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汇聚无数渺小个体的宏大叙事

2023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沈宏非批注，姜庆共排版的《繁花（批注本）》。

评论家毛尖指出：“排版先生上封面，罕见。”“沈宏非的批注有多激情，搞得姜庆共先生一会让朱色批注在墨色正文间横躺，一会又竖插一个对话框，夹批与侧批齐飞，段批共尾批一色，也算印刷史上无前例的文本。”

季风书园创办人之一、作家小宝评价：“自出机杼，别开生面，为横排朱批简体字中文版面开创了新式，今年最美图书一类的奖项，如果漏了金老的新版《繁花》，不会是金老的遗憾，是奖项的耻辱。”

对联是：“沈宏非狂批，金宇澄不响。”

在网上写作

如果不是去“弄堂网”玩，金宇澄不会再写小说。

金宇澄好多年没写小说，一直在《上海文学》杂志安静地当编辑，终日翻看各地作家的稿件，偶尔写写散文随笔。没想到在快退休时，一部在网络上写的小说，拿了茅盾文学奖。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的《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然后是梳头，三七分头要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最阁楼的。”

2011年5月10日中午，金宇澄在刚刚注册的上海弄堂网文字域论坛，化名“独上阁楼”发了一篇《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的帖子。弄堂网由上海作家陈村的朋友老皮皮负责，一个怀念老上海生活的网站。

最初，金宇澄和所有的网友一样，只是随意发帖，用上海话写些亲历目睹的人和事，偶尔对上海旧城改造提些意见。很快，每个帖子都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回应，叫他“爷叔”“老克腊”，催他接着讲故事。

网友回帖和网络互动，让只有闷头写作经验的金宇澄，有了从未有过的新奇感和刺激感。“每天早上起床，我随手写一段发帖，读者不知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读者是谁，怎么好看有趣怎么写，这样的互动很有意思。”

三天后，当金宇澄写到上海20世纪80年代露天菜场，一个卖螃蟹的风流老板陶陶的故事时，多年没写小说的他突然有了写作快感，在帖子里说：“写菜场写陶陶，写得欲罢不能，实在奇怪跟烦恼，希望快点结束——”

写到一万字时，金宇澄意识到：“这已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框架，警惕起来，开始做人物表，做小说结构，语言开始微调，从纯粹的上海方言转为全国读者看得懂的‘上海官话’。”

阿宝、腻先生、梅瑞，人物一个接一个现身，每日更新的文字越来越长，一开始每天写两三百字，越写越长，写到后来，一天甚至写五千字。

有时去外地开会，几天没写，读者急了，不停催促：“老爷叔，不要吊我胃口好吧。”

这让金宇澄感觉很好。“戆小举（傻小子）书包一掼，只要有人叫好，跟斗就一直翻下去。我当时就想，这部小说上海人懂就可以，最好外方人也看得明白。”

在这个本地网站，他摆脱普通话写作的束缚，语言愈发流畅生动，获得空前的自由和解放。“以前写对话很头痛，改用上海话，根本不用动脑筋。”

读者的热烈回应，让他欲罢不能，接连写了5个月，保存下来，暂名《上海阿宝》。

小说从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少年展开叙述，讲述他们的琐碎生活时态，情欲、梦想和迷茫，通过大量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呈现了上海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人情世故和城市风貌，用文字鲜活地保存了当时的日常细节。“我采用苏州说书的方式，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看城市的存在，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保持我认为的‘真实感’，不说教，没主张，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金宇澄把一些章节发给作家朋友看，他们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这让他慢慢有了野心和追求：“以往的文学作品，上海经常被处理成很表面的状态，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我写这部小说，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消除人们对上海浅表的看法。上海是中国城市的代表，我们需要农村故事，也迫切需要城市故事。”

接下来，金宇澄根据读者、作家朋友，包括《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数次修订和改写。这使《繁花》有了三个不同版本，网络版、杂志版、图书版。

为让北方读者也能看懂这部小说，修改时，金宇澄经常用上海话读一句，用普通话再读一次，便于协调转换。这样的修改，让很多精彩的沪语从最后的图书版里消失了。

2012年8月，《收获》杂志长篇专号问世，金宇澄的《上海阿宝》更名为《繁花》。《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说，过去，一些上海作家试验过让吴语方言进入小说，效果都不如金宇澄这样完美顺畅。《繁花》的语言中有浓得化不开的味道，读任何一段都会被吸引。

“从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农村的经验往往大于城市的经验，但我觉得，未来估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平的高低，一定是比拼城市经验的小说。如果说《繁花》有什么野心，就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繁花》在《收获》杂志刊出后，好评不断，以至这期杂志脱销，只能加印。

金宇澄有了更大的动力。在《收获》杂志发表小说的基础上，强调沪语句式的韵味，深化时代背景，加了5万多字内容，并为单行本手绘20幅插图。

《繁花》研讨会上，李敬泽对金宇澄说：“《繁花》可以继续写下去，写《繁花》的第二版、第三版，和时下进行时的城市生活一样，无限延伸无限膨胀，这样的叙事方式回应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做成一个文学奇观。”

金宇澄赞同这个建议：“这部小说像一棵圣诞树，框架起来了后，可以把任何东西挂上去，上海这座城市太丰富了，有那么多积累，生活信息那么强烈，挂一辈子都没问题。”

插队的知青

成为作家之前，金宇澄曾是农民、泥瓦匠、马夫、工人、职员。

1952年12月8日，金宇澄生于上海。父亲是苏州吴江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父亲成为上海的干部，居住在上海中心城区，卢湾的新式里弄。金宇澄是家里第二个孩子，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1955年，上海发生了一件大案（所谓“潘杨案”），金宇澄父亲是潘汉年的部下，因受其影响，停止工作，接受政治审查。

金宇澄叙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父亲一进去，上级立刻通知母亲搬家。母亲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马上从原来住的房子搬了出来……”

金宇澄父母离开上海，下放到浙江湖州一家水泥厂工作。“我们三个孩子在上海，日子过得很艰难，直到‘文革’结束，父亲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作，劫难才结束。”

六十岁后，金宇澄把父母的往事，都写在非虚构作品《回望》里。

小说《繁花》，金宇澄书写了丰富的“文革”运动细节。例如，郊区学生来市区淮海路“破四旧”，随意剪去女人的长波浪卷发，没收“包屁股”裤子和尖头皮鞋，因“破四旧”，理发店取消了烫发；造反派工人抄资本家的家，挖地三尺，寻找财物，随意拖走地毯钢琴，换一顿酒钱；工人借政治运动之名，强占市区被清算者的房屋，工厂举办“抄家物资展览会”。

“河滨大楼天天有人跳楼，自绝于人民。”“长乐路，瑞金路的天主教堂忽然被铲平。”“弄堂里，天天斗四类分子，斗甫师太，斗逃亡地主。”“大妹妹的娘，旧社会做过一年半拿摩温，一直隐瞒，运动一来，听到锣鼓锵锵锵一响，就钻到了床底下。”“隔壁烟纸店小业主，一自首，打得半死。”这些遥远，被遗忘的记忆，因作者的亲身经历，写得活灵活现。

1969年7月，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了东北务农，妹妹留在上海工厂上班。兄弟俩下乡的地点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嫩江农场，金宇澄待了7年，直到1976年才返回上海。

到了农场，金宇澄发现，几个分场的青年宿舍，被电网完整地包围，围墙上写着一人高的大字：“服从劳改，重新做人。”四个角都有岗楼。“后来才知道，这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大型劳改农场。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中苏对抗关系紧张，服刑的犯人迁离，让城市知识青年住了进去。

在黑龙江的七年，金宇澄种玉米、大豆；农闲时，做泥瓦匠，盖房，砌石头墙，砌火炕、火墙，出窑，掏井，补缸，做豆腐、粉条，给农场养马。

从大城市到了农村，他和所有的上海知青一样，想的是回家。为了回上海，知青们各显神通，想尽各种办法。

“很多人都想把自己弄出病来，肝炎，残疾，可以办病退回上海。肝炎患者吃过的馒头，有人就去咬一口，最好染上，就能回去。”

在农场，金宇澄得了胃溃疡。有次回上海，冒名顶替，为一些下乡伙伴去医院做钡餐，一个月拍过7张X光照片。

后来，一个女医生认出他，把他拽到一边，拍拍身上的防护铅围裙说：“是帮别人拍吧？你一个月吃多少射线，不要命了？”

1969年7月，一列去黑龙江的“知青专列”驶离铁岭车站，金宇澄眼见一位比他小的上海女知青，因人多不慎，跌进车厢与月台的夹缝，被火车轧掉一条大腿，据说，失去一条腿的她，户口转回了上海，在南市区一个煤球店做店员。听到这个消息，黑龙江的知青同伴们第一时间不是同情，而是羡慕：“哎呀，她留在上海了。”

当时，成为文学青年极不容易，比如给黑龙江的报刊投稿，首先作者的家庭出身要好，稿子要先由农场革委会政治审查，出具盖有红头公章的政治身份证明，证实根红苗正，才有投稿资格。

这些岁月里，金宇澄唯一的爱好，是给上海的朋友写信。“现在想一想，后来写小说，是当时几年写信打下的基础。回到上海，形势好了些，觉得自己可以搞文学，经常心里想，我要写点什么。”

离开黑龙江多年，对各种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活动的邀请，金宇澄基本是拒绝，他再没回过嫩江农场。

社会底层的传奇

金宇澄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失去的河流》。次年他的《方岛》在《萌芽》发表。

凭借《失去的河流》和《方岛》连获两届《萌芽》小说奖，金宇澄因此获得机会，进入上海作家协会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学习。他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一批基层的文学作者，作为文学新人进行集中培养。

1986年，《上海文学》以青创班专辑的形式，发表金宇澄的《风中鸟》和孙甘露的《访问梦境》。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小说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离开文化宫，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

1990年前后，金宇澄在《收获》杂志发表了几部中短篇小说后，便专心于编辑生涯，几乎停写小说，偶尔写写散文随笔。停笔的金宇澄给出了回答：一是做文学编辑，就要挑剔作品，我很难白天挑剔别人的稿子，晚上鼓励自己写小说。二是现在小说里的相同经验比较多，小说编辑要看大量的小说，很多稿子的语言、叙事，如遮掉作者名字，看上去都像一个人写的，几乎是提起笔就写，不想建立自己的特征和技巧。语言、手法、故事讲得太雷同。读者喜欢什么样的小说呢？我不知道。

不写小说的日子，金宇澄过得清闲适宜。每周去单位上三天班，看稿子给作者打电话，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不上班的日子，也赶赶生活中朋友发起的饭局。

这些流动的饭局，不断出现的新面孔，是城市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景。一顿酒吃下来，陌生人成了熟悉的朋友，金宇澄由此得知许多的人生故事和传奇。

《繁花》里小毛给沪生讲过一个故事，其实是金宇澄的一个保安朋友讲的：一个夏日的深夜，小毛打完牌回家，在路边等通宵车，车站有个等车的女人，小毛上去搭讪，女人不说话，最后勉强说了三个字：洗衣服。小毛说，可以到我家去洗，我家有洗衣机。女人不说话。通宵车来了，她和小毛一起上车，下车，进到小毛的家。

进屋后，女人忽然像女主人般，不吭声，脱了文胸、短裤，帮小毛倒洗澡水，细心伺候，给他擦干了，自己再放水洗澡，最后上床躺在小毛身边，一言不发，两人做爱。小毛睡了一会，忽听到女人在厨房洗衣服，不用洗衣机，手洗。早晨四点多，女人叫醒他说：“我走了。”模模糊糊的小毛，听见门锁的声音，后来，他再没见过这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