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文学的爱，存在于野草和荆棘之中

阎连科一直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在自己的作品中建立起一个叫“耙耧山”的文学世界。

他像老家的黄土地一样，厚重、深刻，以《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受活》《年月日》等一系列小说，赢得了评论界的肯定与重视。

评论家吴俊指出，中国现代的乡土小说自鲁迅以后，基本上缺乏两个东西，一个是普世的人间关怀，另一个是对现实的超越性，这都是因为受到了地域思维的制约。普世的人间关怀和对现实的超越性或者说是内心超越的欲求，在鲁迅以后的乡土小说中几乎是失传的，阎连科在这两点上衔接起了鲁迅的传统。

王鸿生对阎连科的乡村中国书写姿态非常推崇，作者在受欺凌与受侮辱的人们面前是卑怯而羞愧的，这使他在城市里的小说创作带上了某种赎罪的性质，从而避开了“代农民立言”的种种写作陷阱;把乡村生活中固有的人类性因素释放出来，把存在性思考和乡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打通，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评论家王尧、林建法认为，阎连科在有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后，他已经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阎连科以自己的语言、结构书写了独特的“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而“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又时常是重叠在一起而成为“本土中国”。《受活》让我们对“革命”“政治”进行重新思考。我们以前过多地把政治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忽视了政治是如何建立一种生活理想、组织一个生活世界的。《受活》恰恰在被忽视的层面上展开了作家的想象，叙述了“本土中国”的景观。

而评论家李陀说，阎连科的写作一直保持着对农民处境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坚持作家的批判立场，坚持表达受苦人的困境，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当代已经不多了。

阎连科生于农村，河南是他的老家。虽然身在北京，可阎连科说，北京和他的关联就是几间房子，在家门口买买菜，和几个朋友吃吃饭;而故乡河南，才是他的家乡，亲人都在那里，家乡经历的历史和那块黄土地上的遭遇，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和冲击。

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在艺术中卸去社会与时代的重负，阎连科却把别人主动放下的、被迫丢弃的，也背负在自己的身上。“爱存在于一片野草和荆棘之中，每个想要接近的人，在经过野草和荆棘时都注定要受到伤害。”阎连科表示将坚持这样的文学观念，继续以批判、以疼痛来表达他对中国广袤的土地以及农民的爱。

黄土地里的作家

和莫言、贾平凹的人生经历相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的一个偏穷小镇——田湖镇。

阎连科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上小学的阎连科，从大姐的床上枕头边，读到了当时的流行小说《艳阳天》《青春之歌》《烈火金刚》，还读到了破旧不全的《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

书读得多，成绩也好。当阎连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学校突然取消了升学考试，改背毛主席语录了。家里孩子多，阎连科经常吃不饱饭。小时候他对权力的认识就是村长的女儿能够每天拿着白馍在门口树荫下啃，他只能在家门口蹲着喝碗面汤。因为饥饿，他当时的人生理想就是当村长。

读高中时，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他读书了，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在新乡水泥厂打工的叔叔，把他也带去。那个时候，当泥瓦匠的阎连科一天要推许多车沙土、石料，还要学会搅拌、砌墙盖瓦。

“如果不是后来参军，我应该是农村的泥瓦工，现在可能是个包工头，能够赚许多钱，可以在老家盖楼房，然后在城里买户口。当年高中同学和我一起当兵的有五六个，过得非常辛苦。每个人都有两三个孩子，都做了爷爷，也都盖了两层的楼房。都非常苍老，但我们无法理解人家的幸福。他们是在村庄里过得很好的人，儿女成群儿孙满堂了。”阎连科回忆说。

在这期间，天天从事繁重劳动的阎连科看到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因为这篇小说，张抗抗从北大荒农场调到了哈尔滨，从下乡知识青年变成了作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这让他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我白天从事艰苦的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我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神奇。”阎连科回忆说，以往一到晚上8点钟，母亲就熄了灯，怕费油。那时候，家里对他最大的支持，就是让他点灯写作到深夜。

1977年年底，为逃离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阎连科报名参军，他终于可以吃饱饭了。到了新兵连，连长见他字写得不错，就让他去编黑板报。部队教导员是个文学青年，爱写古体诗，看到阎连科在黑板报上写的顺口溜诗歌，把他叫去聊天，看了他写的小说后，把阎连科调到营里当通讯员。

1979年，阎连科的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发表，他成了团里闻名遐迩的“秀才”。这让阎连科觉得，写作同样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能够当上干部，他就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留在部队了。

阎连科命不好。当他符合提干条件的时候，对越战争结束，提干的名额全部让给了从越南前线回来的士兵;等到下一轮的时候，上级下发文件说要重视文化，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得通过考军事院校提干。

“普通士兵考军校有个限制，年龄不能超过20岁。”当时阎连科已经24岁了。正当他万念俱灰准备复员回农村种地时，已经上了火车的阎连科被团长叫下车厢，因为他此前写的一个独幕剧在全军战士文艺汇演比赛中拿了第一名，上级给武汉军区分了二十多个提干指标，阎连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

阎连科提干以后，上调到了师部当图书管理员。心满意足的小干部，找了个城里户口的随军媳妇，阎连科以为自己的日子可以安稳了。按照他当时的规划，他应该一心一意往军官路上爬。但不久，他的梦想就被现实击碎了。

“我当时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究竟当一个拿笔的作家还是当一个带枪的高级军官，我还是有些摇摆不定。后来不久我碰到一个比我行政级别高三级的干部，他只比我大两岁，我当时很自悲，后来发现他是司令员家的孩子。”

这事让阎连科彻底放弃了将军的梦想，一心一意走文学之路。1989年，凭着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阎连科成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同批学员中的莫言红得发紫，更加刺激了他的成名欲望。

“那段时间我是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写得非常多，发表也很顺利。”在军艺的几年，阎连科终于在创作上找到了自己，从一个军旅作家转变为文坛所知晓的作家。

因为文学，阎连科留在部队，在河南、湖北、山东等地转来转去，最后落户北京。也因为文学，阎连科最后脱下军装，离开部队。

因为长篇小说《受活》，他接受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一次专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他从军队转业。

此前三年里，因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的福利好，能够在市区分给他一套房子，还能够给他专车，阎连科曾反复打转业报告，但上级以“爱惜人才”为名一直挽留，就是不批准他调离。

“而因为接受了凤凰卫视采访，因为一个领导的不高兴，一个电话我就可以调到北京市作协，离开呆了30年的部队，这让我有巨大的荒诞感。就像卡夫卡小说一样，一夜之间也许我就能够成为甲虫。”阎连科说。

像鲁迅那样直面现实

阎连科一再提及《风雅颂》是他个人的精神自传。“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但精神内核和人生体验是我自己的。”

阎连科写《风雅颂》的念头缘于一次回老家时，从朋友那里听说的一件事：一所高校的女副教授，因为学校名额限制，原本符合条件的她连续几年没有评上正教授。到了第三年，她的申报材料又送上去了，听说和自己专业相近的校长夫人也要参评，因担心名额被抢走，她闯进校长的办公室，当众给校长跪下了，祈求校长给自己机会。

这个故事的结尾阎连科并不知晓。但几年里，这个事情一直在他脑海里盘绕，后来有一天阎连科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会议没开多久，有几位教授就在会场上低头查看信封里的车马费。会议结束次日，阎连科又听说一位在会场上数钱的教授当夜去找“小姐”时，一边抚摸着小姐，一边又非常认真地教育人家从良读书。两个故事重叠以后，成为《风雅颂》的最初来源。

“那个下跪的副教授让我想到我自己，我在那个环境里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知识分子软弱无奈的时候，他最大的力量就是下跪、求饶、求人。这些异化的经历和情节，确实来自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和所有农村走进城市的作家一样，从底层慢慢往上爬的阎连科，知道权力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是多么重要。在北京的马路上开车，阎连科总是非常担心会在路口遭遇到警察，或者是遇见高干子弟们开着名贵车辆飙车。

小时候，阎连科就有了要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就有了成为一个城里人讨个漂亮的城市姑娘做老婆的念头。这个梦想虽然实现了，他已进城多年，可他有的时候在梦里还为自己回家种地后怕。

身为知名的作家，阎连科连给乡村亲戚孩子们在北京找工作的能力都没有，在亲人期盼的眼光面前，他经常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常常觉得我的人生是如此没有意义;几十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

作为作家，阎连科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你的户口、妻子、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但你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风雅颂》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

五十知天命。“我最后悔的是《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没有写到最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秩序和权力面前弯腰低头。”

“《丁庄梦》太温和，没有完全表达出那种真实的惨烈和震撼，还有我在艺术上‘没有边界的想象’，早知也是这样的结局，我为什么当时不放开来写呢？为什么不完全放开自己的想象呢？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今天开始，我要像鲁迅那样，做个直面现实决不妥协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还怕什么呢？”

《风雅颂》是我的精神自传

张英：怎么看待《风雅颂》引发的争论？比如说你利用北京大学的名气和价值来为小说做商业宣传。

阎连科：为什么高校以外的人不可以写高校呢？就像我没有参加过战争，我可不可以写战争？我没有当过工人，我可不可以写工人题材？

清燕大学是我想象中的大学，这是第一。第二是我相信在今天，没有一块高校净土。

那些批评家的反应非常荒诞，看到树就像我们学校的树，泉水就像我们学校的泉水，门楼就像我们学校的门楼，我感到太过激烈了。这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反应，也不是研究文学的人应有的反应。从这件事情上看，他们的文学修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值得尊敬。从文本上来分析批判我都是可以理解的，说我诋毁北大，我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非常失望。

《风雅颂》不能用真实不真实去谈。如果用真实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阎连科扭曲了真实，扭曲了学校，作为一个批评家不应该这样去讲。读者可以讲，甚至学生也可以讲。

张英：你不愿意把这本书看成是用现实文学手法完成的作品。

阎连科：这本书本身就不是。阎连科不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这个故事本身不是现实的。

评论家对你的小说产生疑义，在他的立场上我都可以接受。小说一旦出版，各种各样的批评都可以理解。但有一点，我不希望用真实来批评我的作品。

他有这样的权利，读者也可以有这样的思考。这部小说它是荒诞的，这所大学是阎连科心目中的大学。我“耙耧山”的乡村作品，也有很多人说不真实。

如果找事实依据，高校的龌龊远远超过想象，高校的黑暗超出有些批评家的想象。有些学校，招学生要送礼，几万、十万不等，有些艺术专业的考试，每年如此，通过吃饭、送礼的不少。我写得远远不够，没有委屈了大学。

这部小说，我追求的是我内心的真实，我眼中的真实，我灵魂中的真实。我不干预任何人的批评，批评者对于阎连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不应该也不能干预。

相继发生的几件事情，加之我个人的经历，我发现我很多地方缺少气节，后退得太多。如果说在写作上有什么后悔，最后悔的是没有写到我最理想的状态。我是个无能的人，在生活里，面对许多东西，自己也是有几分弯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