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场

人对于有情感记忆的空间总会表现出特别的敏感。广场的变化是一个城市变化的象征。但有的城市广场可以说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变化非常微小——它似乎总有着一种恒定的价值需要维护。不变是一种威严、信心的表现。它也迎合了群众对它的期待。不能想象一个城市没有广场：在那空旷之地，正是历史和记忆驻足之处——它们不可见的特征，符合它现在的样子。有的人看见了，并且感慨，有的人则视而不见。他们眼中没有历史和记忆，只看见广场上空飘飞的纸鸢。一晃我就在广场边的单位工作二十多年了，这个数字在人生的履历里，不可谓不惊人。记得最初去北京，第一眼想看的，就是天安门广场。终于目睹到传统社会终结和新社会开启之地的景观，半是欣喜半是恍惚。想象力的边界一旦突破，人便会变得无所适从。辉煌的建筑以庞大的体量为历史作支撑，告诉你这是它运转的发力点所在。在我的城市，广场的空间和体量感在视觉和心理冲击的力度虽有所减弱，但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心脏，中心地带。

在一定意义上，广场之所以成为广场，是由它四周的建筑物所决定的。比如说：

万岁馆

它建成于一九六八年十月。这是它最初的名字，之后陆续叫作省革命历史展览馆、省革命博物馆、省展览馆、省展览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还成为卖电脑、相机、数码器材的集散地，人们称为“新大地”。现在是省美术馆。不管它内部怎样变化，外形并不曾改变。大楼坐西朝东，平面呈“山”字形，外观是中国传统建筑与苏俄建筑相混合的风格，有一种强烈的革命气质和工业气息。金黄色是它的主色调，与建筑上方的蓝天形成一组强烈的对比色。金色喻示着庄严、收获、温暖，让人想到金色麦浪、稻谷、高原厚土，滚着汗珠的肌肤和脸庞。这端庄的建筑正是城市的脸庞。

一九八九年十月，这里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美术展览。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高大的石柱，敞亮的大厅，巨幅色彩斑斓的油画，给几个结伴而来的县城少年带来震撼。在广场南路一条巷子里，我们中一个伙计被一个妇女带到昏暗、肮脏的巷子深处某个旅社登记住宿，在失去身份证、钥匙串和不多的现金后，他惊恐地回到我们身边，诉说他的遭遇：那是一个受骗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我们同行者在购买水果时遭遇上当如出一辙。这是我们几个少年在省城度过的一日。依然记得最后是睡在万岁馆前的广场上。而像我们这样露天而睡的，似乎还有一些人。混乱、懵懂、怨愤交织的夜晚，月牙之下，万岁馆巨大的身影覆盖在我们身上，天上的星星仿佛海洋上的点点浪花，闪动着，消逝着，洒落下含义未明的光芒。我们被疲倦和恐慌所征服，似乎一直未曾睡着。

在成为美术馆的前十多年里，它一直为商业所裹挟。包括地下室一共四层，各种电脑、手机、碟片、照相器材，其中正版和组装的、假冒的、盗版的、翻新的，不一而足。因为人满为患，本来阔大的空间，显得拥挤和逼仄，真真假假、诚信和欺骗——十多年前我们初次在这城市见识的“文化密码”，依然在广为流传。我们家就有几次在这里购买电子产品的经历：有欣喜也有愤怒。这似乎成为它的显著特征之一：含混不一、边界不清、难以定论。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曾经写过一部舞台剧《赣傩的表情》，觉得用在这里很形象。在那丰富、多彩的面部里，有庄严、有恐怖，有柔和、有狰狞，有吉祥、有凶邪，但哪一种都难以单独成立。就像这座建筑本身，它最初赋予的含义在时代的浪潮中，变得面目全非。可以说是亦文亦商，或亦商亦文。我刚来这座城市时，明显是以商为主，现在则退商还文，成为艺术展陈的殿堂。最近的一个展览，回应了我个人（也是多数市民）的期待：“人民的记忆——八一广场空间叙事暨美术创作邀请展。”展览不仅对美术馆的历史进行了回溯，更对人民广场建成，到前后四次改造（分别是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七年、二〇〇二年、二〇一七年）进行了钩沉。展览的文字很有说服力地对这景观进行了描述：“这些人与环境在不断交涉中的不同体验最终将遗存为浸透记忆的图像与文字，构建起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所重叠的被悬置和被物化的当下。”（徐娣《美术馆介入城市历史——八一广场空间里的记忆与叙事》）

在一张作者为周晓峰的水印木刻版画《英雄城》（创作于一九七七年，105cm×51cm）前，我停留了很久：惊叹于画家精细的造型写实能力，画面选取原省博物馆位置，八一广场东南侧，以俯瞰的视角，将广场及周围景观最精华的部分近乎完美地呈现，纪念碑在画面中央偏下的位置，宽阔的八一大道将画面分割为两部分。左上部实——由万岁馆、新华书店、百货大楼、江西饭店、江西宾馆等建筑组成，往里纵深有分列在中山路两侧的建筑、湖泊，传统豫章十景之一的“百花洲”“杏花楼”无一不纤毫毕现，更远处的孺子路、榕门路以及子固路边的京剧院、滕王阁等景观若隐若现，甚至在画面最上端可以看到舟船林立的赣江、南昌大桥和对岸。右下角虚——四块巨大的草坪承载着老南昌人的记忆——在二十世纪末依然存在，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时空无的草地总是人群密集，在更早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是周围人们纳凉的去处；画面显示，分割四块草地之间的道路，还有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在行驶，络绎不绝的人来来往往，原来属于草地的位置在后来的广场改造中铺上了厚重的花岗岩地板，十字纵横的广场道路消失不见，巨大的广场，现在反而休闲、游玩的人不多，密集的人群在广场旁地铁空间里匆匆来去；广场北侧的主席台现在踪迹全无，包括后面的工人文化宫，都被万达商业广场和财富广场所替代，画面中我供职的单位及北侧的革命烈士纪念堂清晰可见。总而言之，这是一幅让人感慨的作品，虽然表现的是静止的景观，但同样具有叙事的功能。时间在其中扮演了演员，也扮演了观众。

据研究资料，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广场进行“献忠”改造，同时在西侧兴建“万岁馆”：有近二百五十个单位，十万人次参加劳动，每天最多时达到五千余人，汽车有八十多辆，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座理想中的城市，首先围绕着广场展开，其次完善的建筑被赋予的政治含义，在不同年代或强或弱地显现。展览为我们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一九六八年万岁馆建筑外立面图纸，标示着：琉璃沿口、酱红色堑假石沿口、浅米黄色面贴垟面、酱红色堑假石勒脚、麻色花岗岩平台等装饰风格、色调。蓝色图纸，以及省建工局第七工程处井冈山兵团臂章等物件，让人不禁对“挂图作战”这个今天依然在使用的行政术语，找到恰当的对应。

在万岁馆建成后，这里就是全省最重要的大型综合展览场所，展示的内容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不变的依然是它庄严、高大，视觉冲击力强烈的外在形式。本省具有一定阅历的画家、设计师、雕塑家们津津乐道的“江西省美术训练班”“美工组”，以及诞生的《井冈山画刊》等平台，都与兴建后的万岁馆有关。一批创作于一九七〇年代的国画、油画、雕塑、连环画、宣传画，展示出极高的水平，证明江西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主题绘画、历史画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一大批画家在美术界影响深远，李振球、蔡超、昌莲玉、漆德琰、施绍辰、徐英培、章仁缘等，都参与了这段艺术史。

在这栋宏伟的建筑中举行过无数的展览，但这个展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自己的记忆、历史进行了展陈、回顾，并由此构筑了一个新的起点，足以眺望和想象未来。

中苏友好馆

从前它叫中苏友好馆。丧失掉这个名字后，它为一个文艺群团组织所取代。高大的罗马柱、弧形的门窗、灰色墙体上爬行的藤萝、深翠的雪松和芬芳的丹桂，这些都还在，紧闭的门窗内，偶尔看见有人从桌前起身倒水，站在窗前眺望。上下班的时辰，一些秃顶或长发绾束的男子匆忙地进出。像进入枯水期的湖泊，苦涩的表情里没有了往日的丰盈、饱满。这些随着转动的光线进出的人，像在舞台上表演哑剧，口中反复默念着台词。下午的时辰形同梦寐，穿过弧形门洞的人，下意识地拍打着身上的灰尘，仿佛也将市声的喧嚣、汽车的光影、大街上浮动的面庞一同拂落下来。

虚幻的气息从雕镂的窗棂、石膏的柱子上显露出来；一个退休在家的钢琴师在阳台上观望，他的表情显得静止、缓慢，在他的内心里，显得还要沉静、缓慢一些；小男孩手拍皮球的“嘭嘭”声若隐若现地在他的心脏里跳动；一扇窗户经受不了下午突起的飓风，而将玻璃撞碎在窗台上——“乒乒乓乓”的响声，像一根电话线连着凝视者的耳朵。

古老的被岁月剥蚀后风韵犹存的带浮雕的砖墙，掩映在植物中的建筑仿如城堡。我曾在这大院一间过渡房里居住多年，楼下住着一位雕塑家，习惯手托下巴在拥挤的工作室沉思，仿佛罗丹那具著名的雕像。他的神情概括了庭院里大部分人的表情。在过去的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幻想成为这样一个默不作声的艺术家——在赣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县城，一个少年做着画家的美梦：闷热的夏夜，白炽灯下，一颗沁满汗水的头颅，他挥动的瘦弱但有力的手臂，一匹匹黑色骏马在纸上腾空而出，消迹于永无穷尽的暗夜。马是少年时代的生命图腾，代表着梦和远方。正是流行喇叭裤和卷发的年代，少年成群结队在街上闲逛，港台歌曲和录像风靡街头。时常在电影院门口徘徊，看新贴出的海报，着迷水粉笔触刻画出的一个个结实、生动的形象……命运出人意料的安排，充满着戏剧性，当我来到这上班时，却是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

我获得了一个比少年时代大无数倍的兑现的梦想。像一个长途跋涉者历尽艰难抵达城堡的时候，却发现时代像一辆高速奔跑的列车，载着憧憬的人们通往物质神话的道路，而艺术，就像透过移动的车窗看到的原野河流、白云幻影。

曾几何时，大楼下的展厅人满为患，寻找机会的人摩肩接踵。产品发布会、人才招聘会，巨大的手机造型矗立在并不宽阔的庭院里，像一件带有波谱特征的后现代艺术装置；不再适合栽种玫瑰和丁香的庭院，仅有的空地铺上了绿色的地砖，上面停泊着豪车，来自临街酒店的食客，鲍鱼和红酒的爱好者们，常常被人架着摇摇晃晃从酒店出来，西装敞开着，抓着手机的手依然在空中挥舞……这时候，庭院里安静、空旷，楼上的储藏间里，石膏像和发黄的字画在夜中沉睡，阁楼里人去楼空，走廊的灯光静静地映在地面，像一个个脱帽致敬的老人，电流在古老的木板和漆黑的石柱间穿梭，办公室里，下垂的窗帘偶尔被风撩起，像往昔不经意地被人说出，茶杯里开水的温度在渐渐冷却，藤椅上的凹印，记录着一个人的生活，书架上的故事在纸页里趁夜航行。

在那一个个虚构的布满葵花、海神、巨鲸的夜晚，音乐和花冠，以艺术的名义在众生的头顶环绕，在白色的墙壁上呈现着不可触及的盛况……现在，光影落地，庭院阒然无声。 回廊上缠绕的紫藤，攀附在白色的柱子上，坐在石凳上聊天的老人们，他们的故事也已被时间收藏，无人提及。在过去的时间的废墟上，落日将城市向夜晚拱手相让。一座老去的大门紧闭的庭院，获得了真正的夜晚：属于安宁和睡眠。

仿佛对逝去时间的回望，到目前为止，在这栋建筑物的内部，我分别在五间不同的办公室待过。其中四间在同一层楼道，按照分工，属于同一个片区，另外一间是在主楼的二楼，属于行政片区——当我搬进这间办公室时，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它内部陈设似的，实际上目睹了几拨人事的变迁，但它的格局、装饰好像从没有改变过——我也不打算进行改变：从一扇高大的苏俄风格（装饰着麦穗图案）米色油漆、厚重木门进去，正对着的墙面，由对称的两扇窗和一张人物摄影构成，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窗外是高大的拱券，洒满阳光和阴影的前廊，前廊外是三个面积相等的弧形门洞、外立面及方形、圆弧形窗户；现在为新增加的档案室所阻隔。周总理右手放在沙发上，三分之二脸庞处在光亮中、目光凝视前方的著名肖像，内在地呼应了万岁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举办过的一个“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当时它还叫省革命博物馆）。“人民的记忆”展览展示了一张参观券，金黄底色中，总理沉郁、凝视的头像正是我办公室这幅肖像。两张地图钉在办公桌背后的墙上，那是曾经的主人留下的痕迹：二〇〇二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灰色铁皮文件柜在与地图相对的墙面竖立，有一盆干枯的文竹立在柜上（我注意到，从我搬进这间办公室起，它就干枯了——我觉得有一种冷寂的、萧瑟的美，轻微、低哑，仿佛一个很轻的音符，我不打算丢掉它；六年后我离开办公室，它还在那里，与当初进来时看到的一模一样）。从办公桌的位置可以看到装饰着麦穗的厚重木门外宽大的水磨石楼梯，通常显得静悄悄的，石砌楼梯、墙壁上的字画、仿佛深邃的转折的楼道，显示着一个公共空间理性、冰冷、几乎带有敌意的清冷。在那张堆满文件、凌乱的桌上，有一本翻开的菲利普·拉金的诗集《高窗》，翻开的这页显示这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