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位理想主义者的人生跋涉

“历史的过程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泯灭。它把世界缤纷地填满，随即再抹去，留下的片片空白，往往使我们迷失于记忆的真空中。”冯骥才如是说。

冯骥才用“驾了四辆车”来形容自己，因为他同时在做四件事。

一是文学创作。冯骥才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的《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市井人物》等佳作曾轰动一时，后因工作繁忙，暂停创作。重新写小说后，他的《俗世奇人》又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二是绘画。冯骥才七岁学画，师从严六符、惠孝同等名家，他曾在天津书画社当过专业画家，还在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过中国画和美术史。他说：“我初学绘画，所学是宋人传统，最长于临摹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以及郭熙……在我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我的画中没有多少文人的气质。但九十年代末，当我从文学创作中腾出一只手重新拿起画笔时，所追求的竟是文人的心中之画了。”

三是文化遗产保护。冯骥才率先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并较早提出“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概念。他多年来持续参与对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古城区的历史资料留存、中国古村落的保护等，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史上最重要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路人”。为了文化遗产保护，冯骥才一度放下了小说写作，他说：“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就在眼前站着，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己。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重要得多。”

四是教育。2001年，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文化遗产抢救的学术支撑与人才基地。冯骥才将教育科研与文化遗产抢救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大批学术研讨成果，如论文集《鉴别草根》《田野的经验》《教育的灵魂》等。他提出：“人文精神是人类创造的另一个太阳——照亮自己和照亮未来。我们需要通过教育，让人文精神的光辉继续照耀我们前进。”

1994年，冯骥才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天津老城要被拆迁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在通过媒体呼喊的同时，他利用自己卖画筹来的几十万元当经费，组织文化、历史、建筑、考古等方面的学者，赶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之前，对天津老城进行了系统拍摄，最后结集出版了画册《天津老房子》等4卷，将老城完整地留在了照片里。

“画册出版以后，我把画册送给了天津当时的领导，从天津的市委书记、市长开始，一直到每个区县的官员，在每卷画册的前面，我都亲笔写上了一句话：‘XX书记，这是你心爱的天津。’”冯骥才对我回忆说。

但他美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天津老城的大规模建设还是开始了，旧城改造更被视为重中之重，一些老街道将被拆迁。其中有六百年历史的估衣街也是被拆迁对象。“估衣街云集着近百家老字号的店铺，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街本身亦是文物保护单位，是天津历史文化的象征。”

在冯骥才的号召下，不愿意搬走的估衣街原居民和商家开始了行动，他们在街上贴出：“社情民意不可欺，保留估衣街！”等标语。在那年的政协会议上，冯骥才做了“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得到了一批北京学者、作家的支持。这让开发商和天津方面感受到了压力，政协会议结束后，他被当时分管估衣街开发的副市长请去开了会，副市长提出了“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的方案”，说开发商愿意减少6000万元利润，进行保护性开发，准备把估衣街上最重要的六处建筑保留下来。

冯骥才当时很高兴：“这次政府提出了一个新词：保护性开发。保护放在了第一位，我支持政府保护性开发的观点。”当时，他正在编写《抢救老街》一书。他高兴地把估衣街保留下来的消息写进了书里。

没想到，冯骥才去巴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开发商趁机拆了百年老店谦祥益以外的老建筑。他当时还不信，会议一结束，马上赶回了天津，结果发现，那条街已经没有了。

“当时，现场一片狼藉，好像刚打完仗一样。我站在那里，只能默默地流泪。”这个现实让温和的冯骥才变成了一个斗士。

在冯骥才直接上书中央领导，最终，开发商在强大的压力下，原貌重建了估衣街。如今，这条老街和天津古文化街一起，成为了天津的文化地标。

这次经历让冯骥才走出了书斋，将视野放大到全国，开始了对民间文化的紧急抢救。他从一名作家，变成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保护专家。

自此，冯骥才全身心投入到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中，他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对现代社会进程中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龙头项目，由冯骥才主持的历时多年的对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全国木版年画的普查、抢救和科学整理的工作，也画上了圆满句号。22卷大型图文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14卷本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全部出版完毕了。

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将中国56个民族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地毯式”的登记、拍照、录像，出版了2000多个民俗县集本，120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以及中国民俗民间艺术分布地图册，并向联合国推荐了一批文化遗产名单，命名了一批文化艺术之乡。

民间文化从整体上区分为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三个部分。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目前在国内，无论是生存环境还是研究环境都非常恶劣。

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冯骥才打了个比方：“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那么民间文化就是母亲的文化，它是母体，是民族的根。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传统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是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了出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精英文化，另一方面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由于种种原因，民间文化并没有处在与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它们大多凭借口传心授，以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时至今日，我们对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了解，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也没有建成国家档案库。

冯骥才认为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当前正经历着工业化的转变，原有的传统文化在失散中;二是在目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中，一些国人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尽管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社会大氛围对民间文化有所轻视。三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文化保护法》。精美的皇宫建筑属于保护范围，而民居则不在保护之列。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坐在书斋里的冯骥才心急如焚，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到了现实世界里，为文化保护而奔走呼喊。从城市的建筑到乡间的民俗，从天津到全国，从中国到国外，冯骥才关注的视野越来越宽广。

“如果我们在中华大地上跑一跑，就会看到我们的文化多么缤纷与迷人，人民多么智慧，多么心灵手巧，多么富于才华;同时也会看到它们正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受到的是漠视的待遇，眼看就要曲终人散，人亡艺绝了。每一分钟，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在死去，失却得无声无息。在历史上，我们对庞大、灿烂的民间文化缺乏整理，家底不清。现在我们有责任对迅速消失的民间文化进行抢救，把它整理出来，建立起民间的《四库全书》。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一刻也不能等，这是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我们文化工作者应当明确一个问题，不要以为我们是文化的救世主，我们只是文化遗产的责任人。因为任何一代文化人，都有责任把先辈创造的文化精华保护好，交给下一代。这些文化一旦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

冯骥才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顶礼膜拜，应对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有自豪感和光荣感。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封闭起来，但也不能因此丢掉自己的文化。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强化我们的文化主体，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我想，这才是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意义所在，我们把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才能松一口气地说，我们把五千年先人创造的文化全部拥进怀中了。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后人恐怕连其中的一半也不可能再见到了。”

在冯骥才内心中，理想主义的火焰一直燃烧着。

冯骥才还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他这几年连续出版的非虚构力作《炼狱·天堂》《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涡里》等，为后人理解今天，留下了一份厚重的证言。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从书房到田野，从古村、古镇、古城到山川、大地，冯骥才的生命是如此充实，甚至有些繁忙，回望过去，他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曾经恶狠狠地破坏文化

现在乐呵呵地破坏文化

张英：先从你的非虚构创作《漩涡里》说起吧。

冯骥才：这是写我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多年的一本书，副标题是“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写我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个过程，包括怎么思考的、遇到了什么问题等等。为什么一个作家要放下自己的写作去做文化遗产保护？我要把这些原因和这些年的经历写清楚。

我是一个从横向跨时代跨专业的人，又是搞文学，又是画画，又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文化遗产抢救经过了三个阶段：城市文化、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保护。

我是一个经历了不同时代的人，是个和时代共命运的人，和共和国共命运的人。我这一代人，注定关切时代，关切民族，关切社会。如果没有这些，我不会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几十年。

这四本书带有一点自传的性质，特别是这个系列的书名：《冰河》《凌汛》《激流》《漩涡》，记述了我人生长河里四个不同的时间段。雨果、托尔斯泰……很多作家都用小说记录过他们的历史。我们经历着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几亿人在其中翻滚。为什么我们没有记录？我要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因为我是一个亲历者，我想从一个知识分子个案的角度来记录历史，思考我们的生活，认识我们的时代，然后去勇敢面对我们的未来。

我把我作为一个个案来写，我自己是我的真实素材，我不愿意欺骗。一个作家如果写虚假的作品，哪怕写一句话欺骗你的读者，历史将来都会瞧不起你。

对我来说，非虚构不是一个新词。如果把非虚构文学划为一大类的话，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口述文学，都属于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文学。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时候，就有人把它归为纪实文学，但我认为《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属于纪实文学，它属于口述史写作、属于口述文学。

《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大量的故事，是不可想象的，生活本身超过了艺术家的想象。如果你采用口述史的方式，就必须遵循口述史的原则。真实是至高无上的，事实胜于任何虚构。那时候你就会在你笔下感受到非虚构的力量，非虚构的力量就是生活的力量。

张英：放下文学创作多年，离开书房去搞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工作，后悔过吗？

冯骥才：当时放下文学去搞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东奔西跑，有的时候确实挺苦恼的。大家写小说的时候，我在写文物档案，那些文物档案，写出来是没人看的。

我当时跟我的伙伴们说，我写这些东西，跟小说不一样。比如我做一个年画展，记录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工艺流程，他们的艺术特点，制作风俗，制作手段，传承谱系，谁看这些东西？我们是留给后人看的。当文化遗产将要消失，我们想重新挽救回来时，要有科学的体系化的保证。民协做的工作就是整理民间口头文学史，这些年来进入汉王数据库的共有八亿八千七百万字的内容。我们应该将口头文学这种无形、不确定的东西，形成文字、标本留在纸上。

人类历史文明的转型有两次。一次是七千年以前，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那时没有东西留下来。再次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上阶段的文明创造消失瓦解了，这没有办法，是正常的。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特性，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我们伟大的、多元的、灿烂的、审美的创造必须保留，它是我们民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