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弱是朵光》评论小集

城市书写的光与尘

——关于奚榜的《家弱是朵光》

广东/洪艳

我们要体味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从作家对于城市的书写中一定能找到其中答案之一。

城市作为当代文学一个体量巨大的关键词，以它为生长点产生了全新的文学表达方式、文学思维与文学结构。奚榜的《家弱是朵光》以城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底，讲述廖家三儿女不同的人生状态。这是一部“关上门”讲故事的小说。人物间的爱恨纠葛里有原生家庭的创伤、人性内在的善恶摩擦，进而还有一种市井家庭弥散出来的“荒诞”与无奈的感伤。《家弱是朵光》用看似冷静实则充满悲悯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带着一种寻找和体味生命本来面目的可能性。

《家弱是朵光》以一种类似于新写实主义的方式，写了睡觉、上学、上班、广场舞、离婚、网吧、取钱、家宴、生病、丧仪、投毒、打架等一系列细碎的日常生活。看起来这样的文本叙事是小门小户的鸡零狗碎，但这样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的珠贝之壳呢？如果说廖家三姐弟迥异性格的形成，源于母亲“好面子”的人格缺陷的框定;他们在成长中表现出的对于家庭的反叛和归顺，消解了所谓的“家庭伦理在传统文化上的认知。母亲在她婆婆和小姑子去世后掌握了当家的主动权，但终生却只依据他人的眼光来判断自己活着的状态。奚榜揭示的是人逃不出“镜中之像”来产生自我认同感这样的现代性特质，而使得《家弱是朵光》生出了有别于其他城市文学书写的个体化。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肇起的城市书写发展到今天，已呈现发展趋势上的多元化;但如何能借小市民的生活建立起文学的深刻内涵来，又确实是当今城市书写值得探问的深处。

奚榜在《家弱是朵光》中以底层书写为突破口。如果说“底层”特指的是城市中那些不但失去了经济地位，而且失去了话语权以及一切有形和无形资本的人群，那么小说中的任何一个故事行动元，都是在都市尘嚣下努力生活的底层人。被冠以“家弱”之名的廖春歌，无疑是一直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姿态活着的典型。她以“女儿身”生于城市平民家庭，受尽了母亲的凌辱打骂，学业无成干着男人都嫌弃的工作，家贫只得把独生儿子过继给富裕的小叔子，性格柔弱放弃了遗产继承权……哪怕“家霸”廖春城也是以这样的姿态活着：以优异成绩逃离原生家庭，离婚独自抚养儿子，跟母亲借钱补贴择校赞助费，被诬陷投毒给弟弟……可是她们在与生活的艰难博弈中始终都没有活出英雄的荣光，小说也并非结束于“大团圆”的俗世欢喜中，而是母亲在暗处捂着孙子想想目睹二女儿春歌护弟弟春天被打得头破血流，“庆幸自己没窜出去暴露身份，没让昌城人看她的笑话”。这经历了生活跌宕起伏的母亲，仍未改那“好面子”的秉性。奚榜的写作手法有一种阅历沧桑之后的波澜不惊。她或许想要在日常的细碎中探求生命的本相是倔强地活着，至于如何才是对的方式，奚榜未加明示，只是呈现“活着”及其潜藏的生命思考。

奚榜写的故事不是历史长河中老套的故事，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细碎、细腻中贴合时代变化，落影在小人物身上的光与尘。《家弱是朵光》读来，因娓娓道来的细致而有种极强的代入感，不经意间就能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共振，思其所思，叹其所叹，哀其所哀。的确，城市书写发展到今天，依然会伴随新的形势吸纳更为复杂的人群结构和特性，而城市的多元化又引导出作家更多元的写作探索。但如何使得作品不被同质化的表象世界遮蔽，产生出深邃的内涵，对作家而言也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奚榜的《家弱是朵光》，以“朵”为量词，写实了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既有在生活暴虐中俯首称臣的隐忍，又有在生活的深渊里散发出或许能绽放成花、升腾成云的生命之光期翼。

日常伪装下的巴洛克悲苦剧

上海/刘天宇

初读小说开篇，读者们很容易被标题欺骗，误以为《家弱是朵光》这篇小说是在讲述一个“家弱”廖春歌保持善良、最终好人有好报的故事。事实上，作家奚榜对于情节的处理远远超过了如上所述的庸常展开，她将发生在廖家人身上的诸多苦难与冲突包装在老少咸宜的家庭琐事中，进而将一系列异常的情感关系伪装成我们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早已司空见惯的日常叙事。直到最后廖春歌在路灯下举起砖头的那一刻，我们方才察觉到读过的一切都是作者准备好的悲苦剧，造型清晰而声色夸张。

将《家弱是朵光》喻作巴洛克时期的悲苦剧，实际上有两层原因。其一是出场人物在表达上的激迫张力，如廖春歌在提及母亲时说“把我杀了炖给妈妈吃”，又如她对待自己的儿子时说“咱俩炖了给他吃”。这种“吃人”式的表述方式在直觉上就是反常的，而且也绝非常见的文学修辞。与其说是小说语言，不如将这些表达视为戏剧中的激荡台词，满溢着虚饰的夸张，在整体的日常叙事框架中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才为作者的叙事提供了动力保障，鼓动着廖春歌的软弱形象不断膨胀，同时也使读者在通读全文之前保持有沙砾状的异样感，成为整场巴洛克悲苦剧的冰山一角。再者，人物的内心情感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夸张。小说的主线沿着下毒、死亡与离婚三个核心事件展开，每一个事件都折射出这个家庭中个体情绪的异常。少年廖想想对父亲廖春天的怨恨已经达到了想要将其毒死的地步，廖春天为争夺遗产对母亲和姐姐百般排挤，廖春歌对于丈夫的出轨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冷静与妥协。大女儿廖春城对于母亲的质问或许可以成为对廖家整体氛围的生动描述，即“有点变态”。作为必要的矛盾冲突，上述情节牢牢支撑起了悲苦剧的骨骼，逐渐积蓄直到在结尾破日常的外表而出。

上述的巴洛克风格只是本篇小说的表象，在文本之下，我们还需要追问这些表象形成的根源。问题再次回到小说标题的“误导”，作者看似在“没用的好人”廖春歌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暗中为我们指出了悲苦剧诞生的“罪魁祸首”——母亲曾学先。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在结尾，廖春歌拿起了砖头来保护自己的弟弟，仿佛迎来了人物的某种“高光时刻”。但是小说的镜头最后却被引向了曾学先，以一句“她庆幸自己没窜出去暴露身份，没让昌城人看她的笑话”结尾。曾学先的态度消解了廖春歌“好人有好报”的神话，这个母亲终究是只关心自己，一切戏剧性的矛盾都不过是因她自我满足的愿望而起。除此之外，在小说第四节中，作者借廖春歌之口提出过母亲对儿女的“诅咒”。曾学先对自己的儿女感到不满以至谩骂，无一不实现为儿女们的不幸生活，也就是种种“表象”。这样一种父母对儿女形成压力的结构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从张爱玲的《金锁记》到为中国影视史贡献了“苏大强”这一经典形象的《都挺好》，原生家庭通过代际施压始终是波涛汹涌的议题。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曾学先的身上时，我们又会发现曾学先的“恶”也并非是先验的。她在年轻时曾因为生育问题而被自己的婆婆和小姑子欺压，这种记忆直到两人早已作古之后还萦绕在她的心头，被她屡屡控诉于廖春歌。这种经验显然早已变成曾学先的精神创伤，并且被强加给了曾学先的儿女。基于曾学先与《金锁记》曹七巧的相似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奚榜的小说《家弱是朵光》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出“现世金锁记”。

泥沼中会有光吗？

法国/黎希澈

《生活大爆炸》第一季第十九集，谢耳朵为了帮助室友圆谎，以严谨的逻辑凭空设计出一个不存在的表弟——利奥普酗酒、吸毒，因为拒绝回到戒毒所而“耽误”他们前去观摩佩妮音乐剧表演的行程。剧中最有趣的部分毫无疑问是书呆子们将科学的严谨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时刻，谢耳朵与他请来的临时演员针对造成利奥普吸毒问题的原因展开激烈探讨：谢耳朵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利奥普具有典型的middle child syndrome，即家中次子或次女普遍存在的，因缺乏像其他兄弟姐妹那样得到父母重视而通过具有毁灭性的行为博取关注的心理问题（这一心理问题的物理依据为血液中复合胺含量不足导致的遗传体质倾向）。利奥普酗酒和吸毒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家人的关注和父母的愧疚，他需要通过家人施加于自己身上的过剩的爱来弥补童年缺乏关注的成长遗憾。

临时演员则持反对态度，同为科学家的他认为middle child syndrome和遗传体质并没有得到通过双盲测试的科学结论作为可靠依据，于是他为人物酗酒与吸毒的心理问题构思了更合理的心理原因：常年出海漂泊在外的成长环境使他与稳定的大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而酒精和毒品弥合了他与世界之间的巨大精神罅隙，填补了他作为孤独个体的永恒虚无，使他得以暂时遗忘他是一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显然谢耳朵和临时演员对于同一症状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然而不论他们的认知多么相左，我们都可以意识到middle child syndrome的确是普世问题，无论在虚构的利奥普或是在《家弱是朵光》中次女春歌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危及一个人对生活的定义。

春歌不同于企图通过自我毁灭的吸毒行为来博取关注的利奥普，她的存在是温和的、无害的，甚至是隐形的。她的价值是微弱的、晦暗的、不被珍视的。她是母亲的出气筒，她是衬托大姐的丑小鸭，她是家中聚餐的主厨，她是最没有嫌疑却还是要“主动”牺牲自己成全凶手的替罪羊，她是瘫痪母亲的免费护工，她是被丈夫嫌弃的丑陋累赘。这样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在故事结局的唯一一次情绪爆发依然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维护表面嚣张跋扈，实则窝囊的弟弟不要性命一般与几个流氓打架。

然而春歌这样隐忍半生，没有自我，一心只为他人燃烧生命的无私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吗？她的存在是合理的吗？她一切行为的心理动机又是什么？

春歌的家庭破碎、扭曲，是畸形的无爱家庭，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偶合家庭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过着独立、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成员处于隔离状态。相比卡拉马佐夫兄弟，春歌的家庭只会更加不幸，一家人共同生活几十年，家庭成员心里却只有各自的利益：一无所长的弟弟耽于盘算自己的遗产份额，抛弃义务与权利的姐姐只想远离尘嚣过城市的生活，本可以为春歌争取一份合理遗产的母亲最终还是不作为。血缘与亲情被冷酷与自私的人类本性消磨殆尽。

春歌的存在似乎是这个无爱家庭的缓冲区，她在专横跋扈的母亲刻意制造的姐弟冲突的夹缝中随时准备缓和紧张氛围。春歌是母亲强烈权力欲望的牺牲品，母亲对家人的爱中包含着对他们行使权力的掌控欲，这种欲望因为姐姐的远走高飞和弟弟的放浪形骸而始终无法得到满足，于是母亲对他们的爱转化为规避和谐，刻意制造家庭冲突的吊诡行为，转换为施加到春歌身上的恨。在母亲的打骂和对待旧社会女佣一般恶毒态度的衬托下，春歌仿佛精神上的灰姑娘，然而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仙女教母来拯救中国农村的春歌。

虽然小说的题目是正向的，光自然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联想，然而春歌被众人踩在泥沼中的命运又怎么会有一个乐观的结局？

造成春歌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这一个体真正抗争过，她的生命价值永远依附在他人身上，母亲、弟弟、丈夫、儿子，家庭成员几乎像一块永远无法推上山顶的巨石，无数次滚落下山，最终只能压在春歌的胸口，而春歌的选择永远只有逆来顺受。那么当家人们一个个离她而去，她的生命价值又将体现在哪里？

春歌的生命注定只能处于永恒的贬损和向下的动势中。“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而春歌不过是一束朝生暮死、蜉蝣般微弱的光芒，她只能照亮别人。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吉林/张翠云

泰戈尔有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奚榜的中篇小说《家弱是朵光》所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小说文本以昌城一个普通家庭里母亲与三个孩子纷乱纠葛的人物故事，构建了一个家庭代际创伤的微观世界。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特殊”事件。曾学先十来岁时没了父亲，丈夫廖云贵也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童年时父爱的缺失，无疑对他们成年后的婚姻、教养子女、自我情绪管理等方面造成了很多重大的影响。正是由此，我们看见了廖家的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孩子：家霸廖春城、家弱廖春歌、家渣廖春天。小说以家霸廖春城意外归家借钱拉开序幕，以家渣廖春天“中毒案”为辐射源，以家弱廖春歌为救弟弟“恶魔附体”的人设反转结束，让读者在五味杂陈却又意外沉重的回味中陷入对家庭代际创伤的思考。

家霸春城一岁多时曾被迫与母亲分开，七岁才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早期的母婴的长期分离，对春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春城对母爱的戒断是绝望性质的，让她从小就拒绝亲情。成年后春城独立坚强却也冷漠薄凉。她像一只漂泊在外的孤舟，与家人疏离到离婚多年却只字不提。她是唯一知道创伤心理理论的人，但她没有勇气疗愈自己和家人，只选择了远远地逃避。

家渣春天是在母亲热烈的期盼下出生的。他的到来让缺乏存在感的曾学先在婆婆和小姑面前有了底气，婆婆的溺爱是曾学先不敢忤逆的，当然溺爱也是她心里承认的教养方式。所以家渣春天成年后一事无成，酗酒无度，混沌度日。他和父母耍起无赖：占了母亲的房子还要在父亲死后，争夺瘫痪母亲的遗产。他将代际伤害无意识地传递给了儿子廖想想，才导致廖想想投毒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