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只有在母语环境中才能够写作
作者: 翟永明 张英深蓝斑点 太空尘埃中最小的一粒
最小尘埃中 最小的那颗
也找不到我们人类的身影
一粒尘埃 也想爆发巨大能量
就像芸芸众蚁 也仰望星空
这首《深蓝斑点》被收入翟永明刚出版的诗集《全沉浸 末日 脚本》中。
《全沉浸 末日 脚本》太独特了,里面写了太空垃圾,写了奇点,写了路由器,还写了持续几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少人看来,这已远离了纯诗,而当诗不再只是玄学伸展出的枝杈时,它的价值会是什么?
在女性主义之外,面向现实一直是翟永明创作的支点之一,只是此前很少被关注、被讨论,《全沉浸 末日 脚本》让人无法再忽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没有人可以活成真空,可以真正把时代的喧嚣关在门外。所谓逃避统治的艺术,常常只是无奈的向往,刻意的虚言。
W城的头顶戴上白色头盔缓缓挪动
数不清的白色圆点在街道向死而行
那像某人的一幅现代作品
某人用某物点染着W城的万千苍生
……
W城的鼻孔已蒙尘多年
那些PM2.5的尘埃
早已让他习惯甚至
吸入空气后不辨其清浊嗅甜
他认为那就是新鲜氧气
毕竟我们每天吸入维持生命多年
……
——《W城的阴影》
几年时间里,翟永明除了必要的活动会外出,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成都郊外的家里读书写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下,她直面社会现实,写出了《W城的阴影》《疫况的不确定性》《这首诗》等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诗。
“在疫情期间,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和写作。我的隔离生活安排,和平常差别不大,早上阅读,下午写作。”
“一道门板在楼道上矗立/像树脂化石把我们包裹其中/像沉淀物 我们的身心缓缓沉到地底/仿佛回到白垩纪/再次与矿石为伴/内心充满水滴/在谣言中上升 在真相里下沉/幽闭在钢筋水泥器皿中/不易燃烧 只能被讯息不断抚摸/或被馏成杀毒灭菌的一点粉尘。”
“我平常就喜欢独处,爱宅在家里,但是,主动的‘宅’和被动的‘宅’不一样;隔离时让我有幽闭恐怖症要发作的感觉。中途还遇到地震,幸亏成都人一如既往地乐观,迅速将其转为各种段子疯传。生活在成都,我感觉是幸运的。因为不在武汉,没觉得到了忍耐极限,但常为武汉人担心,他们真的不容易。”
“最打动我的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他的去世引发了网上悼念,这是好久都没发生的网络事件。之所以牵动人心,它是涉及成千上万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公共卫生事件,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疫情之初,老百姓没能得到应该得到的知情权,我们很难吸取教训,从中反思。常言道,炸弹不可能两次落入同一个弹坑。但此次疫情,我们却在同一个弹坑里,再次被击中。这充分说明,任何社会都需要各种声音并存。灾难的预警能让我们在它来临前有所准备。”翟永明说。
2022年,翟永明经营的“白夜·宽窄店”酒吧关闭了。7月3日晚,成都窄巷子32号,为“白夜·宽窄店”闭店前的最后一夜。成都文化圈发起了一次集体告别,全场满座。自疫情以来,这里第一次这么热闹。这晚,建筑师刘家琨喝了酒,艺术家何多苓重逢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友,白夜的主人、诗人翟永明被粉丝拉着合了很多次影。告别的氛围平和,又带着肃穆。这个由翟永明亲手打造的成都文化地标沦陷了,它曾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白夜”并没消失,玉林西路上的老白夜和位于芳华街的白夜花神诗空间,在成都于2021年重新启动。
生生不息,时间轮回,老白夜在它最早诞生的地方重生,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层出不穷的疫情,疫情之下,惨淡的市场能否容下“白夜”?生存尚且艰难,大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减少消费和娱乐,还有谁愿承担诗歌与梦想的成本?
几年来,翟永明的焦虑、生活与写作都浓缩在了她的《全沉浸 末日 脚本》里了,它是焦虑的、纷扰的、多元的,也是优美的、冷峻的、真实的。它也许无用,但对还在乎诗的人来说,它是慰藉。
我们的谈话从疫情开始,最后到对未来科技时代的担忧。
“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文明世界产生巨大的改变,这导致每个个体的生存、经验和认知也在产生巨大变化。世事无常,人类无论怎样追寻高科技,以图改造世界,但自然界自有另一种运作模式让人类无法战胜。我们要更敬畏未知领域,善待地球上一切物种和生命。” 翟永明说。
微信时代,诗更有力量它能快速抵达读者
张英:疫情之下,能从上海到成都来采访你,很不容易。
翟永明:疫情太可怕了,我现在都不愿意出门。我在厦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有一个个展,一想起要出门去厦门就觉得可怕,没去参加。
张英:你的几首诗写到武汉和疫情,让人非常感动。诗歌此刻最有力量,它在文学样式里,最有效最直接。
翟永明:最快速的艺术,我写疫情的诗,有些发在《今天》文学杂志上;有些收录在《全沉浸 末日 脚本》里,但出版环节中,被删了好几首,剩下几首不太明显,出版社的人说冒险试下,就混在里面一起出版了。
张英:《全沉浸 末日 脚本》里,有对疫情的焦虑,有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恐惧。是否因为你是理工科的,对科技比较敏感?
翟永明:对,我不是文科生,是工科生。
张英: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奴役人。文学是无用之学,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诗歌有复兴之势。
翟永明:是在有了微博、微信之后。
张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歌因有微信朋友圈而更具凝聚力。
翟永明:在微信上读长篇小说,不太可能。读短篇也比较麻烦。读诗最方便,起到了传播诗歌、推广诗歌的作用。现在有很多演员读诗,这是种很好的现象。一般人喜欢从名人那获得信息。
我们很惨,做一场活动就亏一场
张英:白夜可以在网上做诗歌直播,酒吧是热闹的地方,各种人都有,丰富多彩,视频具有观赏性,诗人在现场读诗,歌手唱歌,与现场和互联网上的读者、听众互动,应是很好的尝试。
翟永明:技术上,我不太懂。
张英:很容易,只要有手机,再有灯光、麦克风、柔光器材,成本很低,几千块钱就够了。可以站着读,也可以找两三个人交谈,跟微博和朋友圈一样。
翟永明:我想过做直播和视频号,但不太懂相关技术,还要经营,会很麻烦。
张英:很简单,找个懂的年轻人就行了。白夜是知名文化品牌,有粉丝效应。
翟永明:我很忙,要处理很多白夜的事。《GQ》杂志记者采访我,“白夜”跟她年龄一样大,她特别好奇,采访了很多天。
张英:作为文艺青年,谁没开书店、开花店、搞搞诗、搞搞沙龙的梦想?有多少人能坚持?从万圣书园到言几又,多少书店和酒吧、咖啡屋,都没了。
翟永明:摊子铺得太大,需要很多钱,人力成本和房租,还有装修,费用太高,利润很低。很多人来玩,不肯消费。
张英:很多朋友拉我开店,我说不干。装修一大笔钱,人力一大笔钱,一旦疫情封闭,拖死你。
翟永明:在宽窄巷子,做一场活动亏一场,你读下《以白夜为坐标》。那时我从美国回来,不想上班,又想找点事做,就开了白夜,把光阴都花费在白夜了,创作、生活。我在这本书里,记录了和白夜有关的人和事,来来去去的人,起起落落的事。
二十年来,白夜是一个让我“重生”的平台。当我整理二十年的图像时,感慨不已:因为白夜,我有过那么多的朋友,认识和不认识的;因为白夜,我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经历,想要和不想要的;因为白夜,我开拓和延伸了我的写作,熟悉和陌生的;因为白夜,我活成了另一个人。
从我开白夜起,这里就是文朋诗友的聚集地,白夜构筑了一个诗歌和精神交流的空间,容纳所有的故事与讨论,不管它是否为世俗所接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们在白夜办活动,各种艺术沙龙、影会、展览与访谈,给创作者和欣赏者搭建了专门的交流平台。
张英:你有个主页,内容做得蛮好,为什么很久没再更新了?
翟永明:博客啊,博客现在还有人看吗?互联网刚兴起时,我还有点兴趣,后来大家都不玩博客,你发了也没人看,大家都习惯看微信了。
“白夜谭”公众号发了些我新的作品。这些年,关注白夜的人比较多,但在互联网平台上,跟与娱乐有关的大流量号没法比。因此关注诗歌、艺术的还是少。
我把自由看得很重,想做自由的工作
张英:参加1986年“青春诗会”,你在《诗刊》上发表了组诗,而你写在“青春诗话”里的一段话,像预言,“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但生命本身是个小宇宙。
这句话在今天读来,再读新出的诗集《全沉浸 末日 脚本》,它显出了别样的意义。很多科技和机器建立在替代人的功能和作用的基础上,机器要换掉人的所有,对生命和身体本身形成了巨大压迫。人类的恐惧瓦解消灭掉了自我,你从写作到现在,这几十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翟永明:有一方面从来没变,我一直努力在从生命本身出发,女性在这方面体会更深刻。美国的女性主义摄影家芭芭拉·克鲁格的观念作品《你的身体就是战场》成为女性主义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很多女性艺术家选择把自己的身体作为表达的方式,比如阿布拉莫维奇,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作品。我用完全个体的方式,从自己的身体和体验出发,来认识世界。我们阅读,但并不是从理论出发;我们思考,但我们用身体去感悟和叙述。不管我的写作主题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说,我关注未来发展、科技伦理和环保问题,但都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延展到大的群体;我相信跟我有一样感受的人很多。我不太会在理论的指导下去写作,更多的是从自身经历,从对世界不断的认识。
张英:这些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
翟永明:20世纪80年代,我对世界的认识,跟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有关。90年代,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很大。经济发展了,很多朋友下海,我本人也有较大改变。 先要解决生存问题。我在国外待过,知道资本社会里的个人很脆弱。80年代,我从单位出来后,找了些临时的工作,有点像现在的日结工。找一份工作,干个半年,先解决这一年的生活。成都人但凡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就不想做别的,比较懒散,诗人就更懒散。但90年代后,整个社会在转型,混不下去了,年龄也大了,开始想做些事,自己喜欢的事,我最看重的还是写作。最早想开书店,但不少开书店的朋友都赔了钱。因为在英国看到一家综合性的咖啡厅,集咖啡厅书店画廊于一体,特别喜欢,也想做类似的空间。“白夜”满足了我的愿望。
张英:白夜要能有鲜花和书店的业务,就更美好了。
翟永明:当时找到一个很小的空间,房租比较便宜,主要是前面有个很大的扇面路口,可以做活动。90年代的城管不太管事,就充分利用了外面路口。一开业,便做了钟鸣的签名售书活动,他出了《旁观者》。90年代比较前卫,1998年做的朱成雕塑展,朱成在室外跟爱好者直接互动。雕塑没地方放,就放在路口,往来的人都来参观,在雕塑中走来走去。那时没有手机,拍不了照,大家就看,好奇。还做了艺术家周斌的行为艺术,完全是个人爱好,我的爱好在这些年里贯穿始终。
张英:钟鸣的语言飞翔,充满想象,他是奇才。
翟永明:他真是个奇才。他谈到诗歌的“南北”划分,这比后来诗歌圈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争,早了差不多十年。钟鸣将方言写作与普通话写作,划分为“北方诗歌”和“南方诗歌”。用他的话说,北方诗歌“普遍有一种时代意识”,“喜欢抒情的气氛和强烈的观念,意象支离破碎”;南方诗歌“远离道德意识,追求一种更自由的祈使句”。
在国外时的乡愁
张英:我很纳闷你为什么要回国,你待在美国也蛮好。王安忆写到欧洲访学,虽然辛苦,但还是比国内条件好。杨炼刚出去也艰难,慢慢认识了些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出了一些书,可到大学读诗,再到书店读,也签名卖些书。欧洲国家多,大学多,做访问学者,你推荐我,我推荐你,大家轮流,也能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