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魔方（短篇小说）

与你相伴或不与你相伴是我时间的尺度。

——博尔赫斯《威胁》

我触碰什么，什么就破碎。

——卡夫卡

你是我命运的一部分。

——黑塞《彷徨少年时》

梅梅离开的那晚悄无声息。起初我毫不在意，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上天知道哪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或细节足以令她愤愤不平，从而迁怒于任何人事。九月三日一早，我给她发了消息，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应。这是能预料到的。次日，我拨了十余通电话，到最后根本打不进去。当天傍晚，我程序性地找到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共同朋友，询问她的下落，刻意凸显我的心急。睡前，我躺在床上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梅梅会和先前一样，两三天的短暂纾解后自行在一个阒静的夜晚轻轻叩响我的房门。

三天后，我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梅梅一改往日的做派，不再于网上更新她的秋季穿搭与舞步教学；她的动态里删除了先前似有似无的些许“暗示”：一条项链、一座城市的地标、一盒蛋糕夹心的味道或某件呢绒大衣的款式……在最后一通电话里，我语气平平地留言说要是一早前她还不搭理我，我就报警。上午九点，我去到警察局，报了失踪的假案，言辞或许有点夸张。警察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梅梅的电话，那头却坚称不认识我，随后草草挂断。那个高大魁梧、身穿便服的男人面露微笑地拒绝了我想要重拨一次的请求，并提醒我以后不要开第二次玩笑。“再打过去，我们就成骚扰啦！”

回去的路上我绕着思明街兜了几圈，多拐了几个不熟悉的弯，还是捉摸不透梅梅在搞什么名堂。到家后，我洗了澡，赤身裸体时突然觉得身体轻得吓人。我不抱希望地再次打了梅梅的电话，结果可想而知。一气之下我把玻璃桌上的梳妆镜摔碎了。那面镜子总叫我想起梅梅的模样，她高傲、轻蔑、冷漠以及那时不时叫人感到悲哀的可怜神态。我想，任何玩笑都不应该过火，任何人的忍耐也都是有限的；我爱梅梅，但并非说我应该容忍她一切不合时宜的臭脾气。阿根廷的旧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要是一个男人想同一个女人超过五分钟，那他就算不上一个男子汉。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铁下心来尝试睡觉，但怎么也做不到；十二点过后，我承认自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我闻到槭树的香味，起身去探寻梅梅遗留下的可怜的痕迹。

插在瓶子里的百合香已经挥发殆尽，残余在空气中的是淡淡衰老的气味。有一张相片摆在方柜中央，背景是缤纷的彩砖，当时我吻了梅梅的额头，现在我只能吻吻落了灰的相片。以往的早晨，梅梅喜欢把被子叠成方块，现在我也把被子叠成方块。沙发的褶皱、墙上的手印、樟脑丸的甜腻气味……梅梅无处不在，她的出走或许也早有预兆：那晚我注意到浴室里的灯泡忽闪忽灭，墙角的地缝爬着几小群蚂蚁，衣柜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我的背上不知怎么起了两道血痕，几张蝴蝶标本不见了踪影，窗外的爬山虎死死缠住阳台的栏杆，烧开的水突然就凉了下去。最重要的是，夜里的小雨已经连续下了有半个月了。

一切早有迹可循，我想，梅梅是爱我的，但任谁也受不了这毫无生气的逼仄的房间和八月没完没了的纷纷细雨。我无可奈何地躺在床上，打算让一场痛快的午觉解决我怯懦、反复的念想。翻来覆去的时候，我尽力幻想些刺激而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占星术和摇滚乐。有一阵子我几乎快睡着了；然而，无论怎么想、想什么都无法避免回到梅梅那双褐色、哀怨的眼睛。没过多久，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第一次发觉睡眠和死亡竟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同义词。我想爱因斯坦说的不无道理：在折磨中度日，时间便漫长得难以忍受。

我是十二点零五分出门的，出门前我刻意看了眼手表。事已至此，称不上好，但也不能说不会比这更糟。我简单收拾了一番，随后坐车去往位于中山街的芭乐广场，在附近兜了几圈。直到太阳越加发威，我才从侧门进入商场。门口几个男人正为一台演出忙前忙后，或许是童模走秀。我没有注意太多，直奔五楼，买了两场连续的电影。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睡着了；幽暗、变换的音乐和鬼魅的灯光让人不自觉地微微晕眩。醒来时已将近晚上八点，我感到精神抖擞。楼下的演出已经开始，过于杂乱无章的节奏和掌声注定只能吸引过路的小孩和老人。我注意到几个脸熟的过气明星，但叫不上名。我在一家专卖店挑了件芥末色的呢绒大衣，又给自己配了副新的方框眼镜，以便让自己看上去更有男人味。这是必要的。终于，九点了；梅梅是九月二日晚上出走的，我想，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天，现在我去探问敦坎——梅梅的表哥，也是当初我俩的介绍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或许也不可避免。

奥黛丽酒吧通常十点开门，我是九点十五分到的。隔着玻璃窗能看见里面有人在摆樱桃盘。前台那个身穿枣红色工作服的男孩认出了我，把我引进一间包厢，敦坎就躺在沙发上。我轻轻关上门，但故意弄出了点声。大概是感到意外的缘故，敦坎立马坐了起来，掐灭了烟，打算泡茶。我闻到一股梅子酒的气味，便问他是否之前喝了点。

“猜对了一半，老兄。”他不无骄傲地说，“是从墨西哥一家秘密酒商进的。不止梅子，还有杨桃、石榴、菠萝……甘蔗汁，几十种呢。”

我立马尝了一口。问题在于，他的话令人难以信服，却也找不到可辩驳的佐证；如果他说那是杯柠檬酒，我反而没有怀疑的理由。我简单附和了几句，随即把话题引到往事上。

我们是两年前认识的。那时临近开学，我特地染了一头黄发以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尽管我讨厌别人在我头上动手脚，或许有任人宰制的意味？）。当晚，为了配得上理发师辛苦而别出心裁的艺术造型，我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光顾那家位于鳄鱼街的新开酒吧的责任。颇感意外的是，酒吧的生意门可罗雀，尽管店内装饰不无当下年轻人所热衷的“现代的古典风味”。敦坎接见了我，并和我攀谈起来。他的热情远超想象，仿佛要把自己的前半生对我和盘托出。他提到自己悲苦的命运，求学不顺，生意几度失败，又不愿做些持久的小本买卖来偿还债务。几杯酒下肚后，他呜咽起来，说自己动过轻生的念头。

老实说，开始我以为敦坎只是个服务员，后来知道他就是酒吧的老板时，我为他过度的坦率感到可笑，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尴尬和不自在。开学后不久，我在三百人的篮球社群里提了一嘴奥黛丽酒吧，也许是广告痕迹并不明显的缘故，收效还算不错。敦坎给了我笔钱，那群兄弟也认为我给他们介绍了个好去处，我做了两边的好人。2020年的夏天，我被结束了短暂的初恋，但不至于难以忘怀；或者说，失恋本身也许更令我忧伤。那段日子敦坎的生意逐渐好了起来，我三两天便出入一次奥黛丽酒吧。有几次，我执意要喝白酒，耍了酒疯，出了不小的洋相。是敦坎事后告诉我的；为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好哥们。不久后的一晚，他向我介绍了梅梅，他的表妹。

“别想过去的事啦！”敦坎大声说，“我认为自古以来从不存在尽善尽美的东西，除了哲学建构的奇妙世界本身。”

他话题转折的突兀程度使我吃惊，也令我尴尬。我认为若是接着他的话说下去难免会自降身价，便没有附和，只是强作微笑。

敦坎面色潮红，神态轻盈，左脸颊颧骨上的刀疤像一小块玛瑙。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长谈中我了解到，他勤劳、礼貌、忍耐、没有架子，从不对员工抱怨或发脾气。他学历不高，说起话来善用成语（尽管往往显得格格不入），有时过分地注重言语的文雅反倒让他的谦和显得不那么自然。前几个月，他在本地的商会上崭露头角，结交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据说他性情多变，广交朋友，但不爱热闹，独处时判若两人。他自觉兴趣寥寥（梅梅平时也常感到生活索然无味）。

“要是说，让柏拉图真的统领一个国家，”敦坎评论说，“他斯巴达式的教育方法注定会无可逆转地走向战争。”

我无话可接，心想为何初次见面时要向他袒露我正在攻读哲学硕士。我提议泡点花茶解酒，敦坎却坚称自己没醉，连微醺也算不上。他半靠在沙发上，眼神迷离，肩膀显得很宽。我突然想到可以借此将梅梅不经意地牵扯进来，便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细长、含情的眉毛出自家族的优良遗传。

“没有。我从不这样觉得。”

敦坎的正经模样令我感到是如此木讷，甚至愚蠢。我开始相信奥黛丽酒吧的兴隆仰赖的绝对是他实打实的能力，而非生意场上某些察言观色的技巧。接下去的半个小时，他发表了一系列自认为是独创的哲学观点，又自顾自地评论了历史上那些崇高的巨人们，并邀请我为他不足为奇的评论做中肯评论，不要顾及朋友之面。

“要是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敦坎激动难耐，双手在空中乱舞着，“那么建筑便是流动的音乐——黑格尔诚不欺我！他两世纪前的话放在当下照旧别具一格；可以预见的是，他的其他观点会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一样经久不衰、永不落伍。逻辑和常识毋庸置疑阻碍了人类的智慧发育，就像休谟认为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不过是因为目前的经验仍未破例；另外，他的三个问题虽在如今看来已是笨拙至极，但我认为解决的过程仍有诸多纰漏。关于这点我不愿意班门弄斧，想必你知道的在我之上。我想说的是，直到康德出现……”

敦坎还举了大量著名的哲学事例，以此论证他的观点绝非空穴来风。他的语句冗长，但却毫无核心，充满了完全多余的修饰。最为遗憾的是，他所述的大多或许并不属于哲学范畴，而是经现代学者之手总结而成的某些粗浅概念。我不好明说，只是随声应和。在他一次难得的说话间歇，我不得不去上趟厕所。回来时，我故意踢到了放在桌角下的呢绒大衣袋子。

“这是什么？”我问敦坎。

“我不知道，”他说，“不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带来的吗？我都忘啦。”我佯作思索，“哦，梅梅三四天前不知道去了哪儿，有人把这东西寄来，现在你帮我转交给她吧。你不提醒的话我都忙糊涂了。”

“梅梅是谁？”

“啊！”我愣住了，“梅梅，你的表妹。”

于是我们都没说话了。

好一阵儿后，我把一张照片拿给敦坎。背景是潮湿的树木和橘黄的沙滩。那是我和梅梅唯一的合照，我随身携带。“梅梅，你的表妹。”

“哦，”敦坎说，“是她呀。”

接着，他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女人的姓名。

这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不妥。梅梅高傲、冷漠、可怜，或许她不愿意让所有人知道她的真名，或许因为那个名字太过拗口难听，又或许这是她在恋爱中玩的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游戏，艺术家的独有癖好……接下去的时间，敦坎还在那儿自说自话。我明白，他的勤奋和努力体现在广泛涉猎之上，但和真正的哲学并无多大关联；他的评述自认为旁征博引，实际上却找不到任何可供讨论的价值。我兴致不高，无可奈何地同他交谈，粗率地赞成那些无聊的看法。

时间在夜晚的消逝不易察觉，我逐渐失去了平日最引以为傲的耐心，并对敦坎的愚笨感到无比可笑。我只好对他表明，上周本想带一大帮子弟兄来他这儿玩，结果被梅梅那事给耽搁了。他眼睛一亮，立马听出了话外之音，胸有成竹地约我两天后的下午再见。“我正想请你们俩吃个饭呢！”

可想而知，两天里我一直在等通电话。然而，直到九月十日一早，敦坎那儿仍旧没有半点声响。我估计他忘了这事，又多等了半天。晚饭前，我给敦坎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也忙到把赴约这事抛到脑后了。我强调说，要不是家里的晚香玉香水已经挥发殆尽，一股股霉气随之而来，我就不会想到梅梅。

电话那头愧意十足，并邀我当晚前去参加奥黛丽酒吧的三周年活动，他有好礼相送。我兴味索然，但没法拒绝。晚上八点，我乘公共汽车去到鳄鱼街，敦坎就站在门口抽烟。

“梅梅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呢？”他把烟掐灭了问我。

“不是你要把她喊来吗？”

“哦，”他说，“但她今晚没空。”

“可我们约的是昨晚。”

我有些气恼。敦坎的话前后矛盾，显然充满欺诈的成分。他难为情地当着我的面拨了通电话。时隔十余天，我终于重新听到梅梅那冷漠、沙哑的声音，尽管那声音细碎、陌生、低沉、模糊，但也足以令我伤心。敦坎是这样向我保证的：“下个礼拜一晚上，你来这儿就能见到梅梅啦！”随后，为了表达歉意，他让我玩得尽兴，因为可以把账全算在他头上。

“我没有非要见梅梅，”我赶忙解释道，“只不过她应该把香水瓶换了再走，不是吗？家里总有一股子霉气冲得我头昏脑涨。当然了，当面说也不是不行。”

为了显示出从容，我在闲聊中告知敦坎，那晚是我为数不多的空余时间之一，因此才有机会前来捧场，顺道问下梅梅那事。不久后，我们一同走进奥黛丽酒吧。酒吧内灯光四射，一切都好像在火烛之上晃动，所有人看上去都像被截断的影子。敦坎将我安排在一张卡座上，周围坐着五六个人，年龄与我相仿。开始时我感到不自在，但当我知道他们彼此也互不相识的时候，又觉得神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