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刀与木的咏叹，到铅与火的交响

一

北宋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因“乌台诗案”陷狱四个多月的苏轼，以戴罪之身踏上流放黄州之路。行至麻城境内春风岭，荒山幽谷中，但见雪花飞舞，红梅灼烁。他仰天长叹，抖去身上的尘埃落雪，七言绝句《梅花二首》一挥而就：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在这孤独愁苦之际，虽无人把酒宽慰，但幸有梅香和小溪伴他前行，更有书本不离不弃。

他深知自己这块“大石”是如何被无情的狂风吹裂的，也深知“黑夜”之险恶，未曾料到的是，自己的获罪，竟与千里之外的闽北小城建阳有关，确切地说，与建阳著名的雕版印刷有关。他的政敌指控他攻击新政，讥谤朝廷，罪证就是他那些作品的出版物：“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这镂板，便是雕版印刷，其中不乏出自建阳的建本。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作为宋代文化顶级人物，苏轼身居要职、蜚声文坛。他的美名是如何扬播四海的？除了口耳相传、朋友之间手工抄录互传互赠、题写等传统媒介外，更有赖于在宋朝发展到高峰的雕版印刷技术——正因为雕版印刷，“乌台诗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桩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作为首位在同时代就达到了文学与印刷媒体融合的诗人，他应该是第一个活着看到自己著作出版的畅销书作家。

建阳刻书业在随着苏轼走红的同时，也无端“躺枪”了，建本图书本来就赫赫有名，这次却以“乌台诗案”推手的身份再次名扬天下，这真是历史的尴尬。

二

我的思绪从九百年前的红梅飞雪中收回来，落在眼前这方简陋的池子上。水池长约4.5米，宽约3.5米，水深不足1米，有泉水汩汩流出，边缘以雕花石头为栏，仿佛时光的酒窖，弥漫着古老的气息。清凉的风吹过池水，荡起阵阵涟漪。远处一片萋萋芳草，给乡村的午后增添了孤独寂寥的诗意，落寞又安详。

这个普普通通的水池有何讲究呢？和我同来的伊里奇眯起蓝色的眼睛，询问的目光投向陪伴我们的友人。他是我的先生，来自遥远的奥地利，慕建本之名，特地踏着麻阳溪的哗哗水流到此寻幽访古。友人活灵活现地款款道来。

从前，这里住着一条墨蛇。一天，墨蛇刚喝过池水，过路的瞎眼乞丐跟着也喝，眼睛竟然亮了起来。从此，村里不论谁的眼睛坏了，喝了这水便会好。某年，一位来自京城的长老，见这竹山林海盛产竹纸和可做刻版的木材，意欲雕印佛经普度众生。经版雕好后，长老取遍一百口井水调墨，写在纸上都洇成一片墨团，什么也看不清。愁病交加之际，一个黑面黑衣人告诉他：“寺前那口泉井，明天会变成漆黑的墨池，那池水可取来印经。”这黑衣人就是墨蛇的真身，他只有葬身在泉井中，这水才可印书，医好世上的睁眼瞎。第二天，往日清冽的泉水，真的变得黑墨墨的。长老忙取来泉水磨墨印书，果然字字清晰明亮，透着墨香。慢慢地，本地人都用这池水印书，办起书坊，四方书贩聚集于此，将书远销到全国各地，此地真的成了图书之府。外地书坊也常有人来此取水作“种”，用于印书。周边省份学子进京赶考，更取此水研墨，唯愿下笔如神，金榜题名。

听了这个墨池之神的故事，伊里奇似信非信地微微笑了，他当然知道，这一定是个被神化了的传说，由各种想象、无从考证的方志附会在一起，寄寓着当地人对故乡朴素的自豪感，也使得高深的学问更接地气，沉寂枯燥的古物旧事因之而流光四射。但直觉也告诉他，这方水池绝不寻常，它的背后一定埋藏着山高水长的奥秘。

友人收起笑容，神情庄重地说：这叫积墨池，是建阳雕版印刷史上的活化石，见证了建本图书的兴衰。

古时，建阳雕版印刷多集中在永忠里和崇化里，即今日福建建阳的麻沙镇和书坊乡，刊印之书分别称作“麻沙版”和“书坊版”，统称“建本”，刻印书籍的数量居全国之首，与当时临安（杭州）浙本、成都蜀本争雄鼎立，为宋代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行家称赞建本图书“纸墨精莹，光彩耀人”“墨气香淡，纸色花润”，据说正是用积墨池之水印刷出来的。《书林余氏重修宗谱》说，宋代当地有“墨丘”百余口，解决了书刊着墨的问题。“墨丘”之水注墨印书，清晰干净，暗香四溢，还可防虫防蛀。比较专业的说法是，积墨池乃因地处洼地，四方作坊印书废水余墨均汇集于此，日久成池，水色若墨。

离开积墨池，伊里奇随着我们信步来到书坊乡歌乐山的书林门，但见5米高的门楼巍巍矗立，在斜阳中沉思，拱门上方的门额镶砌着“书林门”三个行楷大字，背面刻的“邹鲁渊源”遒媚劲健，折射出古代出版中心和朱熹理学发祥地的辽远和深邃。

遥想当年，接官亭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赶考的举子，刻字的匠人，治学的文人，从门下匆匆而过，沿着百米之外一条青苔密布的鹅卵石古驿道疾步前行，眉眼间含着大江大河，胸口里揣着团团火苗。门的另一边是长达数里的车马大道，通向城里状元府长街，内有五条石板街道，小巷横陈错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相传有一百家刻坊、一百口井、一百座庙，弹丸之地的崇化坊书肆林立，书堂毗邻，十日两墟，四书五经、农桑医算、童蒙读物、戏曲歌谣、历史演义，无所不包。无论是官刻、私刻还是坊刻，各种热门冷门书籍在此率先付梓，引得各路贩书客商蜂拥而至，“文人学士趋之若鹜，客商贩者往来如织”“咫尺书林应万户，倚空文焰欲腾腾”。这边厢，西山文庙青烟缕缕梵音阵阵;那边厢，坊间美传的书林十景亦真亦幻：书林文笔、仙亭暖翠、龙湖春水、南山修竹、岱嶂寒泉、云衢夜月，还有状元桥、步云桥、云衢桥、同文桥、一家桥、八达桥，六桥横贯书林溪。

好一个“书院林立，讲帷相望”的文化重镇，好一个图书之府，理学名邦！

明嘉靖版《建阳县志》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书林三万居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祖祖辈辈薪火相传，每家每户从壮丁到妇孺儿童，分工有序，写样的写样，定样的定样，刻字的刻字，印刷的印刷，装帧的装帧，气势何等不凡！“作场刻凿之声，如筝如鼓，终日不息;年关赶工，夜阑更深，灯火通明。”——这些描述书林盛况的文字，几乎被每位建本研究者所引用，可见那场面是如何动人心魄。

奥地利人伊里奇，似懂非懂地听着这些绘声绘色的传奇，望着这座20世纪80年代仿建的书林门，摩挲着勾勒着白灰的暗红、深灰、土黄、浅褐的斗砖石，不知今夕何夕，惊觉自己已经穿越到古代中国。

三

建本果然那么神吗？诗人杨万里与建本《东坡集》之间的一段佳话，可为佐证。

南宋淳熙八年（1181）正月，诗人杨万里收到了好友寄来的建本《东坡集》，心旷神怡，回赠了一首《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其中写道：

东坡文集侬亦有，未及终篇已停手。

印墨模糊纸不佳，亦非鱼网非科斗。

富沙枣木新雕文，傅刻疏瘦不失真。

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

杨万里在诗中说，自己之前早读过其他版本的东坡文集，但因“印墨模糊纸不佳”，还没看完就不想看了，而此番获赠的建本东坡文集，以枣木为雕版木材，印刷用纸像刚从玉盆中取出的雪白柔软的茧丝，又如秋天的白云，版刻的墨字疏朗有致，硬瘦得当，恰似霜天里的大雁在秋云上飞翔。

杨万里无意中为建本做了广告。诗中所说的“富沙”，旧时指建阳的上级行政区建宁府，即现在的福建南平。闽北茂林修竹生长周期短，是最好的造纸原料，建阳出产的竹纸，温润如玉，被称为“建阳扣”。明朝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传其盛。”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录异》里说：“建阳扣，士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纸二百年。”《建宁府志·物产志》也说，墨、纸“俱建阳产”。建阳还盛产制墨的松树，雕版材料梨木、楠木、枣木，细腻坚韧，是刻印最好的材料。

建本之佳，胜在刻印精美，用材讲究，也胜在内容丰富，孔孟之道与通俗小说比肩，汉晋辞章和唐诗宋词同辉，佛道经书和科举时文并举，包罗万象;更胜在创新，为迎合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建本独创了以下版面形式——

首创插图和带图的封面，增强了趣味性，上图下文的版式后来发展为全页巨幅式、合页联式、文中嵌图式，形成了明代“建安版画派”。无书不图的风气，使建本成为连环画的鼻祖。

首创标点断句，使书稿的逻辑层次清晰明了。

首创将书稿的正文与注疏（注释）刻在一起，大字刻正文，小字为注释，便于上下对照。

首创“二维码”即“牌记”——在书的卷末或序文目录的后边、封面后边刻印图记，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信息，并使用统一的字体。文本形式的规范，使工作流程更为简洁高效。

一系列创举，大受欢迎，建本的市场占有率飞速提高。

但是，书卖得太好了，问题也跟着出现了，粗制滥造、托伪窜改现象偶有发生。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了麻沙版的一桩糗事：王安石变法时，在一次公试中，学生发现教官所用的教材题目为麻沙版所印，考题刻错了！教官惶恐致歉，主动接受惩罚，并重新出了题目。虽只是个别现象，这类事还是让建本名声受损。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是盗版，而且居然盗到了大儒朱熹的头上！他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是南宋官方唯一指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盗版商就直接从他家里偷书，他的《伊洛渊源录》《四书或问》《论语集注》等书还未定稿公开，手稿就被人偷走了，书肆盗印四散，不仅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因“编集未成”，还“煞误看读”，误导读者，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朱熹向官府举报，无效。无奈之下，堂堂的理学家被逼成了出版商，他和弟子在崇化里创办了集讲学、刻印、藏书于一体的同文书院。鉴于一些书肆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勘校不严错厄丛生，朱熹对自己出版的书严格要求，要求门生“校时须两人对看，一听一读乃佳”。

1238年，发生了一件对于世界版权史和著作权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朱熹的门人祝穆的地理著作《方舆胜览》在建阳麻沙刊刻，两浙转运司和福建转运司接受了他的请求，发榜制止盗版，该榜文附于书中，并在麻沙书坊等四处张贴。这份文件是世上第一个由官方公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和著作权文告，比《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认为的“著作权的原始形式发生于15世纪后期”早了两百多年。该建本现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宋之后，元代福建刻书业依然遥遥领先，建阳坊刻首屈一指，至明嘉靖、万历达到巅峰。两坊“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高丽、日本、东南亚，后又到欧美。连路上的大小朋友都兴高采烈地唱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

建本风靡世界理所当然，因为它的美学范式独领风骚，自成一格，魅力难以抵挡。我无数次想象那令人销魂的刻书场景：拳刀落处，木屑纷飞，刀具是阳刚的、坚硬的，木板是阴柔的、有弹性的，它们之间张力极致的交锋撞击，会孕育出怎样的诗性质感？墨韵粲然，纸声窸窣，笔墨是放恣的、热烈的，竹纸是舒缓的、温存的，它们之间含情脉脉的亲吻相拥，会吟哦出怎样的黑白韵律？

无怪乎，明代收藏宋版书的风潮，几乎达到了“以页论价”的地步，甚至于后来形成了千金难求宋版书的局面。晚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不禁感叹“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宋版书一度成了文化收藏品中的“顶级奢侈品”，并推动了“复刻宋版书”的发展，对宋版书的仿写、变革、改形，最后演化出仿宋体，沿用到现在。

建本的蹄印，延展至深远宽阔的历史广角。迄今有不少建本图书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珍藏，藏品中甚至有在中国大陆已失传的孤本。

四

纸寿千年，建本承载着中华文脉的秘密和辉煌。

以刀为笔，以墨为锋，以字为魂，在印章拓片基础上形成的雕版印刷，融雕刻术、摹拓术、造纸术、制墨术于一炉，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的千年淬炼，将这一传统工艺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奇迹，成为人类印刷史上第一座丰碑，为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也使得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文化和经济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宋朝是“中国第一次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