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蛭蚓审讯笔录（短篇小说）

我回头时，脸上的粉扑簌簌掉下来，像一块易碎的中式糕点被人捏在手中晃了晃。黑黢黢的假发倒是不曾动，从他那里看去，我端坐在这里，应该像一块探出流泻的云雾的、墨玉铸成的山头吧。刚扎的耳洞带着殷殷的血痕，两块切割成心形的碧玺耳饰已迫不及待地勾了上去，一边一个，微微颤动在他的凝视中；大颗碧玺与小粒血痂配起来看，“绿肥红瘦”，相宜极了。要是他现在走过来，一把扯下，也许会“红肥绿瘦”的。（对于我这样专门为提供性服务制造出来的仿生人，流血也不算稀奇事——只是这次这位13698号雇主挑的、流血的位置，还是挺让我意外的。）脖子以下则裹在他买给我的一片紫色中，我忘了那件衣服叫什么了。总之，我就那样坐在地上，看着他。一会我意识到他已看到我露在外面的那只刚褪下鞋和袜的脚，忙用那片紫色覆住它：尽管它已盖了不少粉，一种年迈的、丑陋的气质还是透过重重雪屑显出来，叫人一望便知这是只老人的脚。墙上，大卫提着歌利亚的头，我瞥了一眼这幅画，继续看他——大卫的剑刚好指着我墨玉似的头，仿佛下一秒就要砍下来。

“你是说，我这样打扮，”霎时，一股白檀香雾飞过来，香水瓶子被重新搁在橙玻璃茶几上，发出很好听的“噔”的一声，“你就会来看我吗？以后每周都来吗？”我按程序喷香水、搁瓶子、朝他的方向深深俯下身来——这个雇主真怪啊！我俯着身，脸贴在那片紫色的布料上——我们这些仿生人是可以根据雇主的需要，改变模样的；不单单是脸，身子也是可以的。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到变成老人的单：上次还是一个小伙（13266号）托我变成他无缘见上最后一面的奶奶，我当时呵斥了他，说这样不道德：我是个性爱仿生人，他应该去找专门提供“缅怀”服务的仿生人；但他说“缅怀”服务至少要签三年，他不需要那么久，他也付不起那么多钱。最后我答应了他，我们没有做爱，他领我到他奶奶生前住过的地方——一个破旧的小屋子，有股令我不安，但似乎令他感到舒服的味道，他在那里抱了我很久——一丁点性的意味都没有，因为，我被造出来就是要对性的意味十亿分敏感的，无论和雇主们贴不贴着身子，我都能感知到他们对我性的意味有多少。那次我任由那个小伙抱着我。那就是我第一次变成老态龙钟的样子了。

而这次这位雇主，真怪啊！他提前交给我的、我需要熟悉的文本、照片、程序，是别的雇主交给我的十倍多！当然，这里说，别的雇主，大都指那些和我有过短暂“露水情缘”的客人——我心里最牵念的一位雇主（19号），他每次来找我，倒都让我随意变作我乐意变成的样子来，甚至是为别人变过的样子都可以；他从来不为我摄像，在他面前，我便也无所顾忌起来。（事实上，他就是我的密接者了——我们认识十年，相会不下五百次！）但这次的这个雇主，从他要求我变作老态那一刻开始，甚至从他把两厚摞照片交给我的那一刻开始（照片上是同一个女人，从小时到中年都有，中年以后的一张也没有了；是了，他就让我变作她老了以后的样子），我就已感知到他对我难以抑制的、性的意味了。你当然可以把上次我为那个小伙提供的、短暂的“缅怀”服务的经历，称作我的一次“兼职”——但这次，我显然是要为一位恋老的雇主提供我本职的服务了。

这里说，“恋老的雇主”——其实这位13698号雇主也是个年纪大的人了，不过，像他这样大年纪的人，通常会让我们变作年轻甚至过分年轻的样子来；这里说他是个“恋老的雇主”，倒像是给他减了年岁呢。“得加钱，”我当时这样对他说，“我得先推演出她老了以后的样子来。”我看着他，直视他目光中的、性的意味——所以，不管怎么说，这次这个雇主，都是一个奇怪的人。

“正是呢，我会来看你，每周都会来看你。”他温柔地说，往前走了一步。我并没看到他朝我走来：我还俯着身，脸贴在那片紫色的布料上呢。是我的红外告诉我，他近了。

我的脸早停下“粉崩”，这时下起一场小雨来：我的眼睛湿润得像我刚为他扎的、血殷殷的耳洞。

“那好，我就一直这样打扮，”我又坐起来，按程序，朝他欠了一寸身，好像要抱他，“怎么样？”

“挺好，挺好，”他笑了一下，“要能再自然些，就更好了，”我依然坐在那里，“没事，等你慢慢习惯就好了，我买了你一年，你可以慢慢学。”

我正了正假发。

“还有，我能把它拽下来吗？”他指着我右耳垂上坠着的碧玺。

“当然，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交维修费就行。”

他走近，轻轻扯下那颗碧玺，现在真的是“红肥绿瘦”了。

13698号雇主提供的资料（1）

零余者（1986年9月6日至2022年7月13日），原名李玲毓，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活跃在中国21世纪初期的女诗人，代表作《东方蛭蚓》《你将看不见我老的样子》《凄妻》《野茉莉》。《野茉莉》为其绝笔。2022年7月13日，李玲毓意外身故于安徽乡下的住处，享年35岁。

2035年11月，疑似李玲毓藏诗百首并其日记重见天日。后经零余者研究会专家鉴定，证明确为李玲毓所作；藏诗的出版让人们重新看见了这位逝世十余年的诗人，李玲毓代表作之一的《你将看不见我老的样子》就是这次重见天日的藏诗中的一首，且其风格和她其他作品一贯的风格大相径庭。“我们也将推进零余者日记的出版进度，”零余者研究会会员杨努娜声称，“可惜的是，她的日记缺了前面几页——而她在后面的日记中，提到过一次（只提到过一次！还是极其隐晦的！）她在前面写过她的爱情。真是遗憾，她可能预料到这部日记会被发现，所以把前面几页毁掉了。”曾在剑桥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的P.H.史泰博博士在他的任教回忆录《Feminism ＆ Fire》（《女性主义与火》，2039年2月出版）中，将李玲毓《凄妻》一诗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一个梦》并举，并称李玲毓是21世纪中国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在此之前，李玲毓从未得到过和她才华相匹配的、评论家们的青睐。“其实也情有可原，”杨努娜告诉我们，“她生前刊登出来的诗，也才不到二十首。2022年搬到乡下，写完《野茉莉》后，她拿给身边几个朋友看了，大家都觉得不错，然后她就出了那次意外，”杨努娜说，“沐浴时摔了一跤，磕到了头。不过，她一生都没结婚，这点倒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挺像。”

“当时研究她的人也不多，只有一个著名的诗评家方寸先生，为她那首刊登在《女诗人》第25期上的《东方蛭蚓》写了篇评论：《女娲与夏娃：零余者诗作中的女性主义》。方寸先生那时很有名的，”杨努娜告诉我们，“现在已经籍籍无名了，其实你看完那篇文章，大概也能理解方寸先生如今为何籍籍无名了——那篇文章把‘东方蛭蚓’这一意象解读成‘男性生殖器碍于女性主义主题表达的隐晦变形’，挺令人不适的。”

零余者研究会会员林海琳告诉我们，“我们会员里有一位女士，是李玲毓生前的挚友，她有幸听李玲毓讲过自己记日记的事，也听她提过自己日记开头几页记录的是和一个男人的爱情，甚至还听她提过为什么要销毁前面几页——前面几页字里行间似乎充斥着她作为一个女性对一个男性在任何时代看起来都不可思议的爱（尤其在我们如今2056年，在这个女性友好的时代，看起来更不可思议）；不过，对于日记前面几页的去向，这位友人讳莫如深。”林海琳向我们展示了李玲毓日记中部分内容的复印件。

“李玲毓的字很漂亮，小小的。从她的本子上复印出来，每一页只占到A4纸的一半大。”杨努娜说。

13698号雇主提供的资料（2）

李玲毓日记前面几页

如果有人问我，觉得自己一生中什么时候最美？我总会想起以前那些在镜前自惭形秽的时刻。重要的不是镜子，橱窗、超商那种一闪而过，记不住边框是什么样、什么材质的穿衣镜也好，城里那个家里盥洗室的那面紫色塑料边的小方镜也好（塑料边有点松了，紫罗兰也褪成了粉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盥洗室常年氤氲着沾染着我那粉山茶香氛沐浴露味道的水汽的缘故；我有时盯久了边框会恍惚，觉得自己看见了一条条温驯无害、芬芳扑鼻又异常美丽的东方蛭蚓，像一笔笔蘸着桃色水粉画上的，我有时也会伸手摸一摸，像在期待可以擦掉这些半干未干的水粉；你可以想见那面镜子陪了我多久），甚至走在路上，偶尔（或者经常）借车窗玻璃匆匆（或者凝神）一照。

当然，重要的也不是我穿的衣服，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这条棉质淡蓝底水红色碎花连衣裙，过去也常穿（还有这双木凉鞋，夏天穿真的很舒服，熨帖）；又比如我喜欢在冬天穿的那件卡其色毛呢大衣（细细的雪珠儿落在我头发上，要比落在大衣领上幸运些，因为那件大衣真的很暖和，很快就会让它们融化）；有时镜前我也不穿衣服，借着刚洗完澡的、盥洗室里依然没有散尽的热气，带着——或者说，戴着——没来得及擦去的水珠站在那里，看着那对自己觉得稍显小巧，但填进他手里就变得浑圆得刚好的乳房，往下看见自己那个像在“嘘”地让别人安静、仿佛要告诉他一个秘密的脐，再往下——啊，小方镜看不到更下面的部分了，而且更下面的部分只对我和他重要；所以，镜子和衣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啊，我猜你大概会说，重要的当然是我的容颜啦；不，既然每次在镜前都是自惭形秽，当然是因为看见了别人更姣好的容颜；就像我这样的诗人，看到其他诗人写了好诗，也会在没人的时候翻开自己的诗本子，默默羞赧一样。他说我羞赧一笑的样子很美，他说了很多次，以至有人问起我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我总能看见那个在各种各样的镜前，穿或没穿衣服时，自惭形秽的自己。也许在自惭形秽时，我也在为自己羞赧、内敛、谦逊的美陶醉吧。

他是个比我名气大得多的诗人，几年前他第一次来我城里的家里，我把他让进来，继续回到盥洗室，拿起那块还在滴水的靛蓝色抹布擦拭那面小方镜，我擦着它塑料的边框，“是粉红色的吗？”他问。“啊，不，紫色的，”一股细细的水流从抹布顺着我的左手腕淌了下去，那时它的颜色还没褪，“从我这里看倒像是粉色的。”那时我似乎知道了小方镜塑料边框以后的命运，也一并悟到了一句让我日后经常回味的话：人们相爱是有特定的时辰、特定的角度的；你可能会在一瞬间看到一个人粉红色的一面，然后爱上他；也许你就那样爱了他一瞬，或者一生；日后他总有变的日子，像小方镜的边框从无味的紫罗兰变成现在芬芳的东方蛭蚓一样——也许你发现他原本的底色褪去后，会依然爱他，也许你也不会。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吧。

或者，我第一次读到他那首《再见了，我的——》时，就已爱上他了吧（反正那一刻和之前读到他的那首诗，都是在同一年）。那是他36岁写的，后来他告诉我，那是写给他前妻的；我觉得那也是他最有名的诗，他之前和之后的诗都平平。

我从小方镜里看见他的手从后面伸过来，攀住我，我回头吻他，整个身子战栗着——当时回头的那一瞬瞥见镜里的自己战栗成那个样子，我还以为地震了呢——靛蓝色抹布从手上脱落，掉在他刚褪下裤子的、结实好看的大腿上，他“啊”了一声，显然是因为滚烫的身体被突如其来的抹布冰了那么一下；然后他颤抖着手指离开我的胸，褪去了我肩上的吊带；我们就那样，在夏天，在清凉的盥洗室里，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事后小方镜也蒙了一层热气，害羞了似的。

我写诗还没超过三年、发表的诗作还不超过二十篇；虽然我知道写诗这种事，好像不能用时间长短和作品多寡来考量，但当时得到他的青睐（虽然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才华，还是因为我的容颜，鉴于我经常在这两方面都自惭形秽——难道是因为我的羞赧？）我心里还是挺得意的。我经常回味那一次盥洗室里的事——事实上，我还写了一首诗来纪念它——就是那首后来刊登在《女诗人》第25期上的《东方蛭蚓》。著名诗评家方寸先生还为我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女娲与夏娃：零余者诗作中的女性主义》。我和方寸先生关系很好，但显然没好到他在写这篇评论前要问我个人意见和看法的地步：他对我诗中“东方蛭蚓”意象的误读，离我质朴的本意相去甚远。拜读完这篇白璧微瑕的文章，我还给方寸先生打了个电话，没拿手机的那只手握成了一个拳头，我看着握紧的拳头的虎口——蜷缩起来的食指看起来就像对外部世界还不感兴趣的、子宫里的胎儿。我谦逊、温柔地问他为什么会对“东方蛭蚓”一词有那样犀利的看法，方寸先生似乎心情很好，也许他把“犀利”一词当成了我对他“洞见得如此之深”的赞美，他笑了几声，像在告诉我，他知道我这样的诗人写的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