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代际激荡中，重返文学审美之境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疯狂反扑，给大地涂上了沉重的阴影。文学在这个年度如此清晰地凸显了它的苍白与无力感，同时我们曾经精读过或未曾读过的那些经典，在一夜之间全然复活并矗立于人类面前，在遥远的岁月流逝里昭示了一种击溃时间的注脚意义。在此背景之下，《作品》杂志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高地，持续举办线上研讨会，在世情、代际的激荡中，引领着不同年龄层次的评刊员及更多读者重返文学审美之境。

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文学评论，而非对强势时潮文化核心的一味高赞？应该是基于文本，感知并发现作品那种内在的对约定俗成的可贵否定，摸索并勾勒出作家精神构建的隐秘之路，在弃绝那些得之甚易的肤浅性快感的同时，去深切感知作家为自我与陌生人而铸就的艰辛而不是便捷的，种种精神焦虑的无处不在的自我与他人的内质变化，在幽暗中试图抵达一隙之光亮的审美沉郁。本年度十佳评刊员产生于60后、70后与新新代之中，纵观他们在多次线上研讨会的发言，就会发现文学本身之存在于世情、代际意义的变迁轨迹：60后重视文学的社会性功能，有广度；70后无法舍弃文学对于生命意义的最后依附，有深度；新新代则让文学走出了生命与生活，轻盈地还原于文学纯粹审美层面，有着前所未有的理性与视野高度。这不仅仅是不同年代文学认知的变化，亦是属于文学的心灵进程，是文学回归本身的进路昭示，更是文学认知的一种沉淀：60后评刊以社会生活历练体认文学；70后以生命感知、灵魂震撼而通感文学；新新代以开阔思维与知识储量而透视文学。评刊团成员的认知渐变，同时也是源自文学本源价值的一种恒性剥离与体现，更是文学的无用与大用之处——最终给予人以如何接受自己与时代的内质变化。草根型大众型评刊团的持续发力，让线上研讨会在无线网络的交汇中去尽了功利，似一股逆流与清流，弃绝外来外在的各种干扰，重回文学肌理，重回文学评论的纯粹与质地。直面新媒介时代，文学评论究竟如何有所作为，如何着眼于创作自身的长远发展，《作品》杂志给予了郑重而坚定地回答：让文学回归常识，让文学回归大众与真性，让文学评论重返审美之境！

重视文学的社会生活干预功能

无论是创作者、读者还是评论者，对文学的认知，不可否认地会受到成长及人生经历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个体的天赋，造就了文学与每一个体距离感的不同程度。尤其对60后而言，缘着自身的成长经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文学更多的社会责任感，甚至寄望于文学去改善改良社会心灵，这与从小所接受的正统的思想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文学阅读而言，这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固化这代人的思想思考模式，但未必会完全阻碍他们对文本审美之境的抵达，他们依旧会在强调生活社会意义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角度介入审美层面。

冉令香有着把握文本的宏观性视野，更有敏锐而微观的精准捕捉，同时她很注重淬炼评论语言，最终呈现给读者的评论文本无异于诗性散文，自然、深沉而富于穿透力。沉溺于文本宏观感知，会错过细读文本过程中令人惊喜的风景，沉溺于细部震撼而放弃跳出文本给予高远的“鸟瞰”，也是作为评论者的失衡之举。冉令香在多次线上研讨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介入模式：从文本内在肌理切入进行内质性理序，勾勒出贯穿文本始终的神魂线索，将为文本核心助力的各种意象串结，去触摸文本所呈现的审美之境，最终以疏离而富于承载的文字归结出社会性意义。对于王好猎的《午夜的泉水与大象》，她以文本叙事中所植入的刮痧板、吉大先生、象牙等以“六月六”等关键性意象及它们所呈现的时间性隐秘为线索，并沿着此线索捕捉并感知了作者的叙事奔突所托举的文化心理变奏之丰盈，更是以“器”与“道”的互动关系，归结了小说文化因子的丰富性与变之不变的社会人心标尺；她从小说结构独特性介入奚榜的《家弱是朵光》，从家庭聚餐的浮虚式幸福美满辐射叙事伸展的枝节，归结文本网状叙事所隐埋的社会家庭伦理震荡，捕捉矛盾激化、亲情戕害的原点爆点；对于新新代王子健的《玉朗拖在胡志明市》，冉令香从诗性及语言切入，以爱情的浪漫诗意，透视爱情的迷离与不弃的找寻，探析了精神的飘逸与生活艰辛、逼仄之间的累积与释放，将爱情的迷离、负载与轻盈做了同等诗性语言的比对与归结。毫无疑问，冉令香从积极评刊中不断汲取精华，精深着自我文学的认知，评刊更是促进了她自身的创作提升。

李丽苹内心有着期盼社会不断向和谐文明迈进的愿景，有着人生原本一场炼狱的认定，更有着以未来的美好治愈时下精神隐痛的纯真，她有敏锐的文学通感。她以理解精神承重者霍尔顿及现实中杀害约翰·列侬的凶手马克·大卫·查普曼的心灵动影，去感知《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主人公的内心波动，发出对教育失去心灵关怀的深沉呐喊；她能洞察爱情式微时代新新代对备受现实摧残的爱情的诗意畅想，深情打捞《玉朗拖在胡志明市》中时佩璞的《蝴蝶君》、杜拉斯的《情人》、林徽因的《映秋苑》、皮雅芙的《玫瑰人生》和希腊神话人物俄尔普斯等有关爱情的信息以及人文故事的底色与蕴含的爱之真质，更是洞悉了马加爵事件及时间空间对虚拟爱情的有力托举。她的阅读与评论，是一种社会责任深隐的期盼，是物质充斥时代的精神游弋与文学圣心凝重。

杨林鸿是典型的文学社会功能型认知者与评论者，他拥有抵达作者内心的文本感知力，小说的社会生活意义是他的第一关注点。他感知了横行胭脂如刀之笔的犀利、文本所富含的精神无奈及情感迷失，感知到了作家文字奔突下的对美好爱情死之不弃的向往与追求；他感受到了新新代对爱情文学之境内心的无限想象，更是透过年轻人的恋爱观去思考此时代个体如何安妥生命的重大社会命题，无疑是进入了文本的言外之意；他体认《家弱是朵光》中春歌的承受与担当，文本人物间的相互烘托、相互的心战厮杀，在颓败的细碎生活中感知了奚榜承重叙事中轻盈而极具洞穿力的审美之境。他的阅读与评论，重点在于感知并捕捉深隐于文本叙事下的精神性力量。

余清平是资深的写作者与评论者，或许他信奉费洛伊德“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基于性冲动心理”的观点，因此他以人之“物性”“原欲”为出发点介入文本，穿越人之选择无奈，抵达人之存在本质层面，以精神性统领最终归结文本。对于横行胭脂的小说《多少人在约会时带着刀》的评论，他横穿“原欲”“物性”的虚设，将男女主人公的物质及精神承压归结为爱情修炼必经之路，在他们真正懂得了爱情的本质存在后，以联结两人情感迷离的“弃刀”行为，阐述了男女主人公爱情灵魂相融之可能。余清平通晓社会现象存在下的本质，并重视文本对社会本质性的承载，他洞明文本行为语言所蕴含的隐喻与真意，因此其评论删繁就简，直奔神旨而去。

重视文学的生命精神意义依附

大多数70后具有人文主义情怀，他们心中或许都存在着一个忽明忽暗的文学梦想。从小接受正统教育，成年后精神经历了多个时代文化观念裂变的剥离与颠覆，他们的精神长久地处于撕裂状态中，文学阅读与书写成为他们安放安妥灵魂的“晴空”，甚至文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能从文学经典中获得与时代共处的勇气，文学已成为他们精神的重要依附。他们是勤力奋进的一代，拥有着与生俱来的生命诗性，承受着来自社会演进的极端与失衡，坚守着难以坚守的良知，在精神坍塌中依托于文学助力，在无奈中接收着时代与自我的内质变化。作为读者与评论者，文学对他们生命的意义不言而喻，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感知、判断与审美标准。

石凌是善于操持多类别文体的全天候型作家，勤力于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为多重身份的文学人，她既有才情横溢的一面，更有怒目金刚的大勇。她在现实里愤懑，在文本里放逸、舒展精神，以超强通感与灵性出入文本，使自己的阅读与评论抵达文本所构筑的审美之境。她以文学经典文本审美的灵性，感知了奚榜中篇小说《家弱是朵光》繁复交错的人生态势，去洞悉洞察作者冷酷、刻薄的叙述语调给予人精神的重击，她感同身受又置身文本之外，勾绘出小说符号性人物共同所擎起的社会现实生活图景；她深谙意象对于文本的隐喻意义，善于在当代文学史的视野里发现创作的突破难度，一语道出横行胭脂《多少人在约会时带着刀》对两性关系深刻的解析意义；她更长于对文本的宏观把握，认为孔志勇的《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无异于心理分析学的演绎与阐释，并深察文本叙事结构的窍道，道明核心意象出现的点位对主人公的心灵的映照；她从细节去确认小说内在的叙事逻辑，更是不放弃对小说文本的仓促完结、拓展乏力 、缺失等予以犀利的指认；她对一线作家作品多有涉猎，更是文学挺进的探险者，她以品鉴抽象派绘画的方式介入孤勇先锋小说家残雪的作品，以“意象，留白，治愈”三个关键词，萃取小说《西双版纳之夜》的核心旨要，给予普通读者一种介入先锋文本的恰切角度：黑暗与光明中跃动的人物，一束束光斑的迷离，存在与消失的幻化、恍惚，精神在叙事飘忽中御风而行，情色迷离的女人……这一切正是残雪文本的内在质感与造境，叙事所构筑的是精神的奔突与逸出，隐去的则是承载物质生活的重负。石凌对阅读与创作，永葆着激情与不满，正是因着对文学挥之不去的某种焦虑，她取得了创作的精进。

张维菊是注重个体感知的阅读者与评论者，她以纯澈之心感受文本，常常以小的切口介入文本，精准概括对文本的宏观心得。她看重小说叙事的清新、自然，语言的纯净与明快，能发现并准确把握文本的人物及作者的意识流动。她感知了主人公为亲情所累，被亲情盘剥的精神性窒息感，窥测了奚榜的《家弱是朵光》貌似日常琐碎叙事的构建，事实上是一场以摧毁逼仄日常琐碎而抵达开阔之境的构建；她察觉了《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叙事的迂回与突进：暗自蓄力的叙事积聚，直到孔志勇将主人公引向燃爆点——父亲的办公室窗外及父亲光环的颓然萎地的艺术、生活双重逻辑的坚实；她以《玉朗拖在胡志明市》之“杜拉斯的《情人》”等意象，串结起文本的整体性线索， 精解了小说的暗线伏笔及回照，更是揭示了《情人》这本书所承载的意义与它在爱情流转中的变奏，并由此进入恋人角度的审视，带起诸多意象的要义解读。张维菊的阅读与评论，颇有女性视角意义，第一感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本认知。

胡岚对文学图景的感知与捕捉，有着天然的灵性。她善于定格文本叙事展开中那些富于凸显或支撑主题的情景与画面，善于从精神放逸中把握文本隐去的意义。她在感知与欣赏文本心仪之处的同时，亦明确指出小说表达的缺憾，无疑是坚守个见的公允的评论者。她的阅读，无异于对文本的自我发现与丰富，比如“多少人在约会时带着刀”是对人世沧桑情感发出的质问的理解，以抽象思维超越了众多读者的具象化解读；在对《多少人在约会时带着刀》的研讨中，她突破出文本叙事的虚设与限定，透过坚硬坚质的刀刻的爱情誓言，看到了男女主人与现实众生对于爱情最柔弱最苍白的安全感的寄望，一针见血地刺中现当代人的精神软肋；她更是明确指出了新新代付淇琳短篇小说《麒麟踏雾来》结尾点明主题的生硬、仓促及拘囿；在更多读者将视点置于主人公少年夏垂钰身上时，胡岚却肯定了父亲夏铁坚作为普通社会个体的形象丰满；她从《玉朗拖在胡志明市》里读出了爱情最珍贵的结果，是关于离散聚合的记忆，正如经典依赖于记忆而存在，这正是文本对爱情畅想的积极呼应与力证；她从《家弱是朵光》中更是发现了属于文学的体温，承重及目不忘的形象之矗立。胡岚属于静心的读者与评论者，恰恰是这种去尽喧嚣的恬静，让她对文本有了别样的发现。

程向阳是置身文本之外的审视者，亦是善于从小说建构入手文本的评论者，甚至研究文本结构成为他小说阅读的一种惯性使然。他是一种发现与解析式的阅读、评论，有宏观的到位把握，有微观的感知，更有立于文本之上的审美归结。比如，阮德胜长篇军旅小说《长缨在手》，他有对作家专业知识积累与人物层次布局的认定，更有对整体叙事宏大场面与微小具象叙事起伏感的确认；他归结了《午夜的泉水与大象》在有限的空间内剧增恩怨、善恶、轮回、因果等传统与现代激荡中丰富的信息量，铸就文本无限延伸时空的构建模式，更是触摸了文本的深沉的质感与别样的审美时空；他以他山之石攻玉，清晰明了地透析了《家弱是朵光》从基底发散性叙事的构建；他将《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的主人公少年夏垂钰置于由其他人物构筑的家庭、学校、社会链条上，以心灵压力的不断暗暗积聚，再积聚，到爆发式释放的悲催性释然，完成了文本构建的阐述并归结了其社会警示意义；他更是发现了《玉朗拖在胡志明市》文本构建中所隐匿的翠湖公园貌似爱情故事陈述中的自我爱情思辨，指出了爱情本应尊重初心，循心而动的决断，在扑朔迷离中回归原点。程向阳拥有审视文本的高远站位，能够以不断变化的方式阐述文本构建。

新新代以知识视野重返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