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校教师在49岁去世了（散文）

如题。

一年前，我收到《戚真赫文集》。

封里印有作者简介：“戚真赫（1967—2015），曾用名‘卫东’‘渭冬’，山东威海人，文学博士，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简介上面是以丛丛草木为背景的作者照片，很青春，很好看，像是我1999年第一次见到的她。

夜深沉，恍惚地仿佛听到电话铃响，仿佛听到她的声音，温温地、缓缓地叫我一声“刘老师”。我说过她：你怎么总是深更半夜骚扰我？

曾经，有三人会在午夜打来电话：两个同龄朋友和戚真赫。五六年间，这三人先后去世。我已习惯了在静寂中度过一个个无人打扰的午夜和凌晨，时或怀恋有人打扰的日子，挂念已经不须挂念的死者，忆起一些相处的细节，心中袭过温热和悲凉，时或又生发疑窦：我比一些人活得长，是幸运抑或是不幸？

一

朱寿桐先生在为《戚真赫文集》所作“序”中两处提到我，称我是“她的人生挚友和学术榜样”。

我哪能做谁的“学术榜样”，尤其不能做戚真赫的。

她比我热爱学术，她的学术起点比我高。

她第一篇单独署名、公开发表在学术刊物的论文是《无法言说的真实——由〈颓败线的颤动〉探及鲁迅意识的或一层面》（以下简称《无法言说的真实》）（《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7月号）。当时有人说这篇论文“不一般”，我读后认同“不一般”的评价。论文以独异的角度进入，抵达鲁迅所“洞悟”的“生存本体的罪感”。

戚真赫收获了一些夸赞。有人说，这篇文章不像女人写的。出自男学者的这一感觉，该算表扬吧。在很多男人看来，女人感受力强思辨力差。《无法言说的真实》彰显出作者更依仗智性而非感性。

戚真赫的弟弟戚春涛先生回忆：戚真赫感慨过自己做什么事都不顺。然而，就她的学术起点和所得到的认可看，还是比较顺的。这与时势有关，也与行业周期有关：那时，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属显学，但还留有一些曾是显学的末梢效应。那时还有人会比较认真地看看别人的文章，那时尚未涌现汹涌的论文潮。

戚真赫算不得怀才不遇。

那时的她，有很高的自我期许。1999年，我收到她的信和《无法言说的真实》的打印稿。确凿地沉淀于记忆的，是她对学术抱负的陈述，全无其他考生的谦逊态度。

她写信给我，是为报考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好几个人向我推荐她。孙郁先生曾托人带话，之后遇见，又说她的文章好，有学术潜力。而当时孙郁作为编辑，只读过《无法言说的真实》这篇尚未发出的论文。

那时社会科学院博士招生中外语考卷的难度是出了名的，没考过分数线不能进入复试，戚真赫因此没考上。但很奇怪：有的凭外语考分读博的学生外语并不好。

招生时导师有一些自主权，比如争取“破格”什么的。但我想：如果不按考试成绩招生，不是拿考生开涮吗？听人说招学生须看学术潜力，须看人品。关涉年轻人前途命运的事，我凭什么信任自己的眼光？我又没长火眼金睛。再说，是研究生院招生又不是我个人招生。我从来不觉得我指导过论文的硕士、博士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是经过一道道程序考来的，他们得到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上签的是单位领导的名字。如果不能得到那两张纸，人家凭什么来跟我读“现代文学”？假设我个人发个广告招学生，既没毕业证又没学位证，会有人理睬吗？况且，我也没什么“薪火”可传承的。遇上目标明确，日后打算在学界上进的考生，我会劝他试试投奔大伽。

在职时，我尽量少带学生。遇到机会，浑水摸鱼地办了退休手续。

我和戚真赫错过了做师生的缘分，我不遗憾，她也不遗憾。

二

2003年在广州，又见到戚真赫，只觉得样貌变了，瘦瘦的、弱弱的。那次她是来广州开什么会，我们聚了聚。去年翻出一张照片，四人合影：邓国伟、戚真赫、张梦阳和我。背景中的紫荆花开得灿烂，他们三人都笑着。邓国伟于2013年去世，享年69岁;戚真赫于2015年去世，享年49岁。张梦阳活着，正老而弥勤地写他的大部头。我也还凑合活着。

2005-2009年，戚真赫在暨南大学做“博士后”。别人做两年，她“后”了四年。

我和她，就是从那时接近的。每隔一两个月，她会约我去逛街。我对广州的路不熟悉，她也是，我们只在岗顶一带走来走去。四年间，我们几乎逛过那一带的每一家店铺，每次都在同一家小店吃双皮奶和陈村粉。

有时，还和其他人一起逛，比如黄灯。前些时有人问我：黄灯还理你吗？她现在名气比你大多了。黄灯已是很有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家，我们还是好朋友。而且，每次见面，她都会提到戚真赫，催促我写写戚真赫。她比我看重文字记述。

戚真赫去世后，她弟弟戚春涛（小李扔刀）在电话中说：“我第一个电话打给学校人事处，第二个就打给您。常听我姐说您是与她关系最好的老师。”我解释自己并不是她的老师，是朋友。对她所体认的“关系最好”，我也惭愧。

戚真赫确实没有把我当作老师，她从未与我交流过她研究了十几年的王国维。

在暨南大学做博士后延期的两年，戚真赫时或深夜给我打电话。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她回肇庆学院工作以后，延续到她身罹重病。

那些午夜至凌晨，我听着戚真赫的倾诉，曾说：“你把我当作话语垃圾桶了。”朋友的功用之一是互做话语垃圾桶，而我不会向比我年轻的人倾倒话语垃圾，甚至早就没了向谁倾诉的欲望。愿意向我倾诉的也没几人——奋发上进者没时间与人闲扯，我又没资源帮人办事。

我还对戚真赫说：你该给我点陪聊费吧？她总说：欠着，先欠着。

友情经相互“欠着”滋长。

每隔几个月，我会收到她寄来或托人带来的芡实。超市卖的芡实是半粒半粒的，颜色比较暗，她寄来的是整粒的、圆圆的、很鲜亮的红褐色。去年收拾旧物，见到她的一张字条：

刘老师：昆布用来煲汤（排骨或其他），或打汤，一次用一包的1/3即足够;或凉拌（您自己斟酌用量，大约1/2包即可）。

海带丝在您懒得做饭时可做咸菜或小菜下饭用，也可打汤。

紫背天葵用以祛暑。

总之，这些都是懒人偷懒的好材料——祝您偷懒愉快（昆布可是秦始皇吃过的蓬莱仙草）！

字条上有她的签名，有日期：8月4日。是哪年？想不起来。我甚至想不起来昆布和紫背天葵什么样子、什么味道。但真的见字如面：我曾得到她细心、暖心的牵挂。她自己的生活敷衍凑合，本不是细心人。我却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人太容易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又太容易记住自己对别人的好。我本以为自己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是。

我不喜欢以物品与人礼尚往来，但戚真赫总给我捎东西，我也回赠一些，却没有她那样用心。我能为她做的，也就是在深夜陪聊。

戚真赫去世后，我在邮箱里找到一封邮件，是她在某次午夜聊天后写的。有这样的话：“真的感觉无以感谢——多少陪聊费都感谢不了。这年头没人会这样劝你，督促你，为你着急。而你的苦心和关心不仅让我感觉很温暖，而且让我感觉很踏实……”

感谢过了，她听我的劝吗？不听。

三

戚真赫的博士导师朱寿桐先生本不同意她以《王国维的理念世界》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如果我是她的导师，也会不同意。

朱寿桐在为《戚真赫文集》所作“序”中回忆：“我至今记得她确定研究王国维时的那样一番坚定与决绝。”“其‘本体’动力是什么，我不知道，但那种决绝的态度不仅令我深有印象，而且甚至感到有一股不寒而栗的悲壮意味。我找不到否定她做这种选择的理由，也就只好同意。她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甚至说出了如果不让研究王国维，她会怀疑自己将要取得的这个学位的价值之类的话。我当时为她的固执以及不够理性颇感不快……”

如果我是她的导师，也会“只好同意”，也会认为她“固执以及不够理性”。

戚真赫逝世后，我通读她的文字，寻绎她从阐释鲁迅转向研究王国维的动因。

她在第一篇论文《无法言说的真实》开头说明阐释意图，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探寻鲁迅的“精神深处”。此后，她常使用“生存本体”这个哲学概念。她可能认为，王国维更适合做寻索“生存本体”的中介。

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最后一章中，对鲁迅和王国维做定位性评价：“对现代历史与文化，对现代生存而言，王国维与鲁迅意味着两种存在典范。”她认为“鲁迅意味着现代境遇中承担终极意义丧失、价值分裂和意义歧义的可能性”，而王国维探求的是“世界人生之根本”“宇宙人生之真理”“无穷追索的本源、永恒与终极的意义”。她极力称颂王国维作为存在典范的“另一极、另一种意义”：

王国维所成就的是理想化的、终极大全式的理念世界，全而粹的人格形态，统一稳定的精神品格，纯粹圆满的价值根基。

她反复用这样一些词语描述王国维的理念世界：纯粹、圆满、理想、整合。

论文的最后一节九千多字，极少引文。我粗略数数，她至少十九次说到“纯粹”“圆满”，还有几次说到“绝对”。

我不认同戚真赫对王国维精神世界的表述，而我似乎明白了戚真赫为什么那般执拗地一定要研究王国维。我疑惑：她究竟是在论述王国维，还是构撰并发抒自己的精神理想，找寻形而上的人生意义？

戚真赫曾在个人简介中写道：“思维喜寻根究底。”

“生存本体”涉及生也涉及死，通向“本源”“终极”等形而上问题。如果刨根究底，必须面对鲁迅《野草》的主题词之一——“虚空”。我是不敢往深处琢磨的，而戚真赫偏要经由研究王国维去刨根究底。

博士论文的最后，戚真赫说到由“王国维的存在及其自杀”引发出的“终极价值的追问：之于价值，之于自由，之于人类困境，之于其中的个体存在……”

学位论文以省略号结束，不规范。而戚真赫写下的那六个点，包含着她尚茫惑的思考。此后十余年，续写被省略的内容，成为她生命中的执念。

戚真赫去世四年后，我面对这个省略号，眼前仿佛晃动着她瘦弱的身影，想起她的苦执、不识时务，以及朱寿桐先生曾经感受到的“不寒而栗的悲壮”。

四

《戚真赫文集》的“作者简介”还说她“在《鲁迅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多篇是几篇？

《文集》收录了戚真赫在刊物发表过的五篇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有三篇是学位论文部分章节的修改稿，《文集》里的文字有重叠。

戚真赫去世后，我请年轻人帮忙，在期刊网搜索到她的论文六篇。后又从纸质的各种“丛刊”“增刊”中找，找到了《五四时期鲁迅文本中的精神还乡意向探析》，发表于2001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2期，《戚真赫文集》未收录此文。

戚真赫总共发表七篇论文。面对这个数，我很惊讶。所有高校文科教师都知道，这算不上“多篇”——应该说是“少”，很少，太少。

朱寿桐先生在《〈戚真赫文集〉序》中说“论文的连续发表使得她赢得了‘才女’的名声”，当指1999-2004的五年间，她发表了六篇论文。

戚真赫不但论文数量少，而且生前没有出过书，《戚真赫文集》在她去世近三年后出版。听说，她的导师朱寿桐推动了这件事，一再表示：出本书，不枉到世界来一遭。

她最后发表的论文是《“探其本”与“第一义”：王国维美学之本及其现代性转型研究》。《戚真赫文集》收录此文，注“原载于《文史哲》2008年第2期”，有误，应为2007年第6期。

2007年至她患病离开学校的2014年（我查到她2014年5月发给我的邮件，那时她身体状况还可以，还希望能调动工作或者出国访学），她没有发表过论文。

一个学术起点高，而且勤苦努力的学者，竟然七年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

她被刊物拒稿了吗？不，她根本就没投稿。

她不想写了？不，她一直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