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我是一个“好作品主义者”

最早接触韩东的作品，是我大学时，在一本关于第三代的诗集中，读到他的《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等诗歌。后来到上海读书，又从文学杂志上看到他的小说《小东的画书》《同窗共读》《我的柏拉图》和《树杈间的月亮》，直到他的长篇小说《扎根》。

1995年第一次采访韩东，我去了他在南京瑞金北村的工作室，两室一厅的房子。写作的房间堪称简陋，只有书桌、电脑、椅子；另一间房只有一张大席梦思床垫，地上靠墙放了一些书和杂志，客厅也很简单。做完访谈，韩东喊来朱文和刘立杆等人一起吃火锅。

当时，韩东已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此前，“第一代诗歌”以艾青、臧克家等作家为代表，“第二代诗歌”以北岛、顾城等作家为代表。从1985年创刊到1995年停刊，韩东主编的《他们》共刊出9期，它是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学刊物之一。

停止出版《他们》后，韩东在写诗以外的时间，把精力给了小说创作，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和毕飞宇、邱华栋、何顿、徐坤、鲁羊、朱文等人被评论界认为是“新生代小说”的主要代表，成为当代少有的诗歌、小说双峰并立的作家之一。

那次，我还做了一回信使，朱文委托我把一套《他们》（9本）带回上海，交给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之前朱文和陈思和一起参加了一个欧洲的文学节，彼此认识后，聊得很高兴，陈思和也因此深入了解“他们”，并作为案例写进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书中。

第二次采访韩东，我到了北京工作。“断裂”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作为这起事件发起人的韩东、朱文是风暴的中心。

在“断裂”问卷前，韩东和朱文的写作，已引发一些争议：当时《新民晚报》发文章对朱文的《我爱美元》进行了批判，刊出名为《你是流氓，谁怕你》的文章，评价朱文和他的小说具有“流氓习气”。而在南京召开的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上，朱文、鲁羊与评论家王彬彬、费振钟因文学观点发生了论争。

不久，南京的评论家丁帆、王彬彬、费振钟在一篇文章中，对韩东和朱文的小说进行了评价，称“不能因为小说是‘不道德’的，就把‘脏’合法化……这些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私人’的‘性’的生活上的”。

愤怒的韩东和朱文组织了一次叫作“断裂”的文学问卷调查，设立了十三个问题，包括《小说选刊》《收获》是否能代表主流文学、如何评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等。参与回答问卷的人除韩东、朱文外，还有于坚、翟永明、林白、郜元宝等作家。

“我觉得‘断裂’出于一种基本保存的本能，这种自我保存就是坚持文学的初衷。”和那些“断裂”的批评者不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在其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里多次收入韩东和朱文的小说，他这样评价韩东和朱文的文学价值：“他们在小说创作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摆脱了对参与庙堂权力的兴趣——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嘲讽，在他们作品反映的精神世界里，甚至避免了深层次的象征的努力，直接紧贴生活本身，来展示眼下这个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社会的日常生活真相。”

我当时正在《音乐生活报》工作，针对文学界的反应，用长途电话和书面传真的方式，做了一个关于“断裂事件”的访谈，部分内容发表在报纸上，更完整的全版内容，被李震刊发在深圳的《街道》杂志上了。

此后，韩东开始着力写长篇小说，先后出版《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爱与生》和《中国情人》等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作家调动生活记忆的再创造，大量使用现实细节描绘，语言干净简练，不含感情体温的表达，让他的小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我一直梦想写的东西是既高级又通俗，就是谁都能看得懂，谁看都愉快，而且谁看了都不觉得有那么了不得，没有障碍，甚至觉得我也能写，但实际上是很难写的那种小说。”他说，小说就是“把真事写假”，将真实发生的事情转化为虚构的创造，为的是“在事实中发现多种未实现的可能性，发现神奇”。韩东的很多小说，真实的记忆被重组为一个个回望的故事，由欲望、情感和爱的力量驱使着，去完成超越具体叙事的潜在使命。

评论家吴亮说，“我觉得看韩东的小说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但凡你能识2000个汉字，你就能看懂他的小说。韩东像白居易，非常直白，而且是切入事情本身写没有游离，叙述语言干净透彻用词准确，态度亲切毫不含糊，小说里的人物都是那个时代长出来的，它没办法马上把你抓住，你需要具备一点经验，唤起一些回忆。”

另一位作家陈村说，“韩东的小说，给我带来少有的阅读惊喜和快感。在小说里，韩东爱用第一人称写作，并常常将个人的重要经历，设置为小说发生的背景。读者往往会跟着小说人物走，没有想到它是虚构小说。”

2022年，韩东的诗集《奇迹》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对我而言，写诗、写严肃文学面临生存的问题，我需要对自己负起责任，这意味着我不仅要好好活下去，还包括写作要继续下去，而得奖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作为一个写诗也写小说、写了四十年还在继续写的人，有一个‘小目标’——希望还能拿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奖，人的野心和贪婪就是这么起来的。”谈到诗集《奇迹》与诗歌创作，韩东坦言因为自己写诗有很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主要解决的是形式问题、方式问题、技术问题，也就是怎么写的问题，而《奇迹》这本诗集略有不同，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大家的共鸣，原因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因为诗集里写了很多人性上的东西，体现生与死这些最基本的情感色彩。

继韩东四十年诗选《悲伤或永生》出版后，2023年，韩东接连出版了《幽暗》《狼踪》，《伪装》也即将出版，这三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入的都是韩东近年来的小说作品。“二十年来，我除了2017年出版过一本《韩东六短篇》，就再没出版过小说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集中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到了二十世纪，主要精力就放在写长篇了。从2019年7月开始，重拾中短篇写作，其间隔了几乎二十年。这几年的中短篇小说，我的自我评价是‘约有三分之一写得很一般、三分之一及格水准、三分之一有望超出我1990年代写的那批小说’。”

在多年的小说写作里，韩东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文体”。柏桦认为，这种新文体脱胎于明清话本或更古老的笔记小说；诗人余幼幼补充道，韩东的写作是将西方的翻译体文学吸收消化再彻底代谢后，所开辟的一条新的路径。这是一种真正的独立性写作，韩东将引领后辈，走一条真正的汉语写作的道路。

韩东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们今天写的汉语小说，跟中国古典小说，话本小说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已经达到一个高峰，难以超越。那么今天我们写的汉语小说，该朝向怎样的审美目标？我认为，在写作方法上，一方面要有中国味，是中国趣味的小说，但和中国古典小说又不一样，另一方面，我们的写作还要跟世界接轨。”

如今，62岁的韩东已从《青春》杂志正式退休，但他的日常生活并没什么变化，依旧每天早上前往工作室写作，下午五点“下班”回家。接下来的几年，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中短篇小说上，然后按计划写两三个长篇小说，拍一部电影。

“我只不过是一路写了下来，究其原因，可能我干不了别的吧。我是一个没有其他多余才能的人，从年轻时代到现在，只是做了一件事，写作而已。我的一切问题都需要在这个范围内解决，无论是现实的维生还是精神上的索求，离开写作我没有其他的工具。就写作形态而言，无论我写作诗歌还是小说或是其他，甚至也包括拍电影，对我来说都是做作品，是同一件事。”

父亲的影响

张英：童年、少年时期，因为父母被打成右派，你们全家去江苏北部的农村插队，你的小学、中学是在农村读的，这段经历成为你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很重要的内容，被反复书写。

韩东：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我和哥哥成了农村户口，所以我在乡下读的书。直到1978年去读大学我才进城。这中间的时间，我在洪泽县生活，对我有很大影响，比如我现在做梦的时候，还会回到那个县城。

还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梦见父亲方之，他也是搞写作的，跟刘绍棠、陆文夫是同时代的作家。父亲在返回南京的第二年，即1979年就去世了。回南京工作后，他就积极在幕后推动创办 《青春》杂志。实际上，《青春》杂志是他搞起来的，当时包括刘绍棠的稿件，全是他在联系。但这本杂志刚出刊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张英：说起来，你也算是“文二代”。在写作上，父亲对你影响大吗？

韩东：对我没有影响。我父亲出生于南京，在城里读的书，然后参加革命，他没种过地。那时国家工作的重点在农村，你是一个革命者，肯定就得下乡。那时的文学潮流或时尚是写农村。父亲是一个写农村题材的作家。

父亲完全不想让我和哥哥搞文学。家人对我前途的设想是能进工厂当工人，有个城市户口。中学时我表现出对画画的兴趣，父亲很高兴，特地请了县文化馆的人教我画画，希望我能练就“一技之长”，对未来的生活有所帮助。

父亲在1979年去世，他生前不知道我会在大学里写诗，搞文学社。我不是少年时代就有文学梦的人。父亲没在意培养我，他对我的要求是：将来不种地，不娶农村老婆，能进工厂当一个工人，工资有三十几块钱一个月，就不错了。他对我是这个要求，对我的才能和智力的判断也就如此。

小时候父亲跟他的朋友谈论文学，谈论民间故事或有趣的事。他们聊天时的那种快乐，那种谈话的气氛——我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旁边，听得很投入，这肯定对我有影响。

另外，父亲有一些书，像《静静的顿河》，他不禁止我去看。这样的家庭氛围对我喜欢文学，从事写作有潜在影响。但父亲的作品和他那些写作观念，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我的美学风尚，我的视野，文学的基本概念、认识，来自少年时代的生活，生活背后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这是不断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当你回忆并进行选择，会产生某种冲动，这就是文学意识。文学为何物？就是这样产生的。

张英：朱文对我说，他看过你父亲的作品集，觉得小说不错，比他预料的要好。你怎么看你父亲作品的价值？

韩东：我写的长篇小说《扎根》就涉及我的父亲，还有我的童年生活，以我们家下放的洪泽县作为故事背景。在写这篇小说前，我完整、系统地把父亲的作品通读了一遍。父亲一生中写的，大概只有三十万字。他去世后，江苏作协帮他出了一本《方之作品选》。

父亲的小说，很多年里我不敢看，认为看了会很不舒服。那次看完后，我觉得父亲特别可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处分是“留党查看”。我看了父亲的笔记，既感叹又辛酸，感叹他真是一个认真的工作狂，辛酸是因为所有的笔记，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个人心迹，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们下放生产队田里的情况，田里要施什么肥等。

他在下放时，也没放弃写作，后来写了一篇小说《摘草记》发表了，小说一万七千字，但他为此做的准备，光笔记就有十几万字。他的写作方式，完全是传统作家的操作方式。他日以继夜地观察生活，非常认真，全力以赴，结果小说的语言，全部都是洪泽县的乡村俚语。他最后写的一篇小说，叫《内奸》，大概一万多字，写了四十年的跨度，写得非常好。

当时父亲面对的环境是：你写的作品没有发表或出版的机会，没有读者，那个时代和处境，不准你写，你偷偷写也不行，抄家抄出来就太可怕了。

张英：作为一个作家，你很理解另外一个作家的不容易。

韩东：父亲那个年代，作为作家，没有写作的自由，随便写篇日记、写封书信，都会被抓起来关几年大狱。在一个因私人日记而获罪的年代，我们还能指望什么？父亲就是这样的，他不敢写一点一滴的私人想法。1976年后，人们才意识到写作自由的重要性，并争取这种自由。人们争取写作自由的努力，和他们取得的写作实际成效是成正比的。今天大家意识到这点，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其实都是几代文人争取来的一个写作环境。

大学里的诗人

张英：你上了山东大学哲学系，为什么没报考中文系？

韩东：1978年高考，我首先报考的是美术类院校，没有考上，这才参加了普通大学的考试。我们那两届不考外语，考外语我考不上。我读的是文科班，高考成绩全校第一，政治考得比较高，填报志愿的时候，感觉填哲学系比较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