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码（短篇小说）

1

她耽误了整整一上午。也许是心存侥幸，也许是胆小怕事，发现我母亲不在家，刘阿姨并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而是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出门，沿着考棚街独自寻找。她甚至没有停下脚步，问一问临街店铺的伙计，也没理会老樟树下喝茶聊天的街坊，紧张得像是丢了魂。之后又去了周边的街巷，还跑到资江大堤上寻了一圈，连江边废弃的渔船也不放过，但一无所获。她以为我母亲只是出门到哪里逛逛去了，到了吃饭时间就会自己回来，于是她调转肥胖的身体回家，一边准备午饭，一边等我母亲，直到发现事情不妙。

母亲是个药缸子，经常性头痛，神经衰弱，还有心脏病、高血压和胃溃疡，平时都是父亲照顾她。三年前父亲去世，我不放心，让她住到我家去，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母亲不愿意，她恐高，住不了电梯房。去年母亲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年痴呆，这种病不可逆转，会越来越严重。我更不放心了，再次去接她，但她仍不肯离开，说死也要死在老屋里。

我老婆让我随老人意愿，她想住考棚街就住考棚街吧，我们给她请个保姆。我们表面上顺遂了母亲，心里其实有着自己的考量：儿子刚升入重点高中，这三年很关键。我们要上班，母亲住过来，没人看顾，同样需要请保姆。家里一下子多出两个人，肯定影响儿子的学习。

我家住在河的南岸，和母亲隔着资江。

我先后给母亲找过四个保姆，做的时间都不长。第一个是个大嗓门，说话直吼，跟吵架一样，干活也毛手毛脚，做一顿饭厨房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不是掉了勺子，就是摔了碗碟，吓得母亲一愣一愣的。第二个正好相反，一天不说几句话，做什么都悄无声息。有时母亲在卧室午睡，一睁眼猛地看到她在拖地，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半夜里上厕所，忽然发现她坐在客厅里，黑着灯，一个人发呆。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像是多了个幽灵，你赶紧给我换了。第三个倒是正常，做事很勤快，做的饭菜也合口味，但母亲觉得她太年轻了，后来又怀疑她偷了父亲在云南买回来的玉手镯，在屋里指桑骂槐，最后弄得小姑娘哭哭啼啼地走了。

第四个保姆就是刘阿姨了。刘阿姨是个庞然大物，我担心她太胖了，服侍不了母亲，但母亲执意留下她。可这才做了两个多月，她就把我母亲给搞丢了。

2

考棚街是桑城一条破旧的老街，早就有传言说要拆迁了，开发商将在这里盖一片江景楼盘。可过了这么些年，考棚街还是旧模样，只是更加衰败和冷清。街上老住户没多少了，稍有条件的，儿女有出息的，都陆续搬走了，如今住在这里的多是在槟榔厂打工的外地人和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我回到考棚街，刘阿姨耷拉着脑袋，不敢抬眼看我。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委屈地说，早上去南门口菜市场，来回只有个把钟头，回到家就找不到人了。她咧了咧嘴，忽然抽泣起来，身上赘肉涌动。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一直以为，母亲还没有糊涂到必须将她关在家里的地步，我也没有吩咐过保姆出去一定要锁门。现在想来，这是个疏忽。

我抽了一阵烟，不耐烦地说，好了，别哭了，你在家里待着，我再出去找一找，也许要报警。

时间是下午两点，考棚街的午睡时刻，烈日当空，知了在嘶鸣。我走在阒无一人的街道上，脚步匆匆，茫然四顾。走过街头那棵百年老樟树，我来到康爹的便利店，他正坐在门口一个人喝酒。

来来来，陪你康爹喝杯酒。他用筷头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平时我回考棚街，路过便利店时，他总让我陪他喝酒。我喝不了多少酒，主要是陪他聊聊天。

我说，康爹，你看到我妈了吗？他说，没有，我都好几天没看到她了。我说，她不见了，保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她。他说，难怪，上午我看到你家保姆在考棚街跑来跑去，她那么胖，气喘吁吁的，满头大汗。我说，是啊，她也不知道问问人，光顾着自己找。他说，平时没有保姆陪，你妈可是轻易不出门的。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现在她经常犯糊涂，我担心她这一出去，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

康爹不作声了，仰头喝了一杯酒，然后一阵叹息，人老了就是可怕，幸亏你妈还有你。不像我啊，哪一天真死在家里，就是发臭了，让老鼠啃掉了，也没人知道！

康爹总喜欢说这样伤感的话，常常让人猝不及防，一点铺垫也没有。他老伴前几年死了，儿子死得更早，都快三十年了。母亲是最早获悉他儿子死讯的人，当年她在考棚街邮电所当话务员，接到一封从贵州发来的电报，康爹的儿子因公殉职。他儿子那年才二十四岁，刚大学毕业，在地质队工作，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坠落悬崖。

我说，康爹，今天不能陪你了，我要去一趟派出所。康爹这才回过神来，对对对，有困难找警察。放下酒杯，扶着椅子站起来，他又说，我去喊几个老街坊，帮你一起找。

派出所在南门口，考棚街在它的辖区内。是一座两层旧楼，带着小院。刚进门，我就看到走廊上铐着一个人，年轻模样，脸色苍白，一双金鱼眼呆滞地望着窗外。离他不远，两个中年人在抽烟，窃窃私语，表情凝重地瞅着那个被铐的人。往里走，我看到了值班室的牌子，然后轻轻敲了敲门。门是敞开着的，敲门只是出于郑重其事和礼貌。里面的人说，进来。我疾步走了过去。值班的是个面带稚气的警察，姓潘。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来报警，我母亲失踪了。我递给他一包烟，他谢绝了。怎么回事？他打开登记本做笔录，还不时通过电脑查看我母亲的身份信息。我向潘警官描述了母亲的年龄及相貌特征，失踪的细枝末节也都说到了。

潘警官说，她是从考棚街走丢的？我说，是呀，我们家住人和巷。他挠了挠头说，这个有点难，考棚街是棚户区，那破地方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小偷就喜欢往那里面跑，进去了就无影无踪。我说，估计她也不在考棚街了，考棚街的角角落落我们都找遍了，现在还有老街坊在帮着找。他说，会不会上谁家串门去了？我说，我妈平时不喜欢串门，没痴呆时，她连邻居家都不去。

潘警官说，好吧，你先留个电话，我向所长汇报，看能不能通过天网监控平台，查到你母亲的踪迹。

3

离开派出所，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开始我以为警察不会受理，因为母亲走失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看来我是多虑了，潘警官说他们有警必接，并没有立案的时间规定。真是谢天谢地。

我站在太阳下，望着四处的街道和建筑，想着要不要回考棚街看看康爹那边什么情况，或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正迟疑着，一辆摩托车“突突突”冒着黑烟，停在我跟前。骑车的掀开头盔露出笑脸，是张大伟，考棚街的街坊，住月塘巷的刘家大屋。

他说，哥，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妈走丢了，我到派出所来报警。他连忙抬腿下车。我掏出刚才被潘警官谢绝了的那包烟，递给他一根，自己也点上了一根。张大伟说，听说你妈老年痴呆了？我说，是啊，越来越糊涂。他吐着烟，很是感慨地说，要是你爸在，肯定不会出这样的事，保姆哪有你爸上心？

他说得没错，父亲在世时，对母亲百依百顺，就像她的仆人。母亲神经衰弱，晚上不能听到一丁点声音，否则就瞪着眼睛呆坐到天亮。有一年春天，考棚街跑来一群野猫，半夜三更在屋顶上嚎春，叫声瘆人。每到晚上，父亲就拿着竹竿上屋顶，驱赶那些发情的猫，风雨无阻。还有一次，母亲说她老是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父亲把手搭在耳朵边，凝神屏气听了一阵，什么也没听到。我同样没听到什么。父亲以为是幻听，长期失眠的人容易出现这毛病。母亲说，白天黑夜都在响，声音是从石井巷那边传来的。

我们家到石井巷，中间隔着魏家巷和明星池巷，平时红白喜事，放鞭炮都听不到。父亲一脸苦笑，也不跟她争辩，悄悄往石井巷去。真不是母亲幻听，有人将房子租给了一个贩鱼的，他们给鱼箱装了一个供氧泵，声音正是那供氧泵发出来的。父亲帮贩鱼的另租了一处房子，在花灯街，离南门口菜市场近不少，房租贵了八十元。父亲掏钱给贩鱼的补了差价。

父亲对母亲的好，考棚街人看在眼里。他们说，哪见过这么用情的男人，他是前世欠了她的债。也有人说男人不该这样惯着女人。

说心里话，我一直以为母亲会走在父亲前面。父亲身体硬朗，壮实得像条牛，六十大几的人了，走路脚底生风，胳膊上还隆着一块块肌肉。谁知道先走的是我爸。

张大伟说，你妈会不会去九鹤山看你爸了？

我心里一亮。九鹤山是桑城的一处公墓，父亲就葬在那里。父亲刚去世那会，母亲夜里经常梦到他。每次她都给我打电话，让我陪她去看父亲。去一次她哭一次，一边哭，一边给父亲点香烛、烧钱纸，嘴里念念有词，老头子啊，你在那边饿了冷了，缺钱花了，只管托梦给我，我跟儿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帖帖。

我对张大伟说，麻烦你载我去九鹤山。

张大伟以前在床单厂上班，下岗后跑单摩。他父亲动过手术，切掉了半边胃，骨瘦如柴，差不多是个废人。家里还有个老奶奶，早年也在考棚街邮电所工作，和我母亲一样是话务员，后来去了煤店，一直到退休。他奶奶到底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楚，反正老得不像样了，十多年前就瘫痪在床，一直不肯死。

九鹤山在桑城东郊，出了东门外，过三台塔，沿资江大堤走六七里地，就可以看到这座临江的山峰了。山上一排排墓碑，坐北朝南，与山下的资江遥遥相对。通往墓地的路，山陡，树密，风大。母亲不在这里。父亲的墓碑前，还摆放着我上次来供奉的苹果，早已蔫了。

4

两人默默下山，张大伟忽然从路边的一个墓碑前，拾起了一枝花。一枝白菊花。我大吃一惊，他这是干什么，公墓里的花，怎么可以随便拿？见我在一旁发愣，他晃了晃手上的花说，哥，你知道我奶奶为什么不肯死吗？她说她要等我小姑回来。

张大伟的小姑叫张惠兰，是个疯子。不清楚她到底是怎么疯的，反正在我没出生之前她就疯了。在我的记忆里，张惠兰长得很漂亮，圆脸庞，大眼睛，一口糯白细牙，白得耀眼。她不像其他疯子蓬头垢面，衣服虽然破旧，但干干净净。只是行为乖张，时而哭闹，时而傻笑;不哭不笑时，她就低着头自顾自地在考棚街游荡，嘴里整天念念叨叨，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张惠兰喜欢在发髻边别着一朵白菊花。开始大家还在感叹，别看她是个疯子，还这么爱美。慢慢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她每天一大早就匆匆赶往九鹤山，回来时头上便戴上了一朵新鲜的花。

要死啊，这个疯子，她怎么能戴死人的花呢？

怎么得了，这个疯子，她会把晦气带到考棚街来的！

考棚街人忽然变得惴惴不安，纷纷用世上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那些好心的人，平时看到她都叠叠叹气，经常给她食物和水，现在见到她就像见了瘟神，远远地绕道而行。恐慌情绪在考棚街蔓延，孩子们也受到了影响，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开始不停追逐疯子，扯她头上的花。每每这时，疯子便“哗哗”大叫，朝孩子们“噗噗”地吐口水。孩子们则拿碎石、砖头回击，疯子经常被砸得鼻青脸肿。

我也往她身上扔过石头，当时才七八岁。记得有一天，我背着书包回家，刚进院子，就看到母亲坐在天井里发呆，一脸铁青。我低着头往家里走，母亲忽然“噌”地站起来，操起扫把，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母亲心善，是个温性子，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你怎么可以欺侮一个疯子啊！打完我，她又号啕大哭。

我最后一次看到张惠兰，是在上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一辆大篷车开进了考棚街，是个外地来的马戏团。他们在老樟树下搭起帐篷，架着大喇叭，音乐放得震天响。考棚街人蜂拥而至。小狗钻火圈、山羊走钢丝、猴子做算术……节目一个接一个，我们大呼小叫，乐不可支。最后一个出场的是魔术师，他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神气十足。舞台上摆着一个大木箱，上面盖着一块黑绒布。魔术师说，这个节目需要一个助手，有人愿意上来吗？我们高声问，是大变活人吗？魔术师笑了，予以肯定，正是大变活人。

正在这时，有人抢先一步，站到了舞台中央。大家一看，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天啊，是张惠兰！灯光下，疯子张惠兰头上别着一朵白菊花，满面羞涩，楚楚动人。片刻鸦雀无声之后，忽然爆发一阵疯狂大笑。我们伸长脖子等待这个魔术失败，等待魔术师当众出丑。魔术师始终保持微笑，似乎胸有成竹，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牵着张惠兰，绅士一样把她送进了大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