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弼:间关百战佐中兴

作者: 张锐强

人的一生似有诸多定数,常常不经意间便一语成谶。名将李光弼(708-764)便是如此。这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的契丹族将领,在史书上首次亮相时的言行便预埋了最终的命运。

这是唐玄宗天宝六载(747)的事情。那一年,唐玄宗下令各地推荐“通一艺”者赴试于长安,但包括大诗人杜甫和散文家元结在内,无人入选。因李林甫要上奏庆贺“野无遗贤”。杜甫因此命运黯淡,对李光弼有知遇之恩的猛将王忠嗣也同时走了下坡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李光弼。

当时李光弼在王忠嗣手下担任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这个赤水可不是今天耳熟能详的贵州赤水河,而在甘肃武威城内。也就是说,他已经独当一面,指挥赤水军。他感觉很是奇怪,王忠嗣已发布作战命令,准备策应董延光进攻石堡城,但大战在即,竟没有犒赏士卒激励士气。

石堡城位于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的石城山,是湟水流域的军事要地,遏控唐与吐蕃的边界,双方已在此拉锯多年。尽管多次战胜吐蕃,王忠嗣依旧强烈反对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的仰攻。可他说得再多也没用,唐玄宗受董延光的诱惑,非打不可。

李光弼立即以商议军情的名义,来找金紫光禄大夫、节度使王忠嗣:“我知道大夫爱惜士卒,不赞同董延光的计谋。而今接受诏命,派数万士卒征讨,却没有发布赏格,怎么能调动起斗志?大夫的财帛充满府库,难道还舍不得万段的赏赐,以杜绝流言谗毁?如果此战不胜,肯定要归罪于大夫啊。”

王忠嗣出生于太原王氏,是典型的烈士子女。其父王海宾与吐蕃作战阵亡,他被唐玄宗收养于宫中,跟太子李亨一同长大。作为安边名将,他战功赫赫,创造了同时节度河东、朔方、河西与陇右四镇的纪录,郭子仪、李光弼、哥舒翰和李晟这些名将都得益于他的提拔重用。而对李光弼,他尤其青眼有加,虽是部属,却按照宿将的礼节对待,甚至视为接班人:“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李光弼的担忧他当然懂得,但内心格外坦然:“李将军,我决心已定。我平生之望,难道是富贵吗?争石堡一城,得之不足以制敌,不得无害于国,我怎能以数万士卒的性命,来换取一个官位?即便陛下责怪,让我降职回朝,担任金吾羽林将军这样的侍卫,或者贬到黔中当个长史司马別驾之类的闲官,我也心甘情愿。当然,你说这话,是对我的爱护。”

李光弼闻言深施一礼:“大夫行事有古人风,非我所能及。”

不以士卒性命为代价打政治仗,是职业军人的职业操守。李光弼深受感染。可以想象,多年之后他不肯贸然反攻洛阳,跟这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而他看似礼貌性的泛泛夸奖的结语,最终证明并非社交辞令,而是由衷之言,足以预定历史命运。

如果说被上级待以宿将之礼还不算什么的话,被前辈强招女婿,是不是就有点意思?

李光弼的妻子也出自太原王氏。她去世之后,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很想招他为婿,便奏请让他担任节度副使、知留后事。但不知何故,李光弼不愿让年长十三岁的前辈成为自己的老丈人,竟托病辞官。名将哥舒翰跟李光弼年龄相仿,彼此又有多年的袍泽之情,而且很讨厌安思顺,便上表请调李光弼。涉事双方都是功勋累累的边将,唐玄宗不想伤任何一方的面子,怎么办呢?征召李光弼入朝,缓冲一下。

盛世按部就班的程序很难展现个人能力。只有乱世重新洗牌的混乱,才有足够的可乘之机。类似量子缠绕一般无法割裂的李光弼与郭子仪,本来已像两片枯叶,即将掉落,而恰在此时,一阵风吹来,将他们吹上云霄。

这阵风当然是胡风朔风叛乱之风。起初吹来时,李光弼不由得心惊肉跳,因为郭子仪要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当他的顶头上司朔方节度使,还要领着他们出征赵魏。要知道他俩早年的相处是很不愉快的,即便同桌吃饭也互不说话,除非掐架。而这世上没有比上司在战场上借机杀个仇人下级更方便的事情。

怎么办呢?李光弼的选择是以攻为守,主动摊牌。

李光弼来到节度使衙门,严格地以下级礼节在堂前下拜,对郭子仪道:“我情愿一死,只求中丞放过我的妻儿。”郭子仪立即走下堂来,拉住李光弼的手:“国家危难之际,正需要我们精诚团结,哪里还能计较个人私怨!”

这事儿很见双方的性格。郭子仪宅心仁厚,李光弼主动灵活。郭子仪的宽厚不是一天两天,李光弼肯定明白。他的摊牌当然不能说是小人之心,更多的是防人之心。貌似告饶服软,其实自信满满,预期积极。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谨慎,希望卤汤罐下挂面——有言(盐)在先。

郭子仪说到做到,不仅没找李光弼的麻烦,还隆重向唐玄宗推荐。于是天宝十五载(756)三月,山西稳定之后,李光弼以魏郡(今河北大名)太守、河北采访使的名义,挥师东出太行,抵达常山(今河北正定)。

汉武帝确定五岳制度后,明代以前一直在今河北曲阳与涞源之间的大茂山祭祀恒山。因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恒山后曾改为常山。这边是常山郡与恒州得名的由来。此前颜杲卿誓不从贼,响应其从弟平原太守颜真卿的号召,在此跟叛军激战六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城破身死,由此催生了天下三大行书之一的《祭侄文稿》。当时史思明的主力被饶阳牢牢拖住一个多月,各郡只有守兵三千,杂以胡兵,就像抗战期间沦陷区的大量伪军与少数鬼子。闻听李光弼大军赶到,常山的团练士卒立即杀掉胡兵,拿住史思明的堂弟史思义,开城投降。

进入常山,李光弼的感觉就像进入人间地狱,风中都飘着死亡气息。他下令释放颜杲卿和袁履谦的家眷,隆重祭奠阵亡的官员将士,以收复人心,激励士气。大家都认为他会拿史思义祭旗,但却没有。不仅不杀,反倒下令松绑,礼遇非常,真心请教破敌之策,态度就像当年的韩信对待李左车。

李光弼道:“你罪当死,但你久经战阵,你看我这些军队,能否打败史思明?请你为我好生谋划,如果计谋可取,当不杀你。”

史思义道:“你的军队远道而来,士马疲惫,猝遇叛军,恐抵挡不住。不如率军入城,早为备御,先看情况,然后出战。胡骑虽然精锐,但难以持久,一旦战况不利,气沮心离,便可设法谋取。史思明现在饶阳,离此地不过两百里,昨晚已送羽书,其先锋明早即可到达,其后必是大军,请你多留意。”

李光弼随即命令部队入城防御。这真是采纳了史思义的意见吗?未必。顶多是不谋而合。但他宁愿做出全盘接纳的姿态。这是此后招降猛将高庭晖的前奏。次日一早,史思明的先锋果然抵达,不久主力也相继杀到,共有两万多骑兵。李光弼令五千步兵出东门迎战,但叛军极为嚣张,将城门死死堵住。李光弼命令五百弩手从城上齐射,叛军这才略微退却。此后千名弩手分为四队,不断施放强弩,叛军抵挡不住,只能后撤。五千官军随即开出郡城,布成枪阵,呈掎角之势,夹着浮沱河跟叛军对峙。史思明派骑兵攻击,李光弼就用箭雨伺候。

大军久屯坚城之下,兵家大忌。但史思明仗着周围还有援军,有恃无恐。只是他等待的援军,也是李光弼的目标。李光弼早已安排好谍报,随时探听消息。得知他们抵达九门县(今藁城县九门乡,蔺相如曾在此筑城有九门),立即派出数千轻骑,隐蔽接敌,趁他们吃饭时突然袭击,几乎将之全歼。

无论如何,李光弼孤军一支深陷河北,肯定无力消灭叛军。双方对峙月余,唐军草料极度缺乏。到周围征集草料的士兵经常遭遇袭击,军中平均几十匹马只有两束草,甚至到了将草席和垫子铡碎喂马的程度。郭子仪得到消息,率军两万前来增援。二人合兵,实力大增,在九门城南大败史思明,趁势收复十余座县城,进围赵郡(今河北赵县)。史思明抵挡不住,又从赵郡逃往博陵(今河北定州)。

李光弼麾下虽是王师,但大乱之中还是有人偷鸡摸狗。收复赵郡后,不少士兵趁乱抢劫民财。而当他们大包小包地准备回营时,抬头一看,不觉魂飞魄散:主帅李光弼端坐在谯门,恰似镇邪天神。

谁敢触犯李光弼的军法?他们只能悄悄转身,将财物送还。

已升为范阳(今北京西南)大都督府长史、范阳节度使的李光弼跟郭子仪随即挥师北上博陵。离范阳越近,叛军的抵抗自然越发强烈。唐军攻坚不利,便收回拳头,暂时后撤。史思明感觉有机可乘,派兵一路尾随,沿途不断有叛军加入,势力越来越大。

郭子仪、李光弼率军退到恒阳(今河北曲阳境内),深沟高垒与叛军对峙。他们采取“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的方法,疲敝叛军。等叛军的士气消耗大半,五月二十九日,他们在曲阳东部的门户要地嘉山列阵攻击,获得大捷:“斩首万计,生擒四千。”史思明狼狈坠马,最终几乎是光脚散发地逃回博陵。消息传开,河北十余郡反正归顺,范阳跟中原的联系随即被切断。而就在此时,他们忽然接到全军班师、回归朔方的诏命。

因唐玄宗仓促奔蜀,曾遥领朔方节度大使的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吴忠)匆匆即位,但身边无人,自然要召回朔方军。至德元载(756)八月,李光弼与郭子仪回到灵武,都被升为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使相”,即出使在外的宰相,因还要带兵打仗。李光弼的战区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和北都太原。这是白衣山人李泌的主意。此人极有传奇色彩,不仅为大唐贡献了平叛方略,还为历史贡献了“小友”这个词。史上首位“小友”,便是张九龄眼中的他。

那时的李泌虽是白身,但“权逾宰相”。他智谋过人,坚信叛军是乌合之众,不出两年必败,建议派李光弼守太原,隔绝叛军北上迂回的道路,随时东出太行;令郭子仪取河东,威胁两京叛军的联系但并不彻底切断,让他们西救长安,北守范阳,在数千里的交通线上疲于奔命。一句话,战略防御,但又是攻势防御,不急于决战。

李泌的建议多被唐肃宗采纳,偏偏精华被无端抛弃,否则必然会改写历史。这就是令西兵绕道北方攻击范阳,而不直接收复两京。安西、河西陇右的援兵,向西域回纥各国的借兵,都不耐酷热,北方更对他们的胃口。不仅如此,正面出击虽可收复两京,但叛军必定会卷土重来。这样只能旷日持久,不如蛇打七寸。很多时候,快即是慢,慢才是快。

唐肃宗之所以拒绝,表面原因是不愿舍近求远,其实是仓促登基的他要尽快确立合法性,而最大的合法性莫如迅速收复两京。没办法,领导已经拍板,即便错了也只能这么干。

朔方军的主力由郭子仪带走,李光弼带领五千河北团练武装,以太原尹、北都留守兼河东节度使的身份赴任。河东节度使统辖四军三州一守总共五万五千人马,节度使原本由安禄山兼任,但他从未来过。叛乱发生后,继任节度使王承业无所作为,也不出兵救援颜杲卿,幕府中的侍御史崔众受命主持军务。这个侍御史只是他的职事官,他在军中的具体职务不详,我们只知道他骄纵无礼,纵容士兵全副武装地进入王承业的府衙嬉戏。李光弼听说此事非常生气,尽管王承业后来被赐死。而今他抵达太原,崔众前来迎接,依旧无礼:二人的仪仗相遇时,崔众竟不回避,导致旌旗彼此混杂;见面后对李光弼也只是长揖,且不及时交付兵权。

李光弼大怒,立即下令将崔众拿下,准备杀头。

为什么?崔众此举全然不合礼法。李光弼是从一品的公爵,且有使相、尚书和御史大夫的兼职,从六品下阶的侍御史路遇时应当回避,见面时应当参拜,而不是简单地长揖。更何况,他还不肯立即交付兵权。

朝廷哪知道这些曲折,还下诏提升崔众为御史中丞。这个御史中丞应当不是回朝实任,而是以此名义继续留在太原军中。按照当时的制度,仅以侍御史的名义在军中不可能有很高的级别,顶多也就是节度判官之类。而今升他为御史中丞,很有可能给予副使的名义。

宦官手持诏书,追问崔众的下落。李光弼不急不忙,徐徐道:“崔众犯法,已被我逮捕。”宦官道:“可诏命升他为御史中丞。”李光弼盯住宦官道:“是吗?我本来不过要杀一个侍御史,如果宣诏升他为御史中丞,那我只能杀一个御史中丞,如果升他为宰相,那我就要杀一个宰相!”

节度使斩钉截铁,侍御史人头落地,新任河东军统帅由此威名远扬。而这份威名,正是以少胜多的太原保卫战的坚实基础。

然而上述种种并非李光弼坚持要杀崔众的全部原因,另外至少还有一半的原因,只能暂且按下。

唐至德二载(757),各地烽烟四起。李白跟老友高适大动干戈,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郭子仪兴兵河东。而在太原的李光弼,等到了博陵故人史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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