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努力给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注入诗歌

在哔哩哔哩网站里，可以看到《西川的诗歌课》。西川在这门课的推荐语中，对今天的年轻人说：“愿意进入诗歌这扇大门的朋友，我在这儿献上祝福，祝你享受即将开始的诗歌之旅：它是一次冒险，可能给你带来喜悦，也可能带来伤感。但不管怎样，它都会把你带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希望经由诗歌，我们能解放自己，重新理解文化与艺术，重新理解我们当下。”

在节目中，西川不断带来关于国际上对诗歌的前沿认识与最新情况，同时以这种视野，打通诗歌与每个人的沟通和联系。西川这样解读他参与《西川的诗歌课》的动机和目的：“通过诗歌，我们可以和世界保持私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有温度的、有弹性的、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关系。诗歌充满不稳定、不安与深不见底的幽暗之物，这需要读者认真体会，体会的结果可能是形成自我审美的‘革命’。对写诗的人来讲，就是推翻过去定型了的自己，推翻那个如果不控制就向庸俗滑过去的自己。”

1997年，西川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大意如此》。那会，他刚刚编完《海子诗全编》，书稿交给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之前，他受海子父亲的委托，编的《海子的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成为文艺青年人手一册的诗集。

当时的西川，已经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上，独自行走了八年。他试图向老朋友海子和骆一禾告别，也向自己过去的诗歌写作告别，尝试能走出一条崭新的艺术之路。

骆一禾是79级中文系学生，“五四文学社”骨干，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海子是79级法律系学生。海子和骆一禾都是“文革”结束，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新生。在英语专业读书的西川，要比他们晚一些进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

“我认识海子比较晚，他在北大的最后一年认识的，当时觉得他的诗写得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我那时给另一个人写信，说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后来我愿意用这个词：‘天才’。”

当时的北大，大家求知欲很强，都憋着劲去图书馆看书，考古、哲学、文学、诗歌……什么书都看。海子上学太早，5岁上学，15岁到北大读书，一张娃娃脸，架着副眼镜，总被人当成小孩，但他又有与年纪不相称的老成和持重。他自己也不满意自己的形象，干脆随同宿舍的同学剃成了光头。

海子内向，有点乡村青年的羞怯，他爱干净，不邋遢，但洗衣服时不同颜色的衣服总混着洗，就会把白色衬衫染成花色。西川回忆说：“海子干干净净，平易可亲，使人想跟他呆在一起。”

在北大时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写诗和读书交流。大家相互往来，有时去五四操场边的“燕春园”喝酒，毕了业挨家聚会，也不嫌麻烦地跑去海子所在的昌平，谈论的无非是读书与写作。

西川住在北京火车站那边：“我那屋子特别小，大概只有十来平方米，家里来客人，屋里完全坐不下，我们就只好坐在家门口的沙堆上，可以坐一大帮人，聊点诗歌啊，各种稀奇古怪的事。”

他们谈论黑格尔，讨论康德的翻译，憧憬但丁的《神曲》：“天堂、地狱和炼狱三章，我们一人写不出三章，那就三人各写一章。”聊天经常到深夜，黎明来临，后来大家就在海子的宿舍里睡了，有人歪在椅子上仰面朝天，另外的在海子的单人床上挤着就睡着了。

快乐总是短暂的。1989年3月，海子在秦皇岛山海关卧轨自杀，5月底，骆一禾过世。

在北京大学，西川和海子、骆一禾被称为“诗歌三剑客”，情谊无间。海子去世后，骆一禾找到西川，说：“咱俩分工，你编海子的长诗，我编海子的短诗。”结果没多久，骆一禾也走了，只能由西川接手海子作品集的编选。骆一禾的妻子张玞，编骆一禾的诗集。

“编海子的诗集，那个麻烦啊，当时不像现在是用电脑，都是手抄稿。我第一个任务就是将一份稿子变成两份，省得丢了。有个中央民族学院的女孩罗洪·依乌嫫，帮我抄了一部分海子的诗，最终交到出版社的海子书稿，都是我们抄的。”

一般人理解的海子，都是有关海子的短诗，很少有人谈论海子的长诗。但只要西川想起海子，他脑海那一瞬间银瓶乍破的，并非是那些短小抒情诗，而是长篇鸿鹄、结构宏大的诗章，充满了“匿名性”的内容和“人类性”的物质。西川推崇海子长诗中所表达的对当下生活、历史生活的转化能力，这是海子的成就所在。

《海子的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3000本。出版社的编辑王晓和王清平也没想到，很短的时间，诗集就卖脱销了。海子之死，成为社会事件。

在西川眼里，“我把海子看成是一个农业文明的产物，他写出了中国农业文明的挽歌，有人这么讲，海子正好处在农业文明向其他文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他写生活中的自己，写家乡，写他在这样的背景里所产生的稀奇古怪的想法，一下子能够抓住一些别人抓不住的问题。”

“海子自己也说过：‘我在乡村生活了15年，我写乡村至少可以写15年。’如果写乡村15年，他应该写到30多岁，才会转型，但他25岁就去世了。所以，他的这些诗歌作品，关注的问题，关注的角度，都还是与农业文明相关。”

时至今日，海子、骆一禾离开人世34年了，但西川的心里对他们的形象和记忆，却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时候。“海子只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纪念骆一禾的诗中，西川写道：“我怀念你就是怀念一群人，我几乎相信他们是一个人的多重化身。”

大学毕业，西川去了新华社工作。“做新闻工作的那几年，我经常在全国各地奔波，看到人间社会，也看到了大自然。我往西北、西南、黄河流域走了大概三万多里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看也看不完，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景、传说、民俗、民歌。”

“1985年冬天的早上，我在陕北，早上4点钟赶长途汽车去吕梁地区，天黑得不得了，在等长途汽车时，听到旷野里冬天的风一阵一阵刮来民歌声。在那样一个冬天，你察觉到你和土地之间这种深切的关系，你和其他人、和农民、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在《致敬》中，西川写道：“高于记忆的天空多么辽阔，登高望远，精神没有边界。三两盏长明灯仿佛鬼火。难于入睡的灵魂没有诗歌。必须醒着，提防着，面对死亡，却无法思索。”

“1992年写《致敬》，我放弃了过去的那一套写法，已经有一点破罐子破摔了。过去的写法既然不能使用了，索性就乱写。我把过去的很多笔记，整理成了诗。”西川改变了写作路数。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文学市场坠入谷底，出版业的日子艰难，西川没太多机会集中展现他的写作。1997年，才出版《西川诗选》，并于1999年被更名为《西川的诗》重新出版。

“我越写越没人看，因为别人看不懂。我继续写，我必须诚实地把这些互有逻辑关系绑在一起的东西揭出来。我甚至都不愿让他们知道我诗好，这世上只要有四五个人知道就够了。马尔克斯说，作家写作能够获得的最大好处是：一个经过写作训练的头脑能够一眼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

1995年西川第一次出国，去荷兰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2000年以后，全球化发展加速，西川开始了更广泛的国际游历，寻找自我的声音，自我在迅速成长，与历史、当下达成了和解。这些年来，西川的写作日益自由，渐渐有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国际文学界的认可和肯定，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加拿大诗人蒂姆·利尔本认为，西川和欧阳江河、翟永明等诗人的重要性相当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哈佛大学诗歌教授乔瑞·格雷汉姆称读西川的作品后彻夜不眠。高桥睦郎在日本一个私人宴会上表示，日本100年也没出过西川这样的诗人。

我不断地被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物打开

张英：邱华栋对你的诗歌《开花》印象很深，他最近在看你2022年出版的《接招》。你诗歌原来的抒情性，很受大众喜欢，你完全可以在舒服的地方停留不动，享受红利。但你却转型了，把讨大众欢心的抒情性拿剪刀剪掉，这对诗人是很难的选择，尤其是风格成型又被评论界和读者认可的成名诗人，就更加难。

你在当代诗坛，形象复杂、多元，不仅写诗、编诗，还写评论、翻译诗，又在大学教诗歌写作，并利用互联网开课普及诗歌，这样的诗人，国内只有一个西川。

西川：别人看见我，是因为我现在开始频繁出现在互联网上，不管是接受采访，参加社会活动，还是通过视频讲授诗歌，我的曝光率和过去相比好像大大增加了。但这是外界的感受和印象。

对我来说，工作和生活，创作的时间分配，和过去几十年相比，没什么两样。很多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都一个人呆着，在家写诗，做研究，鼓捣自己的小玩意，或与朋友见面，聊天。

在传统的报刊上，我的很多新作发表不了，要反反复复修改和删节，我也烦了。不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自然就会往网上挪。如今互联网的尺度，比纸媒的尺度要宽松。这些年来，我还继续在纸媒上发表作品，但因为发表渠道的增多，我对纸媒已没那么在乎了。

必须说明，在互联网上讲课，不是我要讲，是“活字文化”的老朋友让我讲的。“活字文化”为我策划出版了《唐诗的读法》《北宋：山水画乌托邦》，我得听人家招呼。按照我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我一不做诗歌普及工作，二不给小孩们讲诗。但活字的朋友对我说，你看戴锦华也讲，钱理群也讲，你也讲讲吧。说了半天，那就弄吧，很快就做了一个在互联网上讲诗歌的课程。

张英：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最著名的诗人，通过互联网工具，面对以往时代都没有的庞大读者群体，讲授诗歌、传播诗歌，吸引、新增了一大批诗歌读者，对文学和诗歌，这是非常大的贡献和帮助。

西川：也给我开拓了一个领域。依我的天性，或做事的方式，不会主动去做这个节目。现在等于是有人在背后拿鞭子抽着，赶着我跑，去准备每一节课，录制一期期节目，让我与社会、与大众去交流诗歌，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互联网，认识了今天的诗歌读者，他们完全是新读者，以往不读诗的群体。

这些缘起，跟许知远和《十三邀》有关系。那时我还在中央美院工作，许知远的单向街书店在望京，他们一搞活动，就打电话请我去参加，我溜达着就去了。后来许知远做《十三邀》，找我去聊天，做节目，又把我拉到互联网里去了。

张英：不管是《唐诗的读法》这本书，还是B站的讲诗课，真能帮助到那些没被“污染”的人，就是没经过人文学科训练的人，增进对诗歌的理解。

只要经过了大学中文系的熏陶，那些标准的专业读者，某种程度上，也属没自己观点的“橡皮人”，为学院培养出来的“标准产品”，对吧？

西川：对。我不是中文系出身，我是外语系的。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区别是，在中文系，你会发现他们讲的理论、文学全是外国的，而外语系出身，倒有可能从中国文化当中来找一些传统和渊源，写作时，脑子里自然会形成对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比较。有次我在一个视频里说，对我来讲，读中国古典文学，必须要有世界文学的背景。这跟我是外语系出来的有关系。

从大学读书到选择工作单位，从写诗到给海子编诗集，我每一步都不是预先设想的，但它形成了一个逻辑，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

我北大毕业时，外语系的领导让我留校教书，我不愿意，我选择去新华社工作。从人生选择的角度来说，很多人都会随波逐流。我完全不同，我不断被身边的人、事物打开，被中央美院打开，被美术界的观念打开，被当代艺术打开。我去单向街，又被《十三邀》打开，现在被互联网给打开了。

张英：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也成就了你。这再一次证明，人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自己努力的因素占50%，历史、时代、社会给的机会，是另外50%。

西川：不同的文化行当，任何一个方向，能不能找到可能性，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我参加各种国际文学节、诗歌节，反倒逼着我回望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而然地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我必须了解自己的逻辑，我写的书，这些研究，它过去是怎么回事，到了今天，面临什么问题？我不一定完全同意古人那套观念，讨论古人时，也要看是否还存在可能性，能否和今天打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