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贡爱情复调

巴赫金曾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来阐述自己的复调理论，他认为陀氏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王子健的小说《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虽然不像陀氏的巨著一样铺展开广阔的人物画卷，但是也暗合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精髓，即发出独立的声音。《玉朗拖在胡志明市》围绕爱情这个话题，展现出了三种声音，或者说讲述了三个层面的故事。而在分述三种声音之前，我们有必要理解这篇小说的结构在先、语言隐没的基本特征：正如沈念在推荐语中记录下的创作背景，“玉朗拖”一词本是杜撰音译而来的，而胡志明市更是一个作者未曾涉足的城市。由小窥大，我们不难意识到这篇小说中屡屡出现的、陌生的语汇并不具备锚定的意义——事实上正相反，这些语言是飘浮的，屈从于作者建构起的三层故事结构，作为异域风情的点缀而存在。

第一层故事是以杜拉斯的《情人》为核心——女人离开她心爱的男人。作者有意识地丰富了杜拉斯笔下爱情故事的要素，他将时佩璞、皮雅芙带入原装的西贡爱情故事。时佩璞本是男儿身，又与法国的外交官相爱，贡献了一段难以泯灭的传奇;皮雅芙和她的《玫瑰人生》则装点了甜腻的氛围和悲剧性的结局。《情人》的故事作为小说中不能忽视的声音，并非由叙事者或是篇中人物讲出，而是来自场外。身处叙事场外的作者将《情人》当作故事的背景板，让它处处留下痕迹，以底衬的形态映出之后两层爱情故事的不同。

第二层故事是由歌手玉朗拖讲述的——女人离开她不爱的男人，去寻找她心爱的男人。显而易见的是，王子健在这里反写、续写了杜拉斯的《情人》，重新讲述了一个寻回初恋阮文凯的爱情结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声音并非完全来自玉朗拖，读者是借由叙事者“我”对回忆的转述才完成了对玉朗拖离开中国后系列行为的揭秘。“我”的参与使得第二层故事并不稳定，甚至隐隐地表现出虚构的倾向：这样一位飘然的、真名未知的女子是否是真实的？她与“我”宿命般的相遇是否是“我”的臆想？然而，第三层故事的出现终结了以上疑惑，它让我们意识到第二层故事中结局的真实性并不重要。

第三层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弓长张、立早章和言上让——女人离开了她不爱的和她心爱的男人，找到了自己的宿命。这一层故事有别于杜拉斯的《情人》和玉朗拖的心路历程，是这篇小说中唯一的“绝对真实”，或者说叙事者之所以引入杜拉斯和玉朗拖，就是为了解决“我”正在遭遇的爱情困局。在小说的结尾，“我”对言上让说“我们去一趟越南吧，去西贡”以及“因为玉朗拖在胡志明市”。这一段对话牵扯了“西贡”和“胡志明市”这对同一座城市的新旧两种称呼，事实上在行文中杜拉斯的《情人》以及玉朗拖都是以“西贡”来称呼这座城市的，真正会说自己要去“胡志明市”旅行的只有“我”。这也就相当直接地区分了第一、第二层故事与第三层故事在真实性上的差别：“西贡”所代表的是虚实相生的爱情传奇，爱情在“西贡”可以成为悲剧化的感伤，也可以成为直击灵魂的悸动。而在“胡志明市”，爱情是自以为是的冲动，人与自己所爱的人并不总会走到一起。正如“我”最终离开了弓长张，那是一种在“西贡”追求爱情的玉朗拖不曾触及的真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