蒜薹女的华丽人生（短篇小说）

我母亲过去常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总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知道今天的蒜薹多少钱一斤，比昨天便宜多少，或者贵多少。当然，不一定是蒜薹，也可以是萝卜、白菜、韭黄或者猪肉。对我母亲来说，她一生中那样的时刻来得特别早；她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人，虽然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弟弟文生、新生（新生丢了，但我觉得他一定还活着），但对我而言，那样的时刻来得要晚得多；我并不是说我过得比我母亲幸福：我父亲四年前才过世，他们相守了六十九年；而我，今年五十二岁，就已经守寡两次了。

四十岁，我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我就搬来和母亲、父亲一起住了，方便照顾他们。父亲去世后，弟弟文生在省外找了份工作，一年回来一趟。不过，房子以后肯定是要留给文生的，父亲去世前就这样告诉过我们。我本来对这件事没有特殊的感受，但就在前几天，母亲又一次明确地告诉我，房子以后是要留给文生的（文生现在还没成家）；虽然我现在已经申请到廉租房了，但听到母亲那样淡淡地告诉我，我还是望着阳台上一盆被夕阳照亮的红掌出了神：当我老了，我甚至没什么可以留给我儿子的——是的，我和第一任丈夫有个儿子，今年三十岁，一个人在深圳——他还没文生回来得多。那盆红掌的时节已经过了，即使在夕晖下，红掌上的褐色也显得触目惊心。我看着它——即使是红掌这样寻常的植物，也有自己的时节。我母亲拿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颤颤巍巍走近它；她拨弄着重重叠叠的叶子，一边把多余的枝叶剪掉，一边说，“养花就像养孩子，”她瞥了我一眼，逃过她大肃清的那枝红掌就像一柄鸡血玉如意，插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聚宝盆里，“你得把旁枝清理干净，不然养不好。”她又拿起一个带花洒的雪碧瓶，把被瓶身映得碧荧荧的水浇在红掌上，红掌被她浇得像她一样颤颤巍巍的，“不然养不好啊。”她又说了一遍。我当时觉得她是在说我儿子。但我也没太在意。

不过，说回蒜薹——我今天买蒜薹，正把几根枯黄的拣出来时，看到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女人。她比我保养得好得多，但凭女人的直觉，我还是觉得她和我年龄相仿：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你的脂粉涂抹得多厚，岁月总会透过它们，让别人一望便知你的深沉。她拿了一把蒜薹，根本不像我那样仔细，那样挑挑拣拣，直接递给了菜摊主人。那时我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那把蒜薹，又看见自己穿了很久的鞋。我的鞋跟不高，鞋面上带着灰。年轻的时候看见别人穿漂亮衣服时心里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突然来了，但我很快镇静下来，那个女人拎着蒜薹走了。我把我的蒜薹递给了菜摊主人。

我觉得我这把比那个女人的那把蒜薹要更好，更青，更嫩，但拎着那把蒜薹和一些其他时蔬，走在路上，看见临近正午时的阳光洒在破败的街道两旁，洒在刚刚被洒水车浇过的路面，看见自己映在路面上的影子，我心里还是泛起一股惆怅。我母亲昨晚说了，说今天要吃蒜薹炒蛋，于是我今天就来买蒜薹了；但以后我母亲不在了，谁再给我这样的指示，好让我的人生继续下去呢？如果我第一任丈夫还活着，或者第二任丈夫还活着，也许，即使我拿了一把不那么青、那么嫩的蒜薹回家，我也是幸福的吧。我继续沿路走着。

“哎呀，快叫阿姨好！”崔凤娟抱着她那两岁的小孙女儿从湿漉漉的远处走近，“刚买菜回来呀，我们起晚了。”她的小孙女儿昂头看着我，“阿姨好。”我收敛了自己的惆怅。

“哎呀，长这么漂亮！小美人儿，你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我用不拎菜的那只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

“蒜薹哪买的，多少钱一斤？老妈妈身体还好吧？”崔凤娟笑着，她的目光似乎已经扒开了我的塑料袋，把那袋蒜薹的青和嫩端详了一番。

“还好，在出口的地方，”我也赔笑着，我告诉她蒜薹的价格，“有空来家里坐坐。”

“好，”崔凤娟依然抱着她的小孙女儿，“跟阿姨说再见。”

“阿姨再见！”

“再见。”我望着他们走向湿漉漉的前方。

你看，我母亲说的，一个女人一生中总会有的、那样的一个时刻，即便在我一生中来得那样晚，对于另一些女人，还是来得太早了。

那天我们吃完午饭——蒜薹炒蛋，菜花炒肉，裙带汤——我收拾好厨房，看见母亲歪在沙发上看新闻，于是我坐在一边打毛衣。酒红色的，为母亲打的，秋天穿。这时母亲要和我聊聊过去。

老人家是这样的；就像年轻人喜欢谈论未来一样，老人家更倾向于谈论过去。当然，我母亲已经很老了，她谈起过去时，并不忌讳谈起逝者。我很喜欢边打毛衣，边听母亲谈起过去的事：在母亲的话里，我的兄弟姊妹仿佛还没死去，仿佛又从往昔里坐起身来，和我们一起歪在沙发上；当然，我也会和母亲谈起过去一起经历过的种种，不过我不会谈起我的两任丈夫：那样的回忆是只属于我自己的；我敢肯定，即使是母亲，她也对我隐去了很多只属于她的记忆。

有的时候，母亲也会讲到令她黯然神伤的地方，但我总是知道我该怎样让她感到宽慰。像那天，我就把打了一半的毛衣晾在一边，用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从成语词典里摸到了“瘦骨嶙峋”这个词。母亲的手有一种脱了水的鱼皮的质感，她紧紧攥住我的手，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但并不像年轻人，像我的儿子在他父亲死去时那样流下许多眼泪——也不像中年人，像我在两任丈夫去世时那样，流下那种像古人说的、“玉箸”一样的眼泪——我母亲的眼泪像一处汩汩的泉眼被一块大小刚好的石头堵住后，无可奈何地溢出来的泉水珠子。那一刻我先前的哀愁也被勾起来了，我抱着母亲哭着。

“文生他现在忙啊，不来看我了，”我母亲呜咽着，“要是新生没丢就好了。”母亲伏在我怀里，我感觉自己捂着一个即将干涸的泉眼。“文生他不来看我，”母亲呜咽着，“我们两个都养了白眼狼啊。”

那一刻我更伤心了——我也三年没见儿子了。我现在还可以等，我还不太老，可母亲是等不了那么久的。“命啊，”母亲的发像从茧里抽到一半就断掉的蚕丝，不会再有人过问了，“命啊。”

我已经忘了新生的样子了，我母亲一直声称她还记得；她总是说，如果现在新生出现在她面前，她一定知道那是他；但我是不信的。新生十二就丢了，那时我十六。我只记得他是我们家兄弟里长得最好的，眉眼、鼻子、嘴巴都是好的，可就是想不起他的样子了——可能是我自己也生了儿子，所以对已经丢掉的弟弟，印象越来越淡了。想起来，新生也是我们兄弟姊妹里最机灵的，很懂得帮家里人分忧；难为母亲一直想着他；但，母亲终究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有次她兴致来了，帮我拣菜，还把蒜薹看成了葱。所以我觉得，即使新生现在到她面前，她大概都看不清他。而且岁月是会让人改容易貌的，文生小时在兄弟里长得最贼眉鼠眼，到了青年时，居然长得也挺招人喜爱了；现在到了中年，头发没掉，体重也保持得挺好，变得和小时候一点也不像了。要是新生没丢，也许现在母亲也不会这么寂寞吧；不过，世上的事，谁又知道呢？

有时母亲会在夜里念叨一些人名。我最开始以为她是在梦里念的，但我有一次起来，到母亲床边坐下，借着窗帘一隅漏进来的月光，发现母亲睁着眼睛，手搭在被子上，她看到是我，问我，“新生呢？”我心里已经叹了好几口气了，但我还是把母亲的手放回被子里，母亲依然睁着眼睛，眼神在月光里变得像深不见底的潭水。“新生，”随即那眼睛又变成两口枯井，因为将近百年的世事已经抽干了她的潭水，带走了她身边的人——也带走了我身边的人，“新生。”母亲淌着泪，闭上眼睛。那眼泪看起来简直像世事蘸着月光的墨水，在她脸上写下的、只有她心里知道的密文。即使我们都是女人，我们的哀愁也不尽相同，我又在心里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床上睡下了。

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母亲再没劝我嫁人了。“再找一个”这样的话，我母亲那时起再不说了。况且我儿子那时已恨我入骨，在省外上大学，除了要钱，几乎不和我联系。我那时就做好了准备，守寡一生。过去我和别人吵架，常常被骂“克夫”，这样的话现在想起来，也是很伤人的。如果冥冥中真的有“命”这样的东西，一次，是可以试错的，两次，未免就有些吓人了；虽然说事不过三，但我们这样的人，哪里有际遇和胆识，哪里有靠山和资本，去试第三次呢？不过，当时还真的有人这样劝过我，那是我和老墨认识以后的事了。

我认识老墨是在八年前，我四十四岁，他刚五十岁，还有几年就退休了。他离异了，儿子已经工作；而我儿子那年毕业，刚到深圳。他那时似乎对我很有情谊，那几年我母亲腿脚还硬朗，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和楼上的白姨（现在已经去世了）一起搀着到楼下晒太阳，唠家常。这样的日子里，母亲是不需要我的，她们有自己的往事要在太阳下整理，我就给老墨悄悄发消息，老墨要是闲着，就会叫上我陪他到附近的公园或者老城逛逛。我怕别人说闲话，所以老墨的事我没告诉过别人，甚至没告诉过母亲——我只告诉了当时和我特别合得来的姐妹王姜，她是个特别好的女人，对朋友守口如瓶，可惜三年前肝癌晚期走了。唉，不过，那时她还是很健康的。那时她老公在外面有了人，我常常去她家宽慰她。有一天我告诉了她我和老墨的事。那天是周末，下午文生在家和母亲看电视，父亲那时还健在，正和梁叔在楼下下棋，我在王姜家里打毛衣。

“啊，他人真好！而且很有眼光——你现在保养得还是不错的！”王姜笑着帮我捋了一下头发，“要不要吃点我昨天烤的红薯干？就烤在暖气片上。”

“都老了，”我也笑了，“不好看了。吃。哎你上次打的那个帽子，下面那个穗子怎么打的？教教我。”我笑着，差点漏掉了一针。我那时在给老墨打毛衣褂子，我想再给他打顶带穗子的帽子。

“待会儿教你。”王姜端来一盘烤得干干的、香香的红薯干，放在铺着绿色桌布的玻璃茶几上，笑着坐在我身边。“哎，我说，”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还是凑在我耳边，像个少女一样，悄悄问我，“你们那个了没？”

“哎哟，”我笑得红了脸，拿起一片红薯干朝她的嘴塞去，“吃你的红薯干。”王姜笑着挡住了嘴，“这有啥害羞的，看看你。”王姜自己拿了一片。

“没有，”我笑着摇摇头，继续打着毛衣，“没有，我们就拉拉手，像过去的人那样。”我打着毛衣褂子，想象着老墨的体格。“没有别的，就拉拉手，”我一针都没漏，我毛衣打得特别好，一针，两针，“再说了，我们又不会结婚。”

“为什么不？”王姜逗我，“你还年轻呢。”她笑着。

我腾出一只手，竖起两个指头，“两次了，”我摇摇头，“不敢再试了。”

“我就不信你的命是这样！”王姜要看我的手相，我躲开了，把手攥紧，像个小孩子，“我还是觉得你可以再嫁人，再说了，现在虽然没有工资，可是咱们有退休金啊。”

你看，真的有人这样劝过我。不过，除了王姜，也再没别人这样劝过我了。而且那时我的退休金确实在自己手里，所以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首饰，吃的，用的——都不太贵，可如今这些钱（还有我母亲的一部分养老金，我每次挪用，母亲都默许了）都用在我儿子身上了——唉，这是另一个故事，我后来会讲到。继续回到那些让我感到些许欢愉的回忆中去吧。

“我不会再嫁人了，”我打着毛衣，“两次希望都破灭了，再燃起一次希望，太累了，受不了的。”我摇摇头。

“他知道你的事吗？”王姜一边嚼红薯干，一边问我。她现在不笑了。

我继续打着毛衣，要是别人这样问我，我是会用毛衣针扎她一下的，但王姜是为我好，很多事她和我想的都一样。比如，她和她丈夫离婚后，就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我能看见我儿子结婚，我的人生就圆满了，他成了家，我就放心了，你也是啊，”她那时伸手，搭上我的肩膀，“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啊。”所以王姜这样问我，我并没生气，我只是继续打着毛衣，我说，“不知道，”我想着老墨，想着他的体格，领子得再打大一些，“不知道，我还没告诉他。”

“别误会，”王姜看着我们面前的那盘红薯干，“但我觉得，如果你没告诉他，就别告诉他了，”王姜又拿了一片，“男人都一个样，他要是知道了——”

“不会的，老墨是个好人，再说，”我那时的语气很肯定，但心已经犹疑了，“他不是那种人，不会——唉，”我叹了口气，“我总不能瞒着他吧。”

“很多男人都避讳这个，嘴上不承认，但心里都是那样的。”王姜说完，又起身走到暖气片边，准备再去拿一盘红薯干，虽然这盘还没吃完。

“我觉得我还是得告诉他，”我说，王姜背对着我，“我觉得他不会介意的。”

“那我希望你是对的，”王姜那天的背影我直到现在还记得，“还是谨慎一点吧，人心经不起试探啊。”

在对老墨坦白后，经历了他的冷落，最终和他断开，我再想到王姜那句“人心经不起试探”时，心里是五味杂陈的。当然，我并不怪老墨，也没怪自己当时没听从王姜的建议，把一切对老墨守口如瓶——不过，你要说我心里没有一丝丝悔恨，那是不可能的。我说过，被骂“克夫”是让人难受的，但一份自己可能享受到的幸福，因为“克夫”这样一个令我无奈的理由，被自己亲手断送掉，还是令人愁肠百结的。而且老墨是那样一个温柔的人，决绝的时候都是那样彬彬有礼，他带我最后一次逛了老城，我把我为他织的毛衣褂子送给了他——可惜不能再为他织一顶带穗子的帽子了。我的眼泪那时就在眼眶里，我想起我过去的婚姻生活，想起我以前的两任丈夫，想起我如今所做的一切，我突然有一种眩晕感。老墨抱住了我，他那天在老城的一个巷子里抱了我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