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我想写人的小，不是写人的大

“这个故事不是赞美人类的，不是鼓励人们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点点萤火，不会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们被放大……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当邓一光在回望他用了整整5年写出的77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时，他如是说。

太多战争小说聚焦于“决定命运的一战”，聚焦于“关键时刻”，而邓一光却把他的目光投向了一场“几乎谈不上战略意义”的战争——1941年12月8日，在偷袭珍珠港数个小时后，日军攻击了香港，经过18天无望的抵抗，守军不得不掷出白旗向日军投降，等待他们的是漫长的战俘营生活。

在战俘营中，孤独渺小的主角郁漱石，却努力保持着人性中的高贵，不断与周边世界，以及自我内心的暴力、阴暗、恶念搏斗。太多人会问：随着尊严的丧失、自由的限制和生命被吞噬，这种搏斗还有意义吗？

《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至暗时刻的肉身和精神圣史，昭示时代风云在个体内心中的激荡，而人物的每一次坚持虽然柔弱无力，却都有它的光芒——终有一天，这种光芒将带领我们走出暗夜与泥沼，去审判人们对杀戮、苦难、嗜血的渴望。

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既能读出托尔斯泰式的深沉与真诚，又能看到手术刀般精准的对人性的剖析，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在时代的风起云涌面前，个体即使渺小，也不那么容易被征服，我们至少能在抵抗中找到自我救赎之路。对比邓一光以往的创作，《人，或所有的士兵》迥然有异，它明白如话，却更见流转自如、润物细无声的叙事风度。

邓一光在文坛以“硬汉作家”闻名，被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称赞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是他的成名之作，曾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十强、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曾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他还获得过冯牧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国家图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其实，邓一光的另外一支笔，是写城市生活小说。新闻记者出身的他，写下了关于汉正街生活的《窄街》等多篇中短篇小说。除了十部长篇小说，他出版有二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

在湖北的时候，邓一光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2009年，因为要照顾长年患心肺病的母亲，邓一光选择了带母亲到南方海洋地区生活，被深圳市政府以高层次专业人才名义引进到深圳落户。此后，邓一光写下数十篇关于深圳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极富现代意味，呈现出与以往作品迥异的美学风貌，以开阔的文字、纯熟超逸的叙述，在光鲜的城市外表与平凡生活的张力之间，书写出人性的丰饶，传达出近距离观照生命的挚情，以直面现实、率性、坚韧的写作征服了众多读者，更是获奖无数。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和经验样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国内地的缩影。邓一光从武汉移居深圳，在这十几年里，他书写了五十余篇“深圳系列”小说，改写了深圳文学在人们眼中的成见。2021年，邓一光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十多年前，龙华还是尘土飞扬、城中村和工厂云集的关外，如今它从“福田后花园”变成“深圳北中心”。而邓一光这部以“龙华”为题的小说集，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这座城市的鲜活风貌。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在他的笔下，有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也有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细数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更书写了在时代进程中的个人故事。

我们总被某种东西囚禁住

张英：您是如何想到写《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的？

邓一光：写完《我是我的神》后就想写一个角度小点的故事，关注人性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一些脆弱和隐秘的内容，想知道它们在故事中会呈现出怎样的光芒，当时特别质疑之前那种恣意汪洋的写作。我自己总结，想写人的小，而不是大。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中的一些在失去，一些潜流是重要的，却因生命在高峰期的轻谩而忽略了，一些微微的生命内容，也被我忽略了，想找回来。后来慢慢地，发现失去的不是真失去，是被限制住了，囚禁住了，想写一个限制者或囚禁者的故事。

张英：为什么是囚禁？这个题材不多见。

邓一光：作为个体生命，特别微弱无力，在他一生中，很多愿景和行动力被囚禁住了。比如我是农民，或是工人，一生在田里干活，在工厂工作，其实我有很多和稼穑、和机器不一样的念头，但我被生计和职业囚禁住了，我的行动不属于我自己，我被囚禁在一个地方。再比如，我有很多愿望想去做，想把自己敞开，去拥抱世界，我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想要改变，成为另外的样子。可我不可能那样做，我被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更主要是主体的格式化，被思想和精神限制住，被无知、文明、秩序……囚禁住，那样的我是分裂的。我为这个题材着迷，我认为人最终是要从人性中找到和自我对话的窗口，当时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

这么大的一场战争，各方却都不愿提起

张英：您选择这个题材，写作之前都做了哪些工作，如何落实您的想法？

邓一光：首先要找形式上的囚禁，比如从原始部落开始，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秩序，比如限制和剥夺人自由、尊严，甚至生命的手段，比如监狱。这个故事的场景也可以放到现代或未来，以日常生活为背景，写进一个大企业，写在一个自由人身上，写现实中不存在的世界，都可以，但我后来觉得，把故事放在非常态环境中，可能更有表现力。

张英：这个非常态环境就是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

邓一光：故事酝酿阶段，选择过几个历史环境，也考虑过当下，但特别不好找落地点。此前也知道香港在1941年到1945年被日本侵占时的一些情况，那会儿没引起注意，移居深圳后，和香港一河之隔，有时过去走一走，逛逛书店，看几场戏，接触了一些人，很多气息扑面而来，于是开始收集资料，做些田野考察，它们让我渐渐产生出兴趣。

张英：能具体说说是什么让您选择这个写作背景？

邓一光：首先，香港战役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没什么战略价值，唯一说得上的价值，是日本知识界复兴派鼓吹亚洲论和世界强国论，让日本陆海军出奇地达成一致，选择在占领香港的方式上，用武力打败老牌帝国英国，这让香港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被攻打下来的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它的光荣史和屈辱史，香港1842年起被英军占领，1941年又成为日本占领地，1945年英国人再回到香港，重新夺得殖民权益，换言之，香港是三度被殖民，而殖民是一种文明改造和囚禁。那个年代香港人口最多时有160万华人，1946年时是60多万华人，这么多华人，在香港却没身份，他们的身份被囚禁在殖民管理机制和占领地文化的浸润中了。而香港战役造成了日后亚太地区政治态势的改变，也在香港的城市屈辱史上抹上了一道战争血痕，形成了香港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文化记忆，甚至形成了部分香港的城格和香港人的文化人格。

其次，我去查这段历史资料时，发现可以接触到的非常少，英国政府没对这场战役做出整体交代，日本也没。日本直到1975年，才由防卫厅出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重点在长沙作战，战略上要打通大陆线，从部署上能看出，打香港只用了一个师团的部分兵力、一支舰队和少量的空军，和长沙作战完全不一样。至于国民政府，留下的只是些行文模糊的总结，我看到了第七战区战役总结，只有几千字，连史料条件都不具备。我很吃惊，太平洋战争第一个被攻下的城市，这么重要的政治意味、战略价值和战争标志，记录怎么会这么少？参战国各方为什么不总结，却都采取了沉默方式？即使在战前和战争中，基于战略考虑撒了很多的谎，战后为什么不反省？这个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考量的。比如为什么日本陆海军高层坚决要先打下香港，而不是先打下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后，香港不攻自破。攻打香港的日军三十八师团也伤了元气，再战瓜达尔卡纳尔岛，被盟军打废了，以后再没参战能力，最后连建制也被解除了。我问了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日本陆海军高层为什么要选择攻打香港？没人能清晰地回答。我当时就觉得，这场战争的理由没出处，不是没人知道，是知道的人不说，它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了。

张英：当时有个“文化大营救”，茅盾、邹韬奋、夏衍、梁漱溟、蔡楚生、张友渔、胡绳、戈宝权等文化名人，以及上千名进步学生被营救出香港。其中有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部长级官员，很多人成为了文化、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领域的栋梁。

邓一光：如果这些人没被营救出来，他们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很可能中华文明的进程都会换个面目。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对香港还是对内地都非常大。如今一说张爱玲、萧红大家都知道，她们最好的作品或是在香港写下的，或记录了香港战时生活，可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样一步一步走进这段历史，我决定用它做背景写这个故事。

一定要从个人开始，是不是士兵不重要

张英：看完小说后，我觉得特别惊艳。很长一段时期，军事文学是不太允许写个性的，只能写集体，写钢铁意志，个体往往被忽略，成了禁区。但您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我是我的神》一系列创作，突破了这个禁区。

邓一光：我写那几部作品的时代，对个体价值凸显这件事，多数中国人感到陌生，但人们已开始关注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写作自然要回应自我困境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困境。对小说家，个体价值最后要具体到形象，转化为文化符号，进入精神价值的塑造和讨论层面上来。开始要写出一个个的个体形象，他们的生命价值，最终才能走到意义彰显这步。

张英：我一直很好奇，像海明威笔下那些硬汉形象，对您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吗？

邓一光：我早期的阅读史中，不仅海明威、三岛由纪夫、雷蒙德·钱德勒，还有不少作家的作品对我都产生过影响。

张英：我在复旦大学上学时，当时的《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到复旦来讲座，他推荐了几名作家。一个是邱华栋，他写的是“新市民小说”，有新气象;再一个是你，《父亲是个兵》，以一个儿子看父亲的视角展开叙述，包括《我是太阳》对父亲那代人的意义价值，做了全新切入。在大家觉得军事文学已没空间的情况下，您开拓了新的可能。

邓一光：很多作家都在尝试打破题材局限，不一样的是，我从不按军事文学这个概念来界定写作，完全没意义。很少会有作家说，我写的是军事故事，不是人的故事。

张英：看到《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名字时，我在想，这本书是否把您的文学理念做了个全面总结：首先是人，其次是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说到底，正是因为人对自己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确定性困惑、不满足和不放弃的执念，才有了虚构化的文学性表达。书定稿时，有人给我提建议，说书名拗口，应改个容易辨识的，就叫《士兵或所有的人》。我没同意，写这本书时，名字只有一个：人。我要从符号化回到生命本体。先不说主人公，说张爱玲、萧红，这些在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当时中国刚刚摆脱帝王统治走向共和，军阀混战，国运坎坷，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个体生命在其间不断挣扎，他们都是永恒少年。所以，一定要从个体生命开始，至于他是不是士兵不重要，叫《人，或所有的平民》《人，或所有的工人》《人，或所有的农民》都可以，人不能易位。

因为资料太少，所以独特结构

张英：小说中人物是否有原型？

邓一光：故事中写到200多位历史人物，主要人物是虚构的。

张英：你把整个故事放在法庭庭审和庭外调查这样一个闭环结构中讲述，为什么？

邓一光：法庭结构是一种限制形式，让故事在“囚禁”中讲述。

张英：你又写了一个从开放社会到战俘营的多国人相处的结构，好几个讲述者他们背景不同，什么样的人都有，为什么这样设置？

邓一光：个体与群体既有交互也有冲突，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战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总和的冲突，在不可调和时导致的结果，囚禁是其中一个环节。太平洋战争前，香港已是重要的东亚港口城市，160万人口主要是两广和福建籍为主的华人，但权力在数千到上万名欧洲和美洲人手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由他们体现，冲突的主导也是，后来一些上海和重庆的华人去了，声音多了一些，不过华人仍是利益边缘体。更大范围的冲突，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冲突和交互换了一个场合，换到一个肉身的日常生活被囚禁，尊严、精神和自由被剥夺的战俘营里，主导者成了东亚国家，这个东亚国家不但对西方有复杂的情感和利益诉求，对亚洲，包括同在东亚的中国也有复杂情感和利益诉求，那么多文化观、民族观、历史观在被充分限制的体系里共存。这种异质性的存在，需要一个适合讲述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