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岁月、时代，还有这些诗

欧阳江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奇峰。

从20世纪80年代他创作的长诗《悬棺》开始，到《玻璃工厂》横空出世，随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咖啡馆》……欧阳江河的诗歌写作，用简洁的审美和艺术的方式，记录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并在他的作品中做出价值判断与思考。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剧变，欧阳江河出走了美国一段时间。回国后的十来年，他只写了十首诗歌，几乎退出了诗坛。在不写诗的这段日子，他一直在观察全球化时期的世界，审视科技和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改造，为后来的长诗爆发写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2010年，欧阳江河在《花城》杂志发表长诗《泰姬陵之泪》，引起诗坛的轰动，他进入长诗写作的时代。

这首诗大气磅礴，天马行空，诗人思绪穿越时空，穿越文明的边界，用哲学的思辨和诗人审美的提纯，阅尽繁华衰败，看透世态炎凉，彻悟爱情和生死，被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写得最好的一首诗”。

近年来，欧阳江河的创作愈发复杂，“诗歌写作应有一种宽广与深度，要对置身其中的时代作更复杂的观照。比如，把科学历史等似乎跟诗歌没直接关系的内容以及语境，纳入进来，这些诗更复杂，不是灵感一来就能写，是灵感过滤掉后，进入更深层次构成，形成结晶体。”

这样的诗歌美学理念背后，是欧阳江河更大的文学抱负——如何拓宽诗歌与不同语言形态的转换可能性？“物理化学医学科学等领域的术语，怎么用诗歌语言去处理并互动提炼？如果被小说语言处理那就是科幻小说，被电影语言处理就是科幻大片，那诗歌的语言怎么去突破？”

在新出版的诗集《宿墨与量子男孩》中，欧阳江河把眼光投向了当下，书写科技时代、人工智能、互联网、机器人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诗人仿佛是屈原和李白的化身，是哲学家也是思想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与时代的观察家，旧的“宿墨”与量子纠缠，质疑与追问，将读者拖入“仿生羊能不能梦到羊”的永恒迷雾中。

欧阳江河的分析框架和思想工具是理性的，可他的思考本身却是诗意的，在微言大义、古今中外来回穿梭，在“我—他”“我—你”之间逆袭，那份纠缠不清、彼此缠绵的黏稠感，一旦招惹，再也无法甩脱。欧阳江河不是雕刻花朵的诗人，他是点醒花朵的诗人。

欧阳江河的作品语言优雅、澄净、简洁，经过哲学思考和思想浓缩提纯后，信息量大，极具跳跃性，呈现出复杂与深刻。

诗人西川曾评价，欧阳江河一个人，就是一群人，这句话很精准：他身上有很多标签，诗人、书法家、评论家、诗歌活动家、文化策展人、教授……下过乡、当过兵，他策划过很多音乐演出、书画展、文学和电影活动。

作为书法家，他写的书法深得内行人赞美，举办过多次个人书法展。他的书法作品在日本、美国、德国、奥地利、中国等拥有众多机构收藏者及私人藏家。

在访谈中，我的思维，被他的回答不断打开，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经过他发散性思维，进入不同的时间与历史。他的语言犹如水银泻地，思想犹如飞流直下的瀑布，又如天上的星星，这些感性的表达，通过理性和逻辑的组合后，形成奇美的夜空。

童年与少年的故事，是动荡、漂泊

张英：鲁迅在《野草·题辞》里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赫塔·米勒《国王鞠躬，国王杀人》这本书封面上的一句话：“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希望这篇访谈，能深入到不同创作时期作品的内核，让读者理解和享受作品的创造之美。

欧阳江河：我能成为诗人，来自我对人生存在的悲剧感与失败感的体验。来自时代和生活的痛感，在我的诗歌里从没丧失过，并不断从中得到滋养。要面对生活本身，而不是诗歌。我把生命体验转换成诗歌写作，把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味道，都转换成诗歌的养料。

我写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3年正式写诗到1993年出国前，更多的是雄辩，是一个人对多个人的宣告，语速快声音大；第二阶段，去美国以后到1997年回国，我作为诗人失去了听众，诗歌变成安静和小声独白，是一个不在中国的中国诗人的心灵轨迹；第三阶段，从1998年到2008年，停写十年，我使劲压抑自己，无法应对中国的急剧变化，几千年中国变化之慢和改革开放几十年变化之快，形成奇怪镜像。2008年的写作契机，我和西川、翟永明等诗人去印度，看了泰姬陵，非常震撼，我突然间泪流满面。《泰姬陵之泪》开启了我新的写作阶段，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宿墨与量子男孩》。

父母的家乡，我一次没去过

张英：我们先从诗人的人生起源开始吧。你出身军人家庭，父母是军人，你自己也成了军人，军队里的诗人不多见。

欧阳江河：我父亲是河北的农民，抗日战争时，他是一个武工队的头。我父亲2020年去世，99岁。他一辈子在军队，晚年呆在重庆，我春节回老家，都是回重庆。

1956年我在四川泸州出生。有人以为我是泸州人，我只是在那出生。我父亲在泸州一个军队医院当政委，1955年授衔时，他是中校。他跟刘邓大军去的重庆。

我出生不久，就随父亲去了凉山军分区。凉山军分区在西昌，我小学读书在西昌。后父亲又成了彝民团的政委，他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当政委，我很习惯别人叫他江政委。我叫江河。我随父亲，去过大凉山好多地方，甘洛、布拖、美姑、昭觉……我小学在凉山军分区和西藏军分区合办的八一小学，是副团以上干部的子弟才可以上，我读到四年级，“文革”开始了。从一年级我就住校，放寒暑假回去。我父亲的团部离学校两三百公里，我和姐姐、弟弟，都在这所学校读书。

我母亲是四川人，1932年生于邻水县，离重庆一百来公里——我父母的老家，我一次没去过。我母亲是中学学历，解放西南时，招兵招了一批有文化的人。我母亲1950年入伍，读高二时被招去的。

我外公、外婆是地主，却没受到任何冲击。外公抗战时带领当地人跟日本人抗争，算抗日领导人物，被日本人抓住杀害了。他是地主，也是烈士。外婆后来没嫁人，守寡时还很年轻，她把母亲和舅舅拉扯大，还送母亲去读书。后来外婆跟着我母亲随军。

母亲跟父亲1952年结婚，是组织上介绍认识。我在家是老二，实是老四，上面有哥哥或姐姐早产。我姐比我大一岁，1955年出生。那时有家的，尽量不让两地分居。母亲一辈子跟着父亲，父亲调哪，她就去哪。两人从没分开过。“文革”前，中央决定搞“大渡口建设”（现在叫攀枝花市），把我父亲调到那当军队一把手，相当于副师级。

“文革”时，父亲工作的地方叫武装部，父亲是政委。“文革”时“支左”，他支持老帅们那条线，他的“支左”经验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作为“全国先进”正面报道。老帅们被打倒后，父亲成了负面人物，被五花大绑拉到车上，称为“军内走资派”。母亲那时在市委也被打倒了。“文革”中，父母都遭了殃。被斗一年后，我父亲从渡口调到新都，在那的部队医院当政委，降职了，但保住了工作。1971年，父亲又从新都到了泸州我诞生的那家医院。多年后，我回到出生地，父亲又当了医院的政委。后去了重庆，直到去世。

军队大院有很多孤独的故事

张英：你在军队大院长大，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刻画过那里的生活，和你童年的经验接近吗？

欧阳江河：姜文他们讲的都是在军队大院里跟女孩交往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孤独的故事。我父亲是医院政委，有次我生病，医生弄错了，扎针扎了两三个月都没好。偶然被副院长发现，给我做了手术才好。住院期间，所有男医生、男护士、小战士，都有一个“梦中情人”。女孩是高干之女，特别聪明，跟我关系很好。她的板书好，我的板书更好，我学书法，她成了我的小粉丝。有时她写字，写不好，就空在那，找我示范，然后照我写的填进去。

锅炉工负责烧开水，每天两个时间，一是早饭后，二是午饭后，大家排队，提暖水瓶打水。有个锅炉工是临时工，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特别难看，又特别矮。一天到晚烧锅炉，灰头土脸。他住在休息室，大家来打水，他隔着门缝看。那个美女也常排在队伍里。有一天，他突然没了，过两天出了布告，说被枪毙了，什么罪呢？叫“梦奸犯”。他有一天晚上做梦，遗精，梦见的对象是那个美女，她是女干部。

梦就梦到呗，梦里是自由的，谁能禁止别人梦到谁呀？可他到处说，这些当兵的都是美女的“粉丝”，美女谁都不搭理，大家对她有一种恶意。他们怀着恶意，到处说，一个锅炉工把你梦到，把你给搞了。传到女干部那，就哭，似乎真被玷污了。因为这事，她也不上班，要她爸把她调走。她爸是医院的顶头上司，就施压。正好遇到“严打”，把锅炉工交给地方，地方发明了“梦奸犯”的罪名，把他枪毙了。

我参加南京国际文学节活动，那届主题是“文学与梦”，我讲了两个梦，一个是庄子化蝶，另一个就是被枪毙的锅炉工的梦。我写《纸手铐》，但没写这个，这个梦因为法律给了命名，比我写有力多了。

我在医院时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操场骑自行车。上小学五年级，一天到晚很无聊，军队大院的子弟都在篮球场骑自行车。父亲也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不是当成交通工具，是为了混日子，一骑就两三个小时，用各种方法，双手插兜骑，倒退着骑，或把一个轮子抬起来。一群无聊少年个个都是杂技演员，用自行车玩各种花样。

再有是坐在上面定车，看谁挺的时间长。我很崇拜一个姓续的，父亲同事的儿子，他特厉害，把自行车往那一定，可以读一上午书，一动不动，手不扶车把，简直是绝技。我最长的一次，是十三分二十几秒，快要倒时，还要手扶一下车把。他怎么达到平衡的，我不知道。

这个活动持续两年多，我成为骑自行车高手，与无聊童年相关。那时看电影，只有几部能放，看来看去，看得快吐了。看得最多的电影是《小兵张嘎》，我看了二十几遍。我们最喜欢看《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有跳《天鹅湖》的画面。我对美的认识，对芭蕾的了解，是从那时开始的。

为读书，我换煤油票

张英：你下乡插过队？插队时都在干什么？

欧阳江河：我高中毕业就去插队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5年6-7月下乡，1976年12月参军。

在农村的经历，非常独特，我的扩展性读书在知青点完成。

我们那个知青点，都是军队干部子弟，有三十来人。我们没住在农民家里，自己建的房子。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每半年换一名执勤干部，来管我们。

离家近，每隔一个月，就有车把我们拉回去。买什么都用票。我们跟当地农民一起，拿夹板建的土房子，外间住一人，里间住两人。我住在外间，担心晚上长时间看书影响别人，那时没电，我点煤油灯看书。知青点是我的夜校，在这之前，我读的书多是课本。

第一位管理员是现役军人，我父亲单位的图书馆馆长，他每月回去一趟，每次都背两大书包书。我住他隔壁，我们都喜欢读书，关系特别好。他带来的所有书，我都是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我发的肉票都交给了厨房，烟票、布票、糖票等，我不需要，就拿烟票跟抽烟的人换煤油票。假如一个人每月只有一斤煤油票，我每月能换到十几二十斤，点到晚上11点、12点都没问题。晚上7点起，我进蚊帐读书，读四五个小时。

父亲单位的级别高，是副军级，有很多白皮书、黑皮书等，为内部出版物。比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是在那时读的；还有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些诗集和小说，比如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别林斯基的文艺批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易经》，都是那时读的。《鲁迅全集》根本买不到，我这哥们就把二十卷的《鲁迅全集》都给了我。二十四史，他给我带了《史记》《汉书》。还有古代诗人，比如欧阳修，我那哥们说，你母亲不是姓欧阳吗？给了我一套《欧阳修全集》。又给我弄了《苏东坡全集》，屈原、李白、杜甫，全是那时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