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大量作品。后来南关天坛路26号院转卖给了朋友，再后来，朋友把房子捐给了高密市政府。相比莫言的平安庄故居，26号院鲜有记者造访。

莫言文学馆成立后，馆长毛维杰把26号院里，当年莫言在这处居所中所使用过的桌子、台灯、椅子，及老式电脑，都搬到了如今的莫言文学馆里陈列。

吃树皮煤块的童年

“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妹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为是大家庭居住，母亲凡事都让着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婶婶，对他们的孩子关爱有加，对我们却很严厉。”管谟贤对我回忆说。

在1950年代进行的土改运动中，莫言家被划为“中农”。“中农”是在“富农”和“上中农”之下，能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劳动维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因为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儿子又去了台湾，莫言家受到牵连，成为政治上的被“团结对象”。在大队当会计的父亲管贻范终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谨慎。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压力，都带回了家。

“莫言小时候特别皮，上课时老打瞌睡，经常和同桌同学交头接耳，中午午睡却跑到院子里玩。”莫言小学同学李善友对我说。

但从记事开始，莫言对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饥饿。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他们家的锅碗瓢盆、菜刀、门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到了土炉去炼钢、捡铁矿石。

公共食堂很快就没干饭了，只有野菜和发霉的地瓜干。1959年春天，食堂也显得捉襟见肘了，只能跑到地里去挖烂地瓜吃。家里没有锅，莫言就在炼钢炉的材料堆里，偷了当年日本兵戴在头上的钢盔，拿回家刷洗干净，用它代替锅煮饭。

管谟贤回忆接下来的“三年严重困难”：“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到1960年春天，平安庄在陆续饿死人。最多的一天，村里饿死了十多个人。

“村里能吃的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几乎天天死人。起初人死了还掩埋，后来就没人掩埋了，被拖到村子外边去了，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的疯狗在那等待，一放下，就扑了上去。”

后来，莫言从书上看到其他地方有人吃人的事件：“听说我们村的马四就从自己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吃，但没有确凿证据，因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

莫言告诉我，自己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壳、芙子苗、荠荠毛。南洼有种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就一起去挖来吃，结果吃了大便拉不出来，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扣。憋死了一些人后，没人敢再吃土了。

那年冬天，学校拉来了一车煤给他们取暖用，堆放在食堂前面。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吃了一块，说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学都去拿，上课时脸色蜡黄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莫言和同学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惊喜地说：“真的很好吃！”他们拉的大便也是黑色的，还能送进火炉里烧。

莫言母亲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人抓住吊起来打。莫言的大娘去西村讨饭，在一个麻风病人的家里，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条，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

后来政府打开粮仓，按照人口发救济粮，每人半斤豆饼。“我奶奶分给我杏核大一块，我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咽下。”

莫言家的邻居太饿，把刚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全吃完了，回到家就不停喝水，结果豆饼在肚子里膨胀，把胃撑破，死了。那时的人，因为饥饿，肠胃没有脂肪，像纸一样薄。

为了维持生命，父亲让莫言的姐姐退学回家，专门负责去地里挖野菜，再加入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饭给全家喝。长期缺少营养，人就水肿，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捉到一只蚂蚱，在火上烧一烧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住放在灶里烧熟，奶奶或母亲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连内脏和骨头都吃了。”管谟贤对我回忆说。

到了“文革”，没再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莫言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粥了。政府按人头发了半年糠菜半年粮，但还是吃不饱，莫言和哥哥只好去玉米田寻找长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回家煮熟，撒上盐用大蒜泥拌着吃。

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莫言夜里起来撒尿，也会摸一块，蒙着头偷吃。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比羊肉还鲜美，但母亲嫌脏，不许孩子们去捉。

直到“文革”结束前，莫言终于可以把红薯干吃饱了，这时他对食物的要求也渐渐高了。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给他家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有人卖病死的猪肉，上面爬满黄豆一样大的米虫，但价格便宜，村里人都围着买。看见父亲舍不得，莫言就一个劲哭，最后父亲才下决心割了五斤肉，拿回家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息一声，把自己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油味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小刀子在割，难受又幸福。”莫言回忆说。

最年轻的农民

在莫言一家子中，管谟贤是唯一的大学生。1963年，他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语文、历史、外语都考得很好，数学只考了13分。”大姐退学后一直在家务农。二哥管谟欣高中毕业时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靠文科功夫好，一直在公社搞宣传写材料。

莫言回忆自己的文学启蒙时，提到大爷爷管遵仁和爷爷管遵义。大爷爷是当地的著名中医，以妇科和儿科见长。莫言在退学回家后，为混个饱饭跟大爷爷学医两年，他的旧学功底，就是当时背诵《药性赋》《濒湖脉学》等医学著作打下的。

管遵义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管遵义一生务农，种田是一把好手，还会木匠手艺。冬日炕头里，夏日河堤上，两个爷爷给莫言讲了不少民间狐仙鬼怪的故事。

小学读到五年级，莫言被学校劝退回家务农。原因是受哥哥影响，哥哥暑假从上海带回了红卫兵编的报刊和造反派的夺权传单。

“我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经过，启发了莫言到他学校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说学校领导和老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要办黑板报，成立战斗队。他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回了家。”管谟贤向我回忆。

后来，喊“打倒”“造反”的莫言，被学校劝退回了家，莫言从此成为大队里年龄最小的农民，过上了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为个子小，他干不了大人的体力活，只能去帮养牛队割草，种高粱，种棉花，放羊，挣一半工分。

他成为作家是受大哥的影响。管谟贤去上海读书后，留下了《吕梁英雄传》《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文学书籍，以及《聊斋志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

乡村一成不变的生活，加上饥饿和孤独，阅读成了莫言少年时最快乐的享受。家里书看完了，他就满村借着看。为了看同学家的《封神演义》，他帮同学家推石磨磨面，推一下午看一本。

邻居单亦敏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因政治成分不好，在“文革”被打成右派后回村参加劳动改造。他们在闲聊中，吃不饱饭的莫言知道了“有个山东作家一天能有三顿饺子吃”，这对莫言产生了巨大冲击，引发了他当作家的欲望。

根据管谟贤的考证，因在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头一回看见了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场面，莫言回到家便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的写作。第一节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这部模仿《红旗谱》的小说，写热恋中的妇女队长和民兵连长，为挖掘胶莱河一再推迟婚期。而有个老地主为破坏胶莱河的建设，砍断了生产队一匹马的腿。小说最后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章。

为逃避劳动的痛苦，莫言跟大爷爷管遵仁学了两年中医，想摆脱土地的束缚。但因文化程度太低，莫言没有学成。最后，当会计的二叔，介绍莫言去高密棉花加工厂当了地磅工，负责称重量。

莫言在这一时期认识了来自高密的杜勤兰，两个年轻人谈起了恋爱。他一边办厂里的黑板报，同时也开始了写作，并向公社广播站和高密县广播站投了稿，也在《潍坊日报》《大众日报》上发表了些宣传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