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论（评论）

鲁敏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北农村，她家虽然并非大富大贵之家，却也是当地引人羡慕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南京工作，年节回乡也是全村人尊敬爱护的“先生”;母亲是当地小学的老师，温柔明理。家中生活并不局促，老少三代其乐融融。然而关于父亲的流言蜚语以及他的突然病故打碎了这一梦境，也给少女的青春期留下沉重的阴影，成绩优异却没能读大学的阴差阳错也成为终生的遗憾。如果家庭的变故仍然只是个人的记忆，那么“成绩好要读中专”的时代特色便不只是简单的“身份共同体”可以概括的了。鲁敏在风云际会的八十年代带着个人的创伤记忆成长，又在天翻地覆的九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接受最初的社会锤炼。这样的人生轨迹下，这一代人其实历经了不止一次的全套价值观的摧毁与重构。鲁敏恰恰于这痛苦而真实的过程中走向作家之路。

一、成为“同时代人”

《寻找李麦》（《小说家》2001年第2期）作为作家的早期习作，虽然算不上成熟精巧，却释放了不少重要信号。一个各方面都极为普通的女孩接受相亲的安排走入同样普通的家庭生活，心中却始终挂念深爱却突然消失的前男友。略带悬疑的情节随着男友哥哥的出现愈发紧张，哥哥逐渐爱上女孩的同时也揭露了弟弟其实是个同性恋者的残忍事实。小说发表于2001年，即使是二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算得上有先锋色彩，虽然触及的问题已经并不新鲜，却提醒着今天的读者，二十年前的问题依然是今天的问题，被当成非正常人类的少数族群、被视为合理正确的形式主义婚姻、被忽略的家庭内个体的精神困境等依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鲁敏在职业生涯之初，在对写作这项技艺还没有熟稔掌握之际，便无意识地暴露了自己最想发声、最愿关切的领域。只是对于初涉文坛的鲁敏来说，进入这一领域并发现问题已经着实不易，为问题寻找答案的条件似乎还未成熟。在《寻找李麦》的结尾，李禾悄然离去，“我”则带着不明所以的喜悦和悲伤继续无缘的婚姻生活。这当然不能不算是一种方案和结局，却也笼罩在无奈感伤之下。

可以与之对读的是并未被评论者过多关注和联想的，写于七年之后的长篇小说《此情无法投递》（《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第3期）。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内在气质的同构。曾被隐晦提及的同性恋者李麦在这里化身为“聚众淫乱、强奸少女”的流氓陆丹青，他们都对不能被时代大方谈论的“性”与“爱”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不惜以身试法;他们都因为自己的“不正常”受到时代的规训与惩罚，却也无怨无悔。时过境迁再去回望，他们正是自己时代的先行者，这种先行因为时代的限制或自我的认知显得无意识甚至被异化，却在令后来者唏嘘的同时发现其“同时代性”。罗兰·巴特曾指出“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阿甘本则认为，“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李麦和陆丹青或许都还不够格，但至少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了成为“同时代人”的潜质，他们是属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人，是正确感知和把握他们时代的人。当然，这种后设视角的分析并非为了讨回什么正义或公道，而恰恰是呈现时代和人性的褶皱，呈现历史浪潮冲刷下那一粒粒具体的沙尘的质地。更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历史的幸存者们，真正犯了错的李禾与斯佳、全然无辜的“我”与陆仲生才有希望在现实的处境中活下来，不是漠然麻木地活，而是真正获得精神困境的解脱。

斯佳双泪长流，默默地把陆仲生揽向她的肩头，陆仲生略有挣扎，但还是听话地靠过去。他感觉到斯佳落在他耳边的泪水，这清冽滚烫的泪水，像是生命里最重要的点缀、是陪伴多时的旧物，足以帮助他一字不差地背诵起年轻时喜欢过的旧诗。

在冬日午后的小区广场上，在人声嘈杂的社区活动中，一个耄耋老人伏在一个泪流满面的中年女人肩头。这是一个极具神性的时刻。二十多年前平安夜所犯下的“罪”终于在此刻得到真正的消解，这一时代悲剧中的加害者、幸存者与潜在的“同时代人”实现缺席性的和解。这其实是一个较为诡异的场景，从双方的认知来说，自己都是加害者，似乎是带着“鳄鱼的眼泪”实现对对方的抚慰，但事实上双方又都是受害者，其痛苦、煎熬与挣扎又都有着毋庸置疑的真诚。逝者不可追，但来者犹可待，对于陆仲生来说，这无疑是晚年的重要安慰，而对尚处青壮年的斯佳来说，仍有漫长的岁月可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意外出生的小青历经了从完全无知到见证事件真相大白的复杂过程，对她来说，这不只是一次成长洗礼，更是“多出一个衰老双亲之外的亲人”的寻梦之旅，鲁敏也借小青之口消解了丹青与斯佳的错与罪，更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潜质正名。所有的伤痛与悲情皆可付诸岁月与时代，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鲁敏实现了对生者的最大关切，对历史的最大宽恕。这也是《此情无法投递》在承继《寻找李麦》的叙事主题多年后给出的新的答案，准“同时代人”李麦和丹青注定得不到他们身处的时代的认可，但他们罹受的创伤和悲剧显然有了可被疗愈的可能。陆仲生与斯佳依然是灰暗的悲剧性人物，但他们都和年轻的小青一起，在这样的神性时刻中，借丹青遥远的照拂获得了善终的希望。

同样的神性场景也出现在四年后的《六人晚餐》（《人民文学》2012年第3期）中。《此情无法投递》虽然以八十年代耸人听闻的“严打”运动为中心，却也贯穿了时代变化的诸多线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制、互联网兴起、社会风气剧变等，这些线索变化体现在陆仲生和小青的生活中，无关核心故事情节，而到了《六人晚餐》中，这种中心与背景性线索的配合再次出现。这次的中心是国企改革和下岗潮，核心故事情节是两个家庭在改革浪潮中的命运遭际。和《此情无法投递》的多重视角相似，鲁敏再次使用不可靠叙事。晓白、晓蓝、珍珍、丁成功、苏琴和丁伯刚六人的讲述各有千秋，也同时印证了萦绕在这六个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情感的孤独与人间的隔阂。截然不同的两个家庭在时代变革的潮汐中默默坐在同一张饭桌前，各怀鬼胎却又殊途同归。在晓白渴望另类之爱和温馨的家庭氛围时，晓蓝追逐的是时代定义的虚妄的成功;丁成功执拗地坚持着一份天使般的信仰，妹妹珍珍却真诚热烈地热爱着俗世的点点滴滴;苏琴在道德的压力和身体的本能之中挣扎，丁伯刚则于浑浑噩噩处借酒浇愁。两位家长和四个孩子各有各的不幸，共同描画了日趋没落的旧厂区里最后的生活故事，却也描画了这六个人乃至这一代人困于家庭与时代的悲苦。

小说中，丁成功问晓蓝喜欢自己的什么，晓蓝回答说“可能就是你浑身上下那种总往回缩、总不能如意的失败感吧”，这是鲁敏又一次盖章确认的“不合时宜者”，是她青睐的“同时代人”，丁成功最终圆梦建造起的“玻璃屋”本身象征的纯洁与脆弱又是多么贴切和真实。如果说“晓蓝的野心是她最为沉重的翅膀”，那么丁成功的“同时代人”身份就注定他要成为那个“献祭”的人。在关于《六人晚餐》的创作谈中，鲁敏也并不讳言结局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南京2010年“7·28”爆炸事故，“毫发无损的我怀着奇怪的心绪打扫起了满地的玻璃渣，耳边似乎听到整个城市都在打扫玻璃渣子，我突然想起了搁置太久的《六人晚餐》，想起了小说里的六个亲人，不知为何，我浑身一凉，深切感知到一股难抑的哀伤，并清晰知道，我的男主人公，就在这天下午，他和他的玻璃屋，永远地消失在了这场大爆炸里。” 或许是偶发事件给了鲁敏一个结局的暗示，这也是一个对于丁成功这样的“同时代人”来说恰如其分的终点，但对整个小说的创作而言，鲁敏的后撤是鲜明的。

和《此情无法投递》中冬日广场相呼应的，是小说中两处动人的“郊游”场景。一处是清明节两家人一起去上坟，因为谈及去世的亲人而格外热烈，本没有交集的一群人因为对疾病与死亡的共同追忆而亲近起来;另一处是小说结尾，两家人完成江葬后进行野餐，因为有了新生者与新死者，时隔多年的团聚显得沉重而温馨，跨越了十四年悲欢离合的两家人在这一瞬间似乎达成了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丁成功的死也在此刻具有了和丹青的死相类似的意义。不同的是，《此情无法投递》中，两家人在用时间治愈死亡的创伤和误解，而这里，两家人却在借死亡消弭差异和矛盾，属于两代人的情感隔膜与子一代的生存障碍也被悄悄掩盖。可见在现实中的那次意外发生之前，鲁敏也意识到了结尾的艰难，这不仅是写作的技艺问题，更是创作思路与书写观念的关键时刻，“同时代人”的成长和谢幕即便跨越时代，依然仓促而落寞，《六人晚餐》成为《此情无法投递》无法确证的未来，具有神性的宽恕场景在这里退化为一场人间烟火的意外。

二、底色是悲凉

鲁敏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进行过多种题材、文体的尝试，但用力最多、最为得心应手的应当还是对于日常烟火的描摹，这些故事多以家庭、职场为依托，多生活艰辛与日常苟且，鲁敏早期对这类题材的处理还是紧密结合着社会变迁，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关怀。《寻找李麦》不能算是典型的鲁敏式的日常故事，但它的重要不只在于暗示了鲁敏之后多年创造的关切所在，也在于其中铺陈下的伤感悲凉成为鲁敏之后创作的基本底色。这种悲凉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写作风格，而是渗透着作者对美学、生活乃至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并非一种单向度的悲观或绝望，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学和哲学内涵。

长篇小说《百恼汇》（《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第2期）算得上是日常故事的大观之作，年老患病的父母，面临拆迁的房屋，三兄弟三妯娌截然不同的性格和经历，鲁敏以一个大家庭的一段短暂生活写尽了人生百态。《百恼汇》显然出色地完成了基本的任务，但也失之生硬和单调，并无太多艺术上的探索或思想主题上的拓进。《百恼汇》之于鲁敏，是书写题材与书写技艺的试锋呈现，但对这类故事处理得更为精彩的还是几部中短篇。

中短篇《四重奏》《向中产阶级致敬》《喧嚣的旅程》《西天寺》《小流放》等几个故事的发生和发展和《百恼汇》一样，是中国近几十年社会变化与生活变迁的重要写照，鲁敏擅长在这样的故事中设立观念对照鲜明的不同类型人物，这些故事中的每一对夫妻基本都处在这样的对照中。《百恼汇》中的弱势男性在这些故事里成为略显迂腐却又站在道德高地的丈夫，强势能干的女性则多表现得汲汲于功利，这些对照和变化也是国人价值观念由旧到新、由破碎到重塑的见证。然而，在这些故事的结尾，鲁敏似乎也有些犹豫不决，确切地说，鲁敏也没有意愿给这些人物以明确的结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矛盾显然也不是作家可以和应该去解决的。相比于《百恼汇》，鲁敏赋予了这些人物更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将生活表面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做了更为细致的内化处理。看似弱势的一方其实也有坚硬的内核，只是这种内核并不能为其取得更为明朗的现实生活，还使其成为不合时宜之人。

这种看似逆潮流而动的倾向似乎暗示这些人要又一次承担起“同时代人”的重任，只是鲁敏在这类题材中塑造的人物多是软弱卑怯，相比于李麦和丹青，已然呈现了“种的退化”。然而，鲁敏却无法有莫言在《红高粱》中的批判视野，因为生于七十年代的鲁敏注定不属于乡土大地，而属于现代都市，她深知在这样的时代说一句勇敢抗争易，做一番真实抵抗难。众生皆苦，谁都无法真正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无法潇洒地说一句放弃。《四重奏》（《人民文学》2003年第6期）中的“我”该如何忽视妻子正当的需求，又该如何向自己的好友翻脸求证说不出口的怀疑？《向中产阶级致敬》（《人民文学》2004年第8期）中的向光如何能不管妻女生活，独守清贫？《喧嚣的旅程》（《当代》2006年中篇小说专号）中的忆宁和丈夫又如何能够不在直接领导面前卑躬屈膝？《西天寺》（《天南》2012年第6期）中的符马又如何能全然不顾家人自行其是？《小流放》（《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中的穆先生又该如何抱怨含辛茹苦的妻子与挑灯夜战的儿子？……在转折与断裂的阵痛中，鲁敏并不奢求为她的人物找寻根治良方，只是送上一片止疼药，这片止疼药也并非是身心灵的简单抚慰，而是多少带着对时代大潮的不满：当大家都在追逐房子、车子与孩子成绩的时候，当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已经做出妥协时，这个时代是否还可以给予他们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鲁敏试图给这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试图为对照组中的弱势一方提供哪怕一点点荫蔽：

就在同时，我的眼前突然升起了一片火热的血红，如同斗牛士挥舞起的披肩。一股神奇力量忽然超出了我理智的控制，慢慢一大杯啤酒像舞蹈着的精灵似的忽然飞出了就被，它们欢呼着扑向周峰，在他梳得油光锃亮的头发上，它们惬意地流淌着，因为空气的介入，几个啤酒泡泡在瞬间变得很大，接着忽然破裂，汇集成更为欢快的小支流。（《四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