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你们都对我好点啊，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

“汪曾祺连接了中国文人笔记的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这是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对汪曾祺作品《受戒》的评价。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不光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2020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为迎接这个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别集》（20本）。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这些年，他的各种作品集出了有两三百种，可以说各有侧重，但是比较完备，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再有大概就是这套《汪曾祺别集》了。我们觉得这套《汪曾祺别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汪曾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共同主办了《汪曾祺别集》的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说，汪曾祺连接了中国文人笔记的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重读二十卷《汪曾祺别集》，我忽然想到，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好好懂他。

汪老守于小，但不要以为他就真的小，他比我们现在所认知、所理解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汪老，很像，或者就是一个传统文人，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苏东坡，这是汪老魅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汪老不是从宋代从晚明穿越过来的，生当洪流滚滚的二十世纪，他不是局外人，他是在场者，不仅是被动的在场，也是主动的在场。

现代文学时期，他是个“先锋青年”，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他是一个参与者，别忘了他是样板戏的执笔者之一，他的才华不是工具，而是这种才华包含着某种方向，指向新的、社会主义美学。当然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汪老更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是一位引领者。

在这个复杂过程中，他与现代文学传统、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与民间文化传统的关系，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和探讨。在他身上，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众、民间向度，然后又演化出了一个传统文人的大众、民间向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中国社科院学者杨早是《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他认为《汪曾祺别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只是在编文，而且也是在编“人”，把作家作为一个重要的对象展现给读者。《汪曾祺全集》四百多万字，《汪曾祺别集》二百多万字，肯定是有一些删减的。我理解“全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汪先生各个方面的涉及，比如从汪先生去世以后到现在，我印象中除了他生前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套《汪曾祺文集》，还有身后出的两套《全集》以外，我几乎没有看到别的选本会选汪先生的戏剧。

《汪曾祺别集》还有一个所有别的选集都没有的特点，就是在我们编委里面出现了“汪三代”——汪曾祺先生的孙女汪卉和外孙女齐方。汪曾祺本身的创作状态是很日常化的，创作的日常化，导致他的创作跟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了解汪先生生活的人，对他作品的看法和认知，跟我们这种隔着半座山的人相比，会有不同的眼光和感受。所以，家人的参与，对于整理和重新审视汪曾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才会有不同的体悟：目前全集收入大概是四百万字，起码三百万字是后二十年写的，而且基本上他是六十岁以后写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晚年的汪曾祺。更何况，全集不全，未收入汪曾祺写过的各种检查、思想汇报、情况说明等，加起来，也有二三十万字。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没有一代人能真正潇洒，只是背负中，各有内心的抵抗与出逃。少年读汪曾祺，难免仰视;中年读汪曾祺，始觉沉重;老年读汪曾祺，遂知其中凄凉。汪曾祺是多元的，每个阶段的汪曾祺，甚至每篇文章背后的汪曾祺，都有不同。

文学的美好，在于它能在“不得不如此”的人间，开出无数“原来还可以这样”的路，而汪曾祺的这条路尤其多样——这多样无法概括，只能品味。

那么，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先生会怎么看呢？我在北京汪朗先生的家里，对他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访谈。

父亲会武术，汪曾祺却体育成绩差

张英：汪曾祺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似乎他的祖父便多才多艺？

汪朗：他写过一些关于父亲的东西，很少提到祖父，只说他是一个科举时代最后的贡生，有个小功名，属于秀才中的优秀分子，但没有到举人那一级，他没参加举人考试。不过，他毕竟参加过科举，古文、书法都还可以，暑假时，祖父教汪曾祺学古文，让他临帖，这个汪曾祺在文章里写过。至于别的，书画这些，好像没听他说过。而且他祖父在的时候，他也比较小，才上小学，后来他刚上大学时祖父就去世了。他也没跟我们讲很多。

张英：拔贡是正式的官位吗？

汪朗：不是官位，是功名，就是考完秀才后，从中选拔一部分到北京来学习，进国子监，实际上进不了那么多。但他只是在秀才这一级，没参加再高的举人考试。

张英：还是父亲对汪曾祺的影响更大一些？

汪朗：是的，他们相处时间比较长，我们家老头儿（北京人称父亲为老头儿，母亲为老太太，是一种亲昵的称呼，但多在背后使用）大概3岁，亲妈就没了，当然，后妈也很照顾他。但他可能跟父亲相处时间比较长，对父亲的印象还是挺深的，他不是写过《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他爹——也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一般都不叫爷爷，因为没见过，有时我们也开玩笑：“老头儿，你爹是怎么回事？”

总之，爷爷跟我们关系不是很深。但他对我父亲的方方面面影响还是挺大的，我爷爷会画画，会拉胡琴，会体操，会体育，还会武术……后边这几个方面汪曾祺没怎么学的，老头儿的体育是很差的。大学两年都不上体育课，后来毕不了业，让他补两年的体育。

汪曾祺画画，最早是受他父亲影响。他说他父亲是旧式高中毕业，那应该不是在高邮上的，因为直到老头儿上学时，高邮都还没有高中。他父亲好像是在南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上的高中，他也没有写得很明确。

儿子唱戏，老爹拉胡琴

张英：老爷子喜欢戏曲，也是从父亲那儿来的吧？

汪朗：他从中学时开始喜欢戏曲，开始听唱片，也没人教，听完唱片，他跟着唱。开始唱青衣，后来唱老生，宗的余（叔岩）派。他去学校演出，他父亲还给他拉胡琴，我们也就知道这些。

后来上了大学，他主要就是唱昆曲了。经常举办曲会，大学老师和学生凑在一块儿，有吹有唱的。他说那时没事，就半夜吹笛子，弄得整个宿舍都骂他——猫叫，不让睡觉了？

他那时候比较随意。

当时拍曲，唱昆曲叫拍曲，好多人就是通过这个熟悉起来了。包括他的最好朋友朱德熙（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当时也一起唱昆曲。还有后来搞植物学研究的，得过全国科技奖最高奖的吴征镒，也在一块儿唱。

张英：您妹妹也没见过爷爷吗？

汪朗：没见过。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北京，他在老家，可能1960年就不在了，我直到1981年才回老家看了一下，我妹妹就更晚了，她是老头儿去世后才回过老家。

张英：您爷爷那辈人，能这么教儿子，真让人羡慕，估计与他去南京接受过新式教育有关系。

汪朗：应该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威权主义，给汪曾祺的成长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汪曾祺后来的平等待人意识，可能是从他父亲那边继承下来的，或者受他影响形成的，所以他对我们也都是那样的。

张英：这就是家教吧。但是很少，一般像他那个年代的人，能够和十几岁的人一起抽烟、喝酒，像哥儿俩一样，这种交情，我真没见过。

汪朗：所以他对这个挺有感触的，专门写过文章。

张英：您父亲后来对你们的家教，可能也延续了您爷爷的方式？

汪朗：对，我觉得可能我们更有点蹬鼻子上脸。我父亲没敢对他父亲说什么。可老头儿在我们家，尤其我那俩妹妹，经常都是“老头你懂什么你，别在那瞎扯了”，这话都有。当然在文学上，肯定不能那么说了，但他有时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上，有点幼稚。人不可能什么都很强。

张英：老爷子的亲生母亲，那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汪朗：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是高邮的一个大户，比汪家影响大，功名也高，他们家出过进士。

汪曾祺后来有两个继母，第一个继母对他也不错，但时间不长便不在了。后来这个继母相处时间比较长，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汪曾祺后来回老家时，继母还在。他还给她磕头，毕竟长他一辈。

那时老师的国学底子好，汪曾祺是赶上了

张英：父亲上学刚好在一个坎上，从幼稚园，到县立第五小学、高邮初中、高中，刚好在一个新的教育体系里面出来。

汪朗：对。他们的幼稚园第一期招生，他正好赶上了。新式教育刚在老家兴起，他就接触到了。这也证明他爹比较开明，因为他上过高中，在那时也算新式教育。所以比较开通，早早就给汪曾祺送到幼稚园了。

张英：老爷子一直接受新派教育，旧学功底从哪来的？

汪朗：他的祖父教过他，那时尽管开始新式教育了，但传统的东西比现在要多得多，那时也没政治学习这些东西，英语课什么的都有。再晚一点，国民党的那种党义教育之类才进了学校，最开始，就是纯粹的文化教育。

汪曾祺幸运的是，从小学开始，语文老师正儿八经的国文底子、国学底子都比较好，正在新旧交替的时候，这些人虽然有教书资格，但受的教育都是旧学的，所以底子很扎实。一些优秀人才来教他，他的悟性又比较好，所以从小学开始，作文经常就是范文。就是他赶着了。你要现在，这些老师本身的底子就不行。

张英：汪曾祺上高二时，日本人打过来，他高三换了三所学校才读完，算正式毕业吗？

汪朗：不知道，没听他说过，反正就是四处跑。虽然都在那一片，但离得有点距离。

张英：汪曾祺和祖父、父亲在村庄小庵里头避乱那段，他和您说过吗？

汪朗：没说过。高邮那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庄，后来文学研究者还找到小英子还是大英子的原型，当时大英子还活着，大英子后人今天也还在。

张英：汪曾祺打腹稿的功夫是旧学念过来的吗？今天人不太相信旧学功夫，但汪曾祺写文章时打腹稿，一挥而就，不再改稿子，真的是硬功夫。他是怎么练会的这个本事的？

汪朗：那就不知道了。你可以看他的纸稿，都是很干净的。勾勾画画有，但很少。我们看他写东西时，都很顺畅。就这个话题，他曾写过文章，说他有时一开头要重写几遍，撕几页稿纸，但写下来，就很顺了。

一直用毛笔写小说，怎么可能？

张英：他一直用毛笔写作吗？

汪朗：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写作，全都是钢笔写的。他早期拿毛笔写得比较多，包括给家里写信，写文章用毛笔都很少。真是写那种稿纸格子，用毛笔也太费劲了。我们小时候，他下到张家口劳动改造，他经常让我们去给他寄毛笔，他那会儿拿毛笔写小楷。

我记得很清楚，他要的是鸡狼毫，鸡毛和黄鼠狼毛合在一块。当时“三年困难时期”，供应都特别紧张。我们家那时住得离西单不远，每次上西单，把口有一个叫文华文具店的，现在早就拆了。每次路过，都要去问问有没有鸡狼毫笔，如果有，就给他买几支放那儿，什么时候给他一块儿寄。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张英：后来他在张家口画的马铃薯图谱，手稿找到了吗？

汪朗：没有。那个属于他的工作任务，完了以后，他就上交了。人家当回事不当回事的，那就是所里的事，而且时间又那么长了，所里可能早就不知道了。

张英：当时不是要出书吗？

汪朗：可能也没出成。因为那时纸张特别紧张，你看他当时写检查的那个纸，那个黑、破，又黑又糙，方方面面供应都不行。所以想出书，我觉得未必很容易。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

张英：在西南联大时，除了沈从文先生之外，还有谁对他影响比较大？

汪朗：闻一多。闻一多比较欣赏汪曾祺的才气，因为闻一多也有才。汪曾祺和闻一多处得比较随意，他曾经给低他一年级的同学写了一篇读书报告，闻一多看后大加赞赏，说你这个写得好，比汪曾祺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