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文学教育，会让作家的写作更加持久

“做讲座可以，正式授课不合适！”

1994年9月，王安忆应陈思和的邀请，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开了一门“小说研究课程”，讲授她对《悲惨世界》等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研读心得。台下听课的有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也有作家班的学生。

当时，复旦中文系给王安忆办了一个仪式。中文系主任陈允吉郑重地把聘书交给了王安忆，聘书上的名称是“小说研究课程专任教授”。那个学期，王安忆每周来一次复旦，给学生们上课。后来，这十三堂课的内容结集为《心灵世界》出版，后以《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为名再版。

“当时王安忆来复旦讲课，引起了系里一些老师的反对，觉得作家可以来大学开讲座，但开一门正式的课则不行。但是王安忆这门课上得非常棒，不仅选修者很多，而且课堂讲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也大受欢迎。事实证明，作家上大学讲台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要看上什么课。”陈思和回忆说。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复旦中文系以经史子集教育见长，主要偏重于国学研究、古籍整理、音韵文字以及古代文学研究，不大看得起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

“在那个时候，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这两门学科都低人一等，文学写作的地位就更低。大学里的写作课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上的，复旦大学有一度写作教研室没有固定教师，由新进的青年教师轮流上这门课。”陈思和回忆说。

现当代文学的地位提高是从1985年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的。当时，北京大学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这篇文章的刊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发了陈思和、王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回应，从而兴起了“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浪潮。

1988-1989年，陈思和、王晓明应《上海文论》之邀，主持了系列“重写文学史”笔谈，其初衷是“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

他们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即“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由此，“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重构。

随着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的出版，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两门学科的势力在中文系里逐渐强大，打破了原来古代文学一股独大的局面。

多年后，陈思和回忆说：“那场文学领域的‘革命’确实把学科意识强化了，慢慢地显示了独立的学术研究的自觉。现在综合性大学越来越普及，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表面上看，古代文学学科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歧视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不再写小说，但陈思和一直在坚持写小说评论。这些年里，通过文学评论写作和主编《上海文学》，参加上海中长篇小说奖评奖和“火凤凰文丛”图书策划出版，陈思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我觉得，学术教育、知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中文教育一定要包含文学教育而不是排斥，80%的学生考入中文系，都有一点文学梦、作家梦，老师不要轻易把学生的梦想扑灭，学生有一点文学兴趣和创作才华，绝不是坏事。”

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地位高了，恢复文学创作的机会也来了。

复旦一直对文学教育情有独钟，早在1972年就设立了文艺创作本科专业，培养了梁晓声、卢新华等几代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文系纷纷创办作家班，开创培养作家模式。一直在复旦闷头教书写小说的梁永安，也想把这个模式搬到复旦大学。

“复旦雄踞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本营，树大根深，更有这个资格。但在1989年之后，作家班被严格限制，已有的都被停办，复旦申办几无希望。我往北京教育部跑了四五趟，折腾了几乎两年，最后彻底断念。”梁永安回忆说。

发文凭的作家班没批下来，复旦却低调办了三届两年制作家班、一届一年制作家班：不发文凭，只发结业证。“这些同学里头，出了不少人，如今最有名的是写了小说《饥饿的女儿》的虹影和写了《寻枪》《理发师》的凡一平。”

“大学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

1977年，卢新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复旦中文系有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个专业，进校时不分家，学习一个阶段后分流到两个专业。卢新华和同学胡平、李辉、张胜友、张锐、梁永安一样，想读文学创作专业。

复旦素有作家教书的传统。“比如当时新月派的散文家余上沅、诗人方令孺、戏剧家洪深、《收获》主编靳以、作家贾植芳，都在复旦，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这是一个传统，从而影响到了邹荻帆、绿原、曾卓、王火，对学生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陈思和回忆说。

当他们进复旦后才发现，文学创作专业被取消了。这个创作专业始于“文革”时期，1972年创办，面向社会招生，前后招了四届工农兵大学生。在几届毕业生里，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知青文学”代表作家的梁晓声。

但陈思和没料到，他和同学们刚踏入复旦，中文系就对学科和专业进行了调整，把原有的创作和评论专业改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创作专业被取消，文学评论被归到现代文学专业里头。

在进复旦的第一次学生欢迎会上，“系领导知道我们班上很多同学是为了考创作专业才来的，系主任朱东润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中文系不是培养创作人才的，是培养文学研究人才，你们以后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学习创作，然后就讲很多读书的道理。”陈思和回忆说。

这让一心想当作家的卢新华很失望。卢新华是在山东曲阜当兵期间开始写作的，“我当时写的诗被当地的《曲阜文艺》选用了，当地还有一份《工农兵诗画专刊》，也常刊登我的诗，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和现在不同，那个时期的老师不支持学生搞文学创作。“有时候，老师看到学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评论，还会在课堂上公开揶揄，认为学生为了混稿费而浪费学习时间。”从此，陈思和不再从事小说写作，转向学术研究。

卢新华的创作热情并没有被老师们泼的冷水浇灭。完成白天的学业后，他还是大量读小说，偷偷坚持写作。《伤痕》是他刚进大学后不久完成的短篇小说，写完后给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师看，“结果他们看完都不以为然，反应一点也不热烈。”

卢新华失望地把手稿搁到了抽屉里。没过几天，负责班级墙报的同学倪镳约卢新华写篇稿子，他当时没空，顺手把《伤痕》手稿给了同学。三天后，《伤痕》作为头条贴在了《百花》墙报最醒目的位置。

“一连好几天，墙报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大家都在看《伤痕》，还有的同学拿笔来抄，泪水不断地掉落在笔记本上。”卢新华回忆说。

《伤痕》一出现，就伴随着争议。墙报上出现批评《伤痕》的漫画，也有支持《伤痕》的小字报。因为反响热烈，中文系还组织了一场有关《伤痕》的讨论会，结果还是有不同意见。

文汇报记者钟锡知听说此事，托人找卢新华要去了《伤痕》。三个月快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卢新华把小说转投《人民文学》，结果是退稿。正当他郁闷的时候，文汇报给了回音，提出了十六条意见，要求他做些修改后发表。

1978年8月11日，《伤痕》正式在《文汇报》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那期《文汇报》紧急加印，销量高达一百五十万份。雪片一样的读者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飞到复旦，卢新华收到了三千多封信，“根本没时间看。”

《伤痕》发表当年，卢新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伤痕》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随后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联常委，作为代表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这样巨大的光环，掩盖了其他人的荣耀。陈思和、李辉在大学时期，就合作撰写了《巴金研究论稿》，梁永安也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描述云南知青生活的小说，张胜友写了弟弟在“文革”中饿死的文章。

1982年，陈思和、梁永安大学毕业，留在了复旦任教，卢新华放弃了去人民日报当团委书记的职务，到文汇报当了文化记者，张胜友成为光明日报记者，后来成了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

《伤痕》发表之后，卢新华又陆续发表十几篇短篇小说，出版了中篇小说《魔》，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但这些作品的反响都没有《伤痕》那样大，“可能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了，后来我就去了美国。”

“作家能不能不写学术论文？”

2006年，复旦大学引进王安忆执教，全国独创文学写作硕士，培养了甫跃辉、张怡微等青年作家;2009年，复旦在全国率先设立创意写作硕士（MFA），准备成批培养学院派作家。

“王老师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说：‘你不要想着我帮你发表文章。’”

甫跃辉是王安忆带的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如今在《上海文学》一边当编辑，一边写小说。第一次拜师见到王安忆时，“王老师吓了我一跳，后来才知道，她就是直来直去的人。”

王安忆是2004年2月正式调到复旦。和许多作家的兼职、挂职不同，王安忆的编制正式调到了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方向的二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3年我和母亲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营。当时我就有两个梦想，一是写作班，二是写作计划。想不到我现在，也从事这样的教学。”王安忆对我说。

复旦给王安忆特别的待遇：她不用像一般教师那样有量化的教学任务，主要工作是指导研究生和为本科生开设文学讲座;作为教师考核，她也不用写论文，她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作为工作量计算。

但王安忆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她迅速地融入了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些年里，她每年都有万字以上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家承认的学术核心期刊上。王安忆出任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先后为宗璞、贾平凹、张炜、余华、苏童、莫言、阎连科等举办研讨会，活跃丰富复旦的校园文化。

王安忆的到来，受到了复旦文学青年的欢迎，也给中文系的传统教学带来了冲击：作家进入中文系执教，是应该植入原有的学术平台，还是另辟天地，建立新型的学科空间？

当时的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有了新想法：有没有可能在文学创作本科专业和作家班的基础上往前走，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建设一个文学写作的专业硕士点？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梁永安。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大学设立新的专业方向硕士点，必须经过国家学位办同意，并在教育部“备案”通过。梁永安写了详细的申报材料，花了两年时间，反反复复和教育部、国家学位办沟通，最终复旦的“文学写作硕士”专业顺利备案，大学多了一门崭新的学科。

2007年，复旦“文学写作硕士”对外招生3名，王安忆、梁永安、王宏图、龚静、李祥年五位有创作背景的教师成为该硕士点的导师，“复旦培养作家”一时间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对自己招收的“文学写作硕士”，王安忆非常慎重。此前，王安忆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先后招收了三位女硕士研究生。她们学的都是学术，但毕业后，一个去了酒店工作，一个去了时尚杂志，另一个攻读博士学位。

按照复旦的要求，报考者要有良好的外语基础、丰富的写作经验，对中国文学史非常了解。此外，考生必须拥有本科学历，通过国家统一的外语、政治和专业考试。

当时，报考复旦文学写作硕士的人多达五百人，其中不乏走上文坛的知名中青年作家。但大多数人在外语和政治考试中落马。通过考试的学生，不是缺乏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就是对中国文学史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