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

在同时代作家中，李洱是个另类。一是作品很少，但出手即精品。爱惜羽毛，信奉“少就是多”，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与考验。二是独特，“知识分子”标签，清醒智性的写作者。作为河南作家，不好归类，他和文坛的“派”“代”都绝缘，现代派、乡土派、城市文学、晚生代、新生代、后先锋……李洱写过相关作品，但没有相似性，也没法归入其中的哪派。

似乎他总在夹缝中。刘心武当年主编“城市斑马丛书”，不得不将李洱的小说集去掉——他是该文丛唯一未被出版的。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实在不知该归到哪类。

对于这种夹缝状态，李洱也有反省：河南、陕西、山西是乡土和家族历史小说的厚土。他是河南济源人，与厚重的写实主义天然有缘，却没成为现实主义和写实性强的作家。

原因与上海有关。1983年，李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东师大），那有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上大学时，李洱终日与格非、宋琳等华东师大的写作者在一起，还认识了格非的朋友圈：程永新、马原、余华等人，浸泡在西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海洋中。

李洱毕业后回到河南，他惊讶地发现，大多数本地作家没听说过博尔赫斯。大家谈的都是现实主义，谈历史、家族与史诗小说。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游走，李洱异常惜墨。他的视野中有太多高峰，让他在下笔时万分犹豫，但犹豫有时也是积累——李洱会反复修改，会沉下去阅读。李洱被分配到郑州教育学院任教，在那，他整整沉潜了十年。

李洱的小说《导师死了》发表在《收获》杂志。起初，格非觉得有点意思，便转给了程永新。他也觉得有点意思，就让他修改下。后来，李洱改来改去，变成了五六万字的小说。

在郑州教育学院（今属于郑州师范学院）任教十年后，李洱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做了专业作家。张宇担任《莽原》主编期间，提出借用李洱两年，让他出任副主编。张宇说，借用“李洱的审美”，改造下《莽原》的个性与气象。这一借调，李洱就在《莽原》干了十多年。多年后，张宇写了一篇文章《李洱的光芒》，他对李洱的印象是：聪明而诚实，幽默而温暖。

大约在1998年，李洱、李敬泽、邱华栋、李冯与李大卫等人在李大卫家里，做了系列文学对话，后结集出版为《集体作业》。如今，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讨论，这本书经常被引用。

之后，李洱的写作进入了新的时期，他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2001年，李洱以先锋的手法，独特的文体，精巧、复杂的叙事技法，完成了长篇小说《花腔》。

作家魏微评论道，《花腔》最让我服膺的，是材料和虚构的完美结合。也可以说，小说家李洱借用了学院派的方法，在和材料的死磕中，非但没被材料淹死，反跃身材料之上，凌波起舞。更进一步说，史实把他箍得越死，他从史实中获得的虚构的自由就越多。

2003年，37岁的李洱，为躲避“非典”，借住在北京香山脚下的朋友家。面对窗外的山川、农田与河流，他完成了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把故事中的利益关系、人性自私，以及看似平淡却暗潮汹涌的乡村政治娓娓道来，是李洱对“乡土中国”冷静的一瞥，精准、贴切，故事结实有力。

李洱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写的不是《白鹿原》描写的乡土中国，而是现代的乡土中国。他出生在乡村，母亲常年农活家务缠身，父亲是老师。排行老大的李洱进了城，但小时候的经历让他对乡村有着深刻的感受。

李洱说，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而不是《边城》《红旗谱》《白鹿原》和《金光大道》里描述的乡土中国。我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出版，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为喜欢这部小说，在访问中国时，不仅和李洱见面交流，还把德文版的小说送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5年，李洱开始写长篇小说《应物兄》。这个长跑马拉松持续了13年。

这部小说，初稿长达200万字，是沿时间河流顺水而下，人物众多，信息爆炸，结构复杂，故事逻辑精密的长篇小说。小说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的“落叶归根”两件事展开。

李洱藏在《应物兄》背后的眼睛，审视的是全球范围内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变化潮流中的命运，包括“儒林”之外的芸芸众生、不同的官员和生意人。作者胃口很大，有正史、野史通吃的味道。不同的记忆和遗忘，不同的视角和思考，不同的生意打着不同的算盘，念的却是同样的“经”。

这个时代知识分子领域的各种现象和事件，学术伦理，TV学者，知识考古，夫妻反目，虎皮鹦鹉唱戏，串儿小狗被劁，孔子周游列国，屈原天问跳河，都被李洱一锅煮了。

和《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的速度相比，李洱写作的速度越来越慢，《应物兄》折磨了他13个春夏秋冬……三部长篇小说都回应了时代的真问题，既有文学史意义的突破，又有李洱自己的思考，他很早便提出，人物正从小说中退去，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不再以人名为标题，他说：“你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生活经历中的传奇性消失了，如果现在我们还写那种传奇性故事，会让人觉得这种小说很虚假；分析日常生活经验的小说，可能更真实。”

为回应自己在此方面的思考，李洱写出了《应物兄》，它是一本奇书，下卷比上卷更精彩。批评家王鸿生认为，中国的长篇小说都是前半部精彩，后半部写不好，但《应物兄》是个例外，后半部更好，这跟作家的思考能力有关。《应物兄》下卷，隐含着天堂与地狱的双重图景，描绘了个体如何在全球化中慢慢被耗干、被消失的过程，隐含屈原式的“天问”。

李洱计划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一部关于历史，一部关于现实，一部关于未来。《花腔》是第一部，《应物兄》是第二部。《石榴树上结樱桃》是“非典”刺激的成果，不在他的计划中。

李洱的第三部长篇会是科幻小说吗？它将达到怎样的高度？也许，只能从李洱谜一样的思考中，寻求答案：“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失败之作，或许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鞭策，也是安慰。而我，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我爷爷说，你这书肯定给

全家带来麻烦，就烧掉了

张英：你成为作家，家庭起了什么作用，能谈谈吗？

李洱：我爷爷年轻时读的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他跟李鹏、叶选平是同学。他对中国历史、古典名著的熟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我学英语，说一个单词，爷爷纠正一个。在乡村，英语老师都是临时找来的，也没学过英语，最多比我们多学一两节课。我念desk，爷爷说不对。他说，课桌嘛，应该这么念。我很吃惊，距离他的青年时代，已经几十年。有一天他说，我不光会英语，还会俄语。你知道“请坐”怎么说吗？相当于“把屁股放在板凳上”。他拿一把锯子比画，说了很长一段俄语。

家里有些藏书，但家里人不希望我看。其实也不算藏书，这里扔一本，那里扔一本，没有正儿八经的书架。我爸爸给我开的书目都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小二黑结婚》《骆驼祥子》。我爸爸是老舍的忠实读者，他最喜欢的三个作家，一个是老舍，另一个是赵树理，还有一个就是周立波。事实证明，这三人都是非常好的作家。我爸爸毕业于新乡师专，学的也是中文。他的鉴赏力，有时让我吃惊。他对莫言和韩少功很推崇，对叶兆言的《夜泊秦淮》也很喜欢。很多年前，他说毕飞宇的《玉米》写得好，他在杂志上看的，我没向他推荐过。几年前，他生病住院，我回去了，他在病床上看《望春风》，他说这是格非最好的小说，你应该看看。我从小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潜移默化。

张英：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为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成立的。你爷爷后来的经历怎样？

李洱：当时延安有几所学校，一所是抗大，另一所是自然科学院，还有一所就是鲁艺。我爷爷弟兄四人，有三人去了延安，我爷爷是老三。这三人当年都上过师范，在那个年代算读书人，也都是热血青年。到延安后，老大，我叫大爷爷，去了延安兵工厂；老二，我叫二爷爷，在抗大；老三，我爷爷，在自然科学院。老大一直在延安，粉碎“四人帮”后才回来，已垂垂老矣。老二后来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指挥员，开国少将，再后来是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老三终老于济源。第一次见到二爷爷，他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这辈子见过无数人，只见过一个数学天才，就是你爷爷。这个数学天才，后来的工作和数学倒是有点关系，生产队的会计。

张英：他怎么离开延安的？

李洱：当时去延安，相当于“通匪”。一家子，有三个“通匪”，那还了得？家里还有个老四，我叫四爷爷，父母不允许他读书，因为读了书就“通匪”了。伪政府三天两头来要人，打砸抢。父母就捎信，说病重，让他们回来。三个人到了黄河边，上船时，两个哥哥对弟弟说，这样吧，你先回去看看，有事我们再回去，没事你就赶紧回来。可一回到家，就被家人捆起来，走不成了。因为有脱离革命队伍的历史问题，我爸爸没能读高中，他在“文革”后才读了新乡师专的大专班。

张英：他有点像格非小说《边缘》里的仲月楼，神秘高深。

李洱：有点像。关于我爷爷，我还没写过，只在一些随笔中提到。原因很简单，担心影响家族团结。我们是大家族，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地扯在一起。这里面很多事情都不能深究。格非可以写仲月楼，因为与他的家族无关，没心理负担。

张英：你弟弟学的是什么专业？

李洱：我是长子，有三个弟弟。我爸爸希望我们读理工科，但我物理和化学很差。老二读的是税务，老三读的是中文，他最近刚写完一部书，叫《李白传》。老四读医学，是比较有名的医生，拿过两岸三地腹腔镜手术比赛冠军。老四读理工科，我爸爸很高兴。

张英：1985年，你读《百年孤独》，被你爷爷没收了？

李洱：那年暑假，我从上海回济源，随身带了一本《百年孤独》。一路上都在看，看得迷迷糊糊的。在家被我爷爷看见，说这本书不得了，比《封神演义》还玄乎，但太真实。他看懂了，我还没看懂。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他还说，作者把人类史放到这本书里了，一句顶一万句。又说，作者思想问题比较严重，幸亏在国外，不然非出事不可。我问出什么事，他说起码是大右派。那时，我正在学写小说，就模仿着写了一支船队顺水漂流，启航于宋朝，下船就到20世纪80年代了。有点像卡尔维诺写《恐龙》的短篇小说，但我还没看过卡尔维诺。很多年后，李敬泽要编一套书，他打来电话，你不是说大学期间写过一部小说，叫什么船队？你也算成名了，我在给出版社编一套书，稿子寄过来吧。我说，哪还有什么稿子，早就没了。我爷爷看了，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没人家老马写得好；另一句是，虽没老马写得好，但思想问题跟他一样严重，让别人看到，全家都有麻烦。吓死我了，就烧了。

全国最好的中文系

张英：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是先锋文学的圣地，聚集了格非、程永新、马原、余华、苏童等人。

李洱：华东师大的校风，尤其是中文系，历来比较开放。因为徐中玉、钱谷融这些老先生，都是非常开明的人。主事的齐森华是徐先生的弟子，对年轻人很扶持。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首先出现了一批青年批评家，王晓明、许子东、夏中义，方克强、南帆、李劼，宋耀良、朱大可、夏志厚，性格各异。

张英：方克强和宋耀良，我不了解。

李洱：方克强是国内最早做原型批评的，做文学人类学批评，也做神话研究。他的文本解读也做得很好。

宋耀良20世纪80年代就写出了很重要的作品，比如《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十年文学主潮》等。他上课时，讲着讲着，就会讲到自己准备写的小说，标题都起好了，一会儿叫《夏雨岛》，一会儿叫《红帆船》。他说，到时你们就知道，什么叫意象小说了。他做岩画研究，印象中已是20世纪90年代了。他后来去了美国，到那边也做岩画研究，还写了几部关于岩画的小说。

张英：这些老师，跟你在当时有深入交往吗？

李洱：他们是我的老师，不能说“交往”，望之俨然，“即之”还轮不上。王晓明、许子东、夏中义、宋耀良留校任教后，给我们本科生上课。王晓明老师讲鲁迅、沈从文、张贤亮，许子东讲郁达夫和王安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天，宋耀良给我们讲课，我旁边坐了一个人，年龄比较大，坐下来就开始抄笔记，抄黑格尔。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夏中义。当时好像有规定，留校的青年教师得互相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