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儒和小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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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穿过太行山，落壶口，冲蒲州，撞上秦岭华山，然后猛地转头向东，一路奔向大海。

风陵渡口，残阳夕照，子夏面向鲁国的方向，五体投地，老泪纵横：“夫子啊！您的话我明白啦，终于明白啦！……”

此时的子夏已经是107岁的老寿星了，虽然须发苍苍、双目失明，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心意虔诚。

众弟子抬起子夏，长河落日的余晖映红了他的面颊，映红了众人的身影，也映红了脚下的关中平原。

魏国的都城安邑就坐落在关中平原东部，这里西邻秦国，北接赵地，东抱韩氏，南望陕关，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地域狭小，扩展困难，再加上魏国新立，国力孱弱，四面强敌虎视眈眈，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文侯怎样才能提升国力，走出困境呢？

从晋之魏氏到独立的诸侯魏国，魏文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不拘一格任用贤人的胸怀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

《资治通鉴》和《史记》中记载了诸多他礼贤下士的事迹，说他“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西门豹治邺，率先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变法；接着他用田璜为相改革弊政，以乐羊为将对外攻略、开疆扩土，奠定了魏国百年霸业的根基。

子夏正是在魏国新立时由鲁及魏，完成了从儒生到帝王师的转变，并通过魏文侯用国家的力量来弘扬儒学。

然而，事物总会存在两面性，随着魏国的日益强大，魏文侯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诸侯霸主，子夏所倡导的儒学不得不随着魏国政策的改革而改变，最终使得“子夏之儒”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遭到了同门的唾弃。

曾子曾经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子夏“罪恶有三”（详见上一期“三省吾身”），说子夏老年丧子是得罪了上天应得的报应，从此，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和以曾子为首的“齐鲁学派”针锋相对，后世的荀子甚至把子夏一派定义为“贱儒”，这也正应了孔子当年训诫子夏的那句话：“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那么，什么是君子儒，什么是小人儒？子夏的观点和孔子的思想到底有哪些冲突？子夏之儒为什么被荀子称为“贱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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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前507—前400），姒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世亦称“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晋国温邑（今河南温县）人（另有魏人、卫人二说，据钱穆先生考定，温为魏所灭，卫为魏之误，故生二说），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他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文学”科的高才生。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典章文物、章句训诂、名物考索，包括成文的历史文献和政治制度，还有对古文的注释、考证和解读，等等。

《后汉书·徐防传》载：“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所谓发明章句，就是指整理、疏解、分析“六经”的章句文字，这是后世以传、注、疏、正义等形式传经的开始，而用这种方式解经，子夏可谓第一人。

子夏及其学派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与流传，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博学笃志，心无旁骛，虽性不弘，然毕竟亲炙孔子之教，故终成一代文学宗师。

子夏拜孔子为师时很年轻，但对问题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因而得到孔子的赞许。

有一次，孔子讲读《诗经》，在讲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时，子夏不解，问于孔子，孔子回答：“这就好比画画，需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才能画好！（绘事后素）”子夏听了，突然开窍，说：“对于做人来讲，首先要有良好的品德素质，而后再加以必要的礼仪文饰，才可以成为君子！”

孔子听后大加赞赏，说：“卜商啊，是你给了我启发呀！有这样的悟性，我们便可以在一起谈论《诗》了啊！”

子夏对《诗经》是有着很深研究的，从孔门弟子之间的对话中也能发现，同门弟子这方面的困惑往往也会从子夏那里获得启发。

众所周知，在孔子众多弟子中，颜渊是被孔子最为认可的“好学者”。其实，子夏在孔子的学生中也是颇为好学的一位，以至于子贡也不得不叹服子夏“学之深”。

那为什么子夏没被孔子立为“标杆”呢？

《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在孔子心目中，只有颜回才是唯一的标杆。

孔子是不是“偏心眼”呢？或者说，子夏的“好学”和颜回的“好学”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颜回“闻一而知十”，他的“好学”侧重于对“道”的理解，生发能力强，连孔子都自叹不如，“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而子夏所回答的都是孔子曾经说过的，只不过是经过子夏的转述保存下来的，更侧重于“书本知识”的搬运和挪移！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颜回善于理论结合实践从而悟道，而子夏更善于研究如何写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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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的“研究”能力是非常强的。

《孔子家语·执辔》载：

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敢问其然乎？”

从这里看，子夏能从一个点考究出来这么多东西，确实属于写论文的高手，属于那种“一碗炸酱面能写十万字考究论文”的学霸！

对于子夏的“考究”，孔子频频点头，可子贡就不耐烦了，说：“你厉害你厉害！可是，研究这些劳什子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还是能促进社会进步？有啥用呢？”（“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

孔子对此持包容态度，说：“人各有所长嘛！”（“然，各其所能。”）

《吕氏春秋·察传》还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也能说明子夏的研究能力超强：有一年，子夏途经卫国去晋国，路遇一位“文化人”，捧着一卷史书高声朗读：“晋国的军队带着三头猪过河……”子夏一听赶紧纠正他：“你读错了，不是三头猪，是‘己亥’，肯定是抄书人抄错字了！”

后来那人到晋国核对，果然是己亥年晋国军队过的河；那时的书都是手抄卷，所以经常会出现抄错的现象，子夏一听就能指出错误，可见他的研究能力有多强。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吕氏春秋·察传》）

孔子虽然认可子夏研究精微的才能，但是，孔子所传的是“大道”，是君子之道，注重的是“德之内修”，讲究的是“修身济世”，而子夏偏于章句训诂、名物考索，极尽考究之能事。至于“修身养性”，他认为，只要是大方向不错，有点小毛小病的无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他可能认为孔子之道的真谛就是“写好论文”，然后“以文载道”教化万方。其实，这和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差异了，所以孔子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显然，孔子对子夏为学的方向是心存不满的。

那么，什么是“君子儒”，什么是“小人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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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儒”！

西汉扬雄《法言·君子》说：“通天地之人曰儒。”

在古代，什么样的人才能“通天地”呢？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国家第一等大事就是“祭祀”，而负责祭祀的人就是“儒”。

“儒”的本字是“需”，样子像一个健壮的人顶天立地，这样的人被称为“大人”。我们看到，“大人”腋下各有两个点，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古人祭祀，主要诉求就是风调雨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求雨”，两个“雨点”（）在腋下，表示“大人”求雨，雨在“大人”身上，也就是说人们认为“需”就代表雨神；到了周代，随着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人们认为“雨”不是在神的身上，而是在天上，求雨实际就是向天祈求，所以就变化为，上面是“雨”下面是“天”，代表人们对天的需求；而作为求雨者的负责人，不再代表神，而是个“公务员”，所以，金文就在“需”（）左边加了一个“人”成为儒（）。

近代学者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求雨之师”为什么衍化为了“术士”呢？

殷商时代，国家特别重视祭祀，我们发掘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祭辞，到了周代，“儒者”除求雨之外，还负责治丧、祭神等其他各种宗教仪式。

汉代刘向《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他认为儒家是从周代主管教育的官员转化而来的。

另有资料表明，儒教发源自尧舜禹时期的“五教”，“五教”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规范，尧舜禹的臣子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包括国家祭天、民间祭祀甚至老百姓的婚丧嫁娶，专门负责“五教”普及推广和教育职责的人就是早期的“儒”。

后来，周朝逐渐衰落，直至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战，不再服从统一领导，周天子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养这些官员，为了谋生，“儒”就产生了分化，有的继续为各诸侯国服务，这就是“君子儒”；有的就转化为巫师、相礼，替别人处理丧葬业务等，这就是“小人儒”。

后世把孔学称为“儒学”，或许是出自这一则《论语》中的“君子儒小人儒”，因为《论语》中没有记载谁把孔子称为“儒”，更没有记载孔子以“儒”为荣，甚至把自己称为“儒”的语录也一条都没有，可见，把孔门之学定名“儒学”是后人干的事情。

郭沫若先生考证，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带有贬低其地位的意思。

胡适先生在《说儒》中讲：“儒”是殷民族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持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然而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和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地行到统治阶级里了，向他们求学的已有各国贵族的子弟；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子夏并没有从事“巫师、相礼，替别人处理丧葬业务”啊！那孔子为什么还要告诫他“无为小人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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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意思就是说，聪明的人要是坏起来，就有着无穷大的破坏力。

宋朝的秦桧很有才，不但学富五车，而且精通书法，据说宋体字就是他的发明。青年时期的秦桧也曾想做正义凛然的君子，可后来却变得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等忠臣，成为一个十足的小人。

在古人看来，读圣贤书，修君子之道，为的是能够拥有一颗仁义之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正当的地方，那他就是“君子儒”；反之，如果用在不当的地方，那他就是“小人儒”。

那么，子夏是这样的人吗？

孔子对子夏是非常器重的，年纪轻轻就被孔子举荐为鲁国的“莒父宰”（即莒父这一地方的行政长官）。在子夏所处的时代，做官的正规途径基本有两条：一是依靠世袭的爵位来获取，另一是以军功取仕。显然，子夏一介书生，且出于贫贱之家，这两条路基本都行不通。

不过，一些以实际才能而“破格”为官的现象已开始出现，子夏能够以晋国人的身份在鲁国做官，如果不是孔子极力推荐，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子夏注重人民的利益，讲求现实功效，而且比较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现实，所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而忽视了民众的道德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