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生活

我总是想起这个假期，它像一潭死水搁置在我的生命中。我几乎未向他人讲述过这段日子，或者说，它太难被讲述。如此平静，如此麻木，又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无法预计的影响。我想说出来，可并不因为我想明白了。

母亲决定把我送到姨妈家，在高考前的寒假。分别的时候，母亲眼睛泛红，哥哥嬉皮笑脸的，父亲什么也没说。和我一同留下的是26寸酒红色硬壳旅行箱，高二那年学校组织远途旅游时母亲带我在沃尔玛选的，价格不菲。等你以后读大学、出国也够用，母亲说。

这是姨妈新修建好的房子，和这个城镇其他刚富起来的人们一样，她油上砖红与奶白色的外墙，建五层高，装欧式背景墙、大电视和可调节灯光颜色的玻璃吊灯。我住进三楼的单人房，旧书桌，木质床铺，两扇窗，空洞的白墙。实际上，一整层三楼都属于我。另一间房空空如也，客厅只有一套塑料桌椅，墙角倚着扫把，可没有垃圾铲。

我把带来的课本和模拟试题通通摞到桌上，好让人看不清我。房间不算吵闹，窗外是城镇固有的阴天。我躺了下来，床比家里和学校的都要软。“囡囡加油，我们为你打气！”母亲把短信传来这只留给我的旧手机——它或许还不能算是个手机，摄像头拍不清数学题，内存载不动最平常的社交软件。它伟大的地方是可以上网和触屏，能给我看长得发臭的小说，或者查些优美的英语单词。我不大想回复母亲，她和父亲，还有哥哥，就这样把我放在了姨妈的小别墅里，放在我完全陌生的城镇，道路上都是衣着过时的人们，孩子穿开裆裤哭个不停，家犬长得像流浪狗，中年女人穿碎花裙子和粗跟鞋，摩托车比汽车迅猛，很难看见灯光明亮的快餐店。我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

来姨妈家的第一个早晨，我在七点半的闹钟中如期醒来。刷牙的时候我想起自己来这的原因，没有人会比我再清楚。我快要高考了，而成绩节节败退。我本来是讨人喜欢、长相尚可、成绩也不错的学生，可现在快要被归入平庸的一类。我的名字曾在学校的荣誉榜上，红纸黑字，可现在放在班里也不算出众。我有点害怕，但又必须佯装镇定。再怎么样也不能露出慌乱的马脚，这是我学生时代的首要原则。

是谈恋爱了吗？母亲捏出一种漫不经心的严肃语气询问。

当然没有。

在学校被人欺负？

怎么可能。

被甩了？

好久以前的事。

那就是被甩了，还忘不掉。她总是认定自己的直觉，尽管我长大后发现她往往正确。

放假前的家长会，班主任给母亲的建议是补习。所有人都在补习，班主任像讲悄悄话一样对母亲说。他是个长满胡茬子的生物老师，穿polo衫时会露出胸毛。总有些人特意跑去问他并不那么难的生物题，目的是向大家说明他身上的体味。我们都不怎么喜欢他，总而言之。

母亲不知道这一切，她相信了他。她听说男生们成绩突飞猛进的原因不是聪明和突然上心，而是偷偷补课，而且是最贵的那一类。我当然也听说了，并且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即便名次总是一降再降。母亲当然不愿意花一家人三天的生活费给我去外头上一节“好像”能提高分数的理科课，可她实在希望我背着红色行李箱上令人羡慕的大学。

她想到了她的故乡，一个生产总值不够出众可教育尚完善的城镇。舅舅在这里数一数二的高中当老师，为我找来品德正常价格也正常的补课老师。姨妈提供住宿，一间说得过去的单人房。母亲感动极了，又收走我藏了许多秘密的手机。我的朋友、我的爱恋、我的自恋、我逃避名次和物理题的窗口就这样关上了。

他们的车子已经驶出这个巴掌大的城镇，我不得不支持母亲的做法。我应该下决心努力一阵子，在这个假期义无反顾地像胡茬子班主任说的那样“弯道超车”，超越我喜欢可不喜欢我的男生，超越喜欢我可我不喜欢他的男生。

八点过一刻，姨妈打电话来说一楼厨房有早饭，粥和包子，可以热一热再吃。听说我已经起床洗漱好，她表示欣慰，甚至有些激动，大概是她并不拥有这样乖巧的孩子。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们不仅长相敦厚，而且愚蠢并不自知。他们学坏孩子逃课却被抓住，放弃学业想要入伍则被告知得先减肥。希望我不必见到他们。

粥已经凉了，米粒和水粘成坨状，很难搅开。幸运的是，一楼没人，五层的楼房静悄悄，像是为我腾开的。我蒸热剩下的豆沙包，又找到热水壶，洗干净一个尚可接受的杯子，装满温水后就着包子一并解决。上楼前我又倒了杯温水，发现只要不与人见面便容易感觉良好。

回到房间，我照常犯困，吃完早餐血糖升高，人便打不起精神，这是胡茬子上课说的。因此他建议我们考试前的早晨不要在食堂吃太撑，而我照做也拿不到高分。这是我一个人的时间，我告诉自己，好让心情闲适起来，就像没有人逼迫我坐在这，就像我是在享受这个假期，享受高三。不是有很多人这样说吗，等你长大就知道高三有多幸福了，我真希望说这话的大人们辞掉工作从他们舒服的小房子回到六人间宿舍。

我打开窗子，让风吹进来，又不愿意让对面窗的人瞧见我，只能再拉上窗帘。整顿一番后似乎清醒些。我翻开期末考卷整理错题。比起背诵考点和练习模拟卷，我总是选择先整理错题，就像我必须拔掉扎在屁股上的刺才肯安心坐定。

数学是我退步最快的科目，记忆中我答错的总是那些，选择的最后三题、刁钻的填空以及我不可能做出来的证明题最后一问。我想起数学老师那张戏谑的脸，他轻而易举地说“这道题我讲过”。我学会在他讲解整张试卷最难的题目时练习一种认真听讲的虚伪模样，后来这种练习蔓延到所有理科课堂，因此班主任很少找我谈话。

我开始习惯这里的夜晚，关上窗也能听见机器运作的声音，摩擦，火花，刺鼻的金属气味。晚饭后任务是背诵诗文和一套英语模拟卷，几乎是一天中最休闲的环节。可日复一日的背诵和练习似乎在侮辱文学，我顶多愿意看阅读题的文章，在优美的语句下画规律的波浪线。

旧手机也没那么糟，不用再琢磨同学矫揉造作半真半假的社交动态未曾不是一种愉悦。除此之外，它能装进十三首四分钟以内的歌，还不赖，而我能记住的也只有十几首。夜里我一遍又一遍重听，抄写歌词，跟着哼，无限接近原唱的音调与声线。在歌手不着调的曲风里，我想起他难以复制的人生，他考上一流大学后无端端辍学，背叛艰苦获得的一切。我没仔细想过大学究竟是什么，未来又该如何度过。我预计自己能考上大学，不会那么差的学校，只要成绩别再退步，只要熬过这个冬天、下个春天和漫长的夏天。但最明确的是，我厌恶高中，厌恶胡茬子班主任，厌恶他向所有人念出名次，厌恶摸起来粗糙不堪的试卷——从前桌传给我，我再传给后桌，直到我坐去最后一排。我鄙视我的新同桌，就是母亲大惑不解的成绩突然变好的那类男生。他梳着可笑的飞机头，偷偷戴耳机抖腿，听烂俗的欧美音乐，没由来地充满写试卷的激情，不知疲倦。

“你的老师来了。”舅舅突然来找我的那天，房间还未开灯，课本试卷堆砌在桌上像玩到一半几乎被放弃的拼图，恰好遮住我在草稿纸上默写的长篇歌词。舅舅穿着中年男人的西裤和polo衫来了，就像我的班主任一样，还好他看上去爱干净。另一个男人要更瘦些，据舅舅说是我的物理补习老师，长得却像是教历史的，有些怯，但我尚可接受，毕竟物理总是我最差的一项。“我和你妈说好了，给你补数学、物理和化学，前面两科10节课，化学补个5节，时间上你跟老师们商量，以后就在家里补。都住得很近的。”这毕竟只是个城镇，摩托车可以毫不费力地载人到达每个角落。

我不太紧张，物理老师的普通话也入耳。我把皱巴巴的物理试卷拿出来，向他询问几个有些头绪可还不太确定的错题。老师沉静，一点不着急，先将我的疑惑点搁置到一边，再从头讲起。我喜欢这样的风格，慢悠悠的。我也好像真的学到了许多，过程就像拔罐和针灸。这节课过得很快，老师对我也较为满意，他认为我基础扎实，只是需要更为灵活（他提建议的语气更委婉些）。我们约好周二周三下午两点半上课，他没来得及喝口热水就骑摩托车走了。

母亲第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已经见过所有补习老师，也吃惯这里油分过重的饭菜，假装听不见夜里老鼠窸窸窣窣的动静。我说我一切都好。母亲说有些对不住我，但是没办法，班上的其他同学和我从小到大的朋友们都是这么做的，没放过这个寒冷的假期。她问要不要寄几件厚衣服来，我拒绝了，我不愿再让原有生活的任何一件物品沾染这里的气息。

挂电话后，我又翻出那些绝望的音乐，这些日子已经不怎么听了。我似乎是有了些信心，每天跟着老师学以前从未仔细想过的解题思路——如何求得歪七八扭的三棱锥的体积，如何算出粒子在电场和磁场共同作用下的运动时间，如何推理出化学方程式中恰到好处的元素分子。偶尔，我也像在学校一样对补习老师练习认真听讲的虚伪表情，当然，在一对一的时候，这种练习更难了。久而久之，我发觉这没有必要，我想练习的是藏在众人之中的无所事事。

学习、吃饭和发呆之余，我开始在姨妈家附近走走。先是附近的几条巷子，乏善可陈，汤粉店、牛杂铺、五金店以及姨妈开的药店。姨妈大多和她的丈夫守在药店，泡茶抓药，偶尔打麻将，有时去舅舅家帮外婆打针，听舅妈抱怨外婆晚上哭闹不止。她喜欢穿裙子，即便在冬天。后来我慢慢走远，路过舅舅教书的学校，围墙张贴着去年考上大学的学生照片。他们只有姓名、分数和大学，连一句格言都不配上。再过半年，他们就找不见自己的名字了。我感觉这很脆弱。

有天傍晚，我发现了城镇最繁华的地方，四层高的购物商城，里面都是打扮得稍显用心的女孩们，以及跟在她们后头且不太熟练于此的男生。商场里大多卖小饰品、批发来的衣服背包、手机壳和盗版耳机，还有给人文身和打耳洞的，商场外是连锁黄金店和热狗摊。我想起以往假期和同学一起逛的百货商场，灯光要更洁净，对，洁净。我们无聊了便买意大利品牌雪糕，即便预算只够买一球的，上面撒开心果和花生碎。我们捧着雪糕一点不羞怯地路过奢侈品店，观望百无聊赖的店员。如果有电影看就最好了，我们也喜欢逛书店，淡淡香水味的书店，走到尽头有咖啡和蛋糕。这个假期再不会有了。

我会在早晨七点半的三四个闹钟里清醒，吃两个包子，饿的话多喝一碗粥，回房间背诵两篇文言文，练习一套数学模拟卷。中午我在姨妈或舅舅家吃饭，午睡时间是半小时。如果不用补习，我一整个下午都将沉浸于梳理错题知识点，在晚饭前花至少40分钟复习生物课本里那些细碎的名词。夜晚，我会先去洗个热水澡，那能让我清醒并感到畅快。我会轻松做完一套英语题，有空闲时间了，便看一本买来的杂志，慢慢入眠——我计划得好好的。

计划执行三天后，我一点点地反抗我本应做的事情。早上还没做完数学选择题就趴回床上睡到中午，冬天早晨的睡眠是这样绵长踏实，直到舅舅打电话来才把我惊醒。错题本和生物书都被压在书桌角落，它们皱巴巴的，尤为丑陋，尤为低落。夜晚我放心地滑手机，看买来的杂志以及流行的小说，只有在夜里才安然自若，毕竟夜晚总是拿来休息的。明早，明早我就会恢复正常，像计划中的那样，像我学校里那些突然埋头写题的同学那样，睡前我告诉自己。

和补习老师一起坐在客厅的红色塑料椅上写题成为我一天中最清醒的时光。我在补习老师面前仍佯装认真，和在姨妈、舅舅、母亲和学校老师面前表现的一样，以至于他们在成绩出来前不会找我谈话。物理老师发现我的思路总是固执，有些本应知道的考点却如此陌生。化学老师让我不断做题，不断练习，课堂上也突然出题目要求我现场完成，我感到紧张的同时不断告诉自己：你是付钱的那方，没什么可害怕的。数学老师和学校的那一位有点像，或许因为都是南方人，他们带一些傲慢，我依旧对数学充满倦怠。下课时我接过他们递给我的作业，作业不多，我向他们保证一定完成。最后我往往在上课前的早晨，在本应该背诵诗文和做数学模拟卷的早晨才开始动笔思考。而他们教给我的解题技巧好像不太管用，总是出一点差错，题目里总是有些新玩意出现，提取化学元素的工艺流程中又多了没见过的一步，计算得出的粒子动能与想象中的正确答案如此不相似，几何里的点、线、面常常被我画了又擦、擦了又画。我诚实地向教师们说出我的困惑，他们并不惊讶，也不恼怒，大概这就是补习的好处，让我感觉自己是正常的。他们耐心地讲了一遍（尽管数学老师仍旧带些傲慢），之后再抛些问题给我以检验我是否真的明白。我依旧保持着真诚的学习态度，至少在两小时的课堂上。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舅舅是唯一察觉出异样的人，毕竟他是老师，也是亲戚中第一个培养出大学生的父亲。他打给我的时候，我的声音黏稠着睡意，那是刚看完一本荡气回肠的小说的睡意。你最近怎么样？他问。还可以，在按计划复习，老师也很好，我回答。他说我的母亲非常关心我，可不忍心打扰，又不忍心把我落在这里。他认为他是我在这个假期中类似监护人的角色，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谢谢舅舅，我说。

这通电话给我带来的烦躁远重于羞愧。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要关在一个不属于我的房间？我把小说和杂志放进行李箱的隔层，只留下最喜爱的那本，躺在枕头底下的那本，毕竟，它的封面好看极了。我没吃早餐，也不愿再吃粥、包子或者豆芽炒粉。我拿上手机出门，穿着像睡衣的针织外套，上面有家的味道，遥远的家，不属于我的家。哥哥是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在照料鱼缸里的十六条金鱼？它们在冬天容易被冻死。我希望我在这条丑陋的大街上冻死！这样他们必定愧疚，母亲，父亲，生物老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以及没有选择我成为他女友的同班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