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剩下谁（短篇小说）

我终于要谈到父亲了。

在这个闻名遐尔的渤海油田，资格最老的处级干部恐怕非我的父亲莫属了。父亲到了油田之后不久就当上了钻井队的科级指导员，从科级教导员到副处级、处级指挥的过渡只用了不足两年的时间。这要搁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但在父亲所处的那个辉煌年代里，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我想这主要是由于父亲有当兵的经历的缘故。当兵的人是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号从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赶过了三八线之后就叫响了），有了当兵的历史，个人的优势便极有可能被放大，前面的路无疑就会更宽畅些。当然父亲的自身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亲虽说出身寒微——遍览家谱，从我的祖父到我的曾祖父再到我曾祖父的曾祖父就没有出过一个可令我这个后生引为谈资的人物，但是父亲却凭一己之力将家族血脉中奔腾不息的诚恳和韧性发挥到极致，使他具备了处乱不惊、刚毅无畏的特点，这个特点同父亲与生俱来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就使父亲有了白手起家独闯天下的能耐。

毫无疑问，父亲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后来在仕途上没有继续辉煌下去。由此可见历史真不是一个好东西。听母亲说许多当年曾经被他领导过的人现在反过来领导他而且趾高气扬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根据母亲的说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缘故。当年石油部十分看好父亲，调他到某海洋勘探指挥部任副指挥，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副局级，一旦上了这个台阶，接下来正局、副部乃至正部级也是可以预期的了。处级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门槛儿，不容易跨过去。但是父亲去了之后不久就不辞而别地回来了，他发现那个地方的环境和学校实在不行，怕举家迁去会影响我的学业和前程。部领导非常恼火，此后他继续干他的副处级，升迁就再也轮不到他了。斗转星移，父亲终于成了全油田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在任处级干部。

对母亲的说法，我始终将信将疑，总觉得主要原因不在这儿。

这一定与父亲的某段经历有关。

又是历史。我已经隐约感到父亲历史上有一段空白。父亲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六〇年——也就是父亲十八岁时参加解放军，一九六三年二十一岁时从部队转业到了渤海油田成了一名石油工人。一九六三～一九六六在油田会战指挥部工作。一九七〇年二十八岁时起在采油设计院任职，同年与母亲结婚，第二年生下了我。我属猪，比父亲整整小29岁。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疑问是：一九六七～一九六九年父亲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多次就此问过父亲，父亲对此却一直讳莫如深，要么就是闪烁其辞，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这越发加重了我的疑问。我毕竟是父亲的儿子呀。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向来很健谈，健谈到一天到晚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唠叨个不休，只要母亲在家，就不用担心寂寞。那时候电视机是有了但是没有多少可看的频道，夜晚又是一成不变的漫长，真难以想像倘若没有母亲的语言岂不要把一家人活活闷死。她是我有生以来唯一认可的语言大师，能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统统诉诸语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似乎全世界也没有什么能使他高兴的事情。现在那些所谓看破红尘的人想来也不过如此。而父亲是一名有过从戎经历、斗志昂扬、意志顽强的国家干部。来油田工作这么久了居然没有什么朋友，每值节日或公休日他都深居简出，连个电话都不往外打，当然，打进来的电话也屈指可数。只要回到家里，一成不变的工作就是侍弄他的盆景和热带鱼。也读报纸，但只读头版，电视只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吃饭时自己给自己斟上一杯酒，喝之前先拿起酒瓶对着商标认真把玩一番，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声“好酒好酒”。然后再无话。

父亲的话多起来是我参加高考前后。那时候我怀疑父亲是否染上了母亲的唠叨病，不停地在我耳朵旁边说话，内容却千篇一律：坚决反对我接触海和石油。说为国效力不一定非得搞石油，何况我们国家石油资源委实有限，将来难免会开发一些替代能源，随着科技进步整个石油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越来越少，现在的许多单位已经出现了人浮于事的情况，有成千上万的石油系统职工面临下岗，这个时候再以满腔热情献身石油未必是明智之举。高考后填报志愿，凡是与海和石油沾边的学校都不让报，海洋大学不让报，石油大学也不让报，最后只好选了所综合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分配时本来父亲也是反对我来油田的，但我事先做通了母亲的工作，父亲最终同意我到《渤海油田报》做了一名记者。但他经常提醒我不要到海上采访，甚至不让我提到海，这一切使我感到皆与父亲以前的那段空白有关。

这只能说明父亲与海的确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我问母亲，你了解爸爸么？

母亲说，你这孩子，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们都在一起度过大半辈子了，并且生下了你。

我说，那么，你们结婚前你了解爸爸吗，比如爸爸是不是在海上呆过？

母亲笑了，你爸爸是个旱鸭子，怕海怕到骨头缝里，一提起海来就恨不得浑身打哆嗦，这样的人会在海上呆过？

我说，这就差不多对了。

父亲接到通知，要去北京参加总公司的一个会议。父亲好久没有参加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了，所以这一次父亲抑制不住地有些喜形于色。回到家没话找话地说了不少话。甚至还谈了今年油价持续居高不下主要是受中东及石油输出国组织一味控制石油产量的影响，他们垄断和操纵了油价，而中东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某些超级大国。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我听着父亲的讲述很受感动，有如在听一场精彩的报告，父亲的见解之深刻、分析之精辟、措辞之准确，使我由衷地为父亲感到骄傲。想像父亲在单位给下属作报告，那该是一幅怎样动人的情景！父亲格外多喝了一杯张裕红葡萄酒，还破例也给我斟了一杯。在这之前，父亲是像反对我提起海那样坚决反对我饮酒的。父亲说，你长大了，不在家里喝也一定会在外面喝，这酒呢，少喝一点还是有好处的，不过尽量不要喝白酒，不少地方都来搞白酒，假的太多，而且不容易分辨。我端起酒杯对父亲说，爸爸，祝您一路顺风。父亲说，好，一路顺风。下午，父亲首先到浴室冲了澡，换了一身衣服，然后看了看他的花和鱼，叮嘱母亲别忘了浇花喂鱼。又对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整天价一个人瞎忙活，该动动脑筋谈个女朋友了。父亲进卧室取了公文包，对母亲和我说，我要走了，去赶五点的火车。

六点钟左右，我和母亲正准备吃晚饭，父亲突然开了门走进来，不等我们问，他说，嗨，差几分钟没赶上火车，只好等明天再走了。

第二天下午，父亲说，我要走了。

没想到这次仍未能走成，很久以来一直嚷嚷着要提速的火车即日实现提速，并因此改了钟点，提前半个小时出发了。

第三天下午，父亲说，这一次，我真的要走了。

不知为什么，听了这句话，我和母亲都愣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

父亲被一辆高速驶来的小汽车刮了一下。在渤海油田，父亲是资格最老的处级干部，他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到单位叫一辆车把自己送往火车站，现在的许多人只要当了干部，无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用公车几乎成了时尚，俨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父亲有自己的原则，50多岁的人了，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除非有急需一般是不用公车的。父亲觉得时间充裕，可以步行到市内公交车站乘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当时父亲沿着马路右侧步行，突然来了一阵风，扬起苦涩的尘土。恐怕是离黄河口较近的缘故，这个地方总是尘土飞扬。河水携来的泥沙淤积起来，层层覆盖，向四处延伸，脱水后遇风成尘，扬起的尘土轻若砂粉，无孔不入，瞬间便可在你的头发上、脸上、衣服上落下灰灰的一层。如果你这个时候开口说话，会发现牙齿缝里也塞进了这种砂粉。父亲注意到马路左侧比较清洁，因为这尘土是随了风由左而右扬起的，这使父亲很自然地作出一个决定：要走到马路左侧去。他要保持一个清爽整洁的形象而不能带着满头尘土赴京与会。这样想着的时候，父亲远远地看见有一辆小车从对面疾驶而来，但是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根据经验他估计会很安全，就毅然改变方向往路左边走，没想到只差一点，被车子刮了一下。他立刻倒下了。汽车发现撞了人，减速犹犹豫豫地行驶了几秒钟之后又加速离去。父亲是被随后赶来的一辆出租汽车送往医院的。我和母亲赶到的时候，父亲正在抢救之中，看不出哪儿有伤，人却不行了。

弥留之际，父亲艰难地瞪着眼睛，抓住我的手，嘴里往外噗噗吐着气说，我知道你想了解那段历史，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那段历史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我们这一代人都为它付出了代价，这个你不懂，你没有必要知道，但是现在看来拦是拦不住的，你终究要知道的，这是命。你去找他们吧，如今只剩下三个了……

这竟成了父亲最后的遗言。

父亲被确定为因公殉职，讣告上了报纸。

渤海油田中心医院的吊唁大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举行父亲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生前不善交际的父亲没怎么交下朋友，行政级别又只是处级，我曾担心追悼会开得过于冷清，没想到来宾络绎不绝，其中既有局里的党政一把手，也有各二级单位及大公司的头面人物，连在深、沪证券市场上市且成绩不菲的大河集团总裁莫瑞利也来了。赫赫有名的企业家莫总莫瑞利送来了一只精美的花圈。告别仪式定于上午九点举行，八点刚过，吊唁大厅前面行道树稀疏的甬路上便泊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吉普车面包车和卡车。卡车上满载着花圈。他们从卡车上搬下一只只花圈，徐徐抬进灵堂。庄严肃穆的灵堂哀乐袅袅，充满对父亲的哀思与怀念。

我想，能有如此哀荣，父亲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追悼会结束，母亲指着正与人交谈的莫瑞利小声对我说，我怎么一看见这个人，就觉得应该是他撞杀了你的父亲。

母亲这几天一直沉浸在无法化解的悲痛之中，加上睡眠严重不足，神志难免有些恍惚，所以对母亲不着边际的话我并不怎么感到意外，就很理解地安慰说：‘妈妈，你不要太难过了吧。”

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参加追悼会的来宾当中除了刚才提及的油田显要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就是出租车司机李大运。

我百思不得其解，出租车司机李大运怎么会结识父亲呢？

对这个叫李大运的人，我虽然说不上认识，但已闻其名。李大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了，普通到如果把他放到一万人当中，你得找一万次才有可能找到他。53岁的出租车司机李大运是全油田第一个主动要求下岗的老职工，东拼西凑买了一辆两厢式红色夏利开起了出租。让他“出名”的是因为他成了油田报纸上一个系列报道的主角儿。李大运从火车站拉了两个到渤海油田购买油毡纸的外地客商，他们在油田基地的长安酒店下了车，当时李大运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会在车上遗落什么东西，直到下一个要打的的客人出现，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身后的座位，才发现多了一只带拉链的包裹，打开后不禁大吃一惊：里面有厚厚几叠五十、一百元一张的钞票，数了数整整有7万元之多。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李大运顾不得再理论眼前的客人，掉头就往长安酒店赶，但查遍了所有登记住宿者也没能找到失主。记起他们上车前曾向他打听过油田有几家油毡纸厂，于是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他所知道的三四家油毡纸厂碰运气，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他把这笔款交到油田出租汽车公司。三天后这笔巨款交到两个快要急疯了的失主手上，他们竟如同娘们儿一般抽抽噎噎地哭号起来，找到李大运，非要拿出1000元作为酬谢不可，被李大运婉言谢绝了。而这时为给妻子治病他已经欠下了近三万元的债务。此事一见报立刻在全油田引起强烈反响，大家都为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位好人而骄傲而自豪，很快掀起一个向李大运学习、推动油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潮，李大运被出租车公司命名为模范出租车司机，许多单位和团体为李大运的妻子捐款捐物。报社后来又组织了跟踪采访报道，在《星期刊》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李大运家庭生活的写真，有的还配发了他与妻子在一起的照片。从发表出来的照片看，他的妻子已经显得很健康，正偎在李大运肩头幸福地微笑。那微笑使人联想到她年轻时必是一个可以被称做“花朵儿”的那类漂亮女人。

因此李大运年轻时必定是很甜蜜很幸福的，我想。

我坐上了李大运的出租车。

“小师傅，你要到哪儿？”他问。

我随便说了一个地方。

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征询地对我晃了晃，我摆摆手，他兀自抽出一支，点燃，吸了一大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