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象征为笔，追忆卡夫卡的往事遗风

“寻找”这一文学作品的主题从来都是具有象征性的，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梅特林克的《青鸟》，都要求我们对“寻找”这一动作作出更深层次的解读：借用这一动作来象征对理想事物、理想领土的追寻及其过程，当然也要体会出其中的辛苦、迷惘和牺牲。《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这篇小说也不例外，不仅人物本身具有象征性，就连寻找的过程和对象也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但这篇小说中的象征远不止于象征含义的本身，而是通过象征这一方法来促使文本的生成和表现饥饿艺术家的艺术追求。

先简单说一下小说中各个意象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整个追寻的旅途可以看作是对卡夫卡写作风格的承袭；旅途中的“我”和“饥饿艺术家”本人是形成对照的，饥饿艺术家由着艺术的自觉而拒绝饮食，目的是要完成更好的表演，“我”想要得到崇高而伟大的“手稿”而把自己置于险境，险些身亡；手稿所象征的对象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个面：追寻过程中“我”的情感表现（这些情感促使“我”继续着行动）以及手稿可能带来的社会意义。

熟悉这些意象之后，我们便可以跟随叙事主人公的脚步，开启“寻找”之旅了。

在“我”行动的那一刻，小说的故事也就开始了，而文本的生成和对饥饿艺术家艺术风格的表现也从这里开始。这里要指出的是《从饥饿艺术家到清源山野人》这篇小说就相当于卡夫卡的艺术宣言——为追求极致完满的艺术牺牲掉自己的一切，因此，将饥饿艺术家看作是卡夫卡本人也未尝不可。这样上述两件事的关系便明朗起来：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叙事主人公追寻着卡夫卡的往事遗风（甚至因此负伤，险些身亡）——这是故事时间的流动；作者和读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一篇具有卡夫卡风格的小说，即通过文本形式对他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表现——这是文本时间的流动，我们可以从小说中荒诞性的蔓延看出端倪。

借用人物余勒的原话：“这项任务的伟大与荒诞注定了探秘过程也是近乎伟大和荒诞的。”这里他恰好描述了追寻对象以及过程的荒诞性。这种荒诞不是停留在“我”和余勒通话的那一刻，而是蔓延在整部作品、整个行动以及涉事人物当中的。例如“我”第一次探寻失败之后，又开始接下来的一次次探寻，在这些探寻中，“我”逐渐进入一个个梦境之中（其实“我”再一次进入清源山直到被警察发现期间，都是处在梦境当中），这些梦境要么是现实的扭曲，要么是由梦境本身所幻化出来的现实：“为了证明不是梦，我用匕首在左手手背上轻轻划了一道口子，结果真的渗出鲜血”，身处梦境的“我”依靠现实中的逻辑来辨别梦境的真假，这本身就是荒诞的。

当然，最精彩的部分自然是“我”与洞穴人的相遇，这场相遇也带有荒诞色彩。且不说洞穴人的话语和认知与其所处的环境和历史之间相悖而产生的荒诞性，就从他的本质来进行分析：他其实是潜意识借助梦境塑造的另一个“我”，“我”在现实中知晓了卡夫卡的手稿及其细节（表现在他也知道卡夫卡的故事并且借用自己的形式向“我”说了出来，其中自然也有想象和推理的成分），但由于路途的艰难，“我”并未到达旅途的终点，只能借助梦的补偿机制来完成“我”追寻手稿的旅程，但在最后洞穴人——也就是“我”拒绝向大众提起这里的事情，这也意味着，这次的“寻找”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社会意义，可余勒和“我”的出发点便是这件事的社会意义（伟大的任务只有在社会语境下才能彰显其伟大），因此“我”的潜意识和表意识是相悖的，也即是荒诞的，甚至可以由此衍生出“荒诞人”的形象。

但还没有完，这样的荒诞逐渐弥散到我们读者的思维当中，我们不得不暂时抛弃常理的逻辑，按照小说给出的非现实的逻辑进行阅读，但越发这样，我们对这一系列形象和意象的认知和感受就越发强烈，于是，一篇极具卡夫卡风格的小说也在读者的脑海中生成了。

好在作者最终并未狠心将我们抛弃在小说当中，他听从了自己潜意识的呼唤，将那个盒子做了“抹杀”性的处理，也将我们带回了现实和理性的思考之中：在过度狂热的追寻中迷失自己，是否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