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照片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

一张照片，一个瞬间；一则故事，一段人生。

江苏人民出版社《邓小平：照片背后的故事》通过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及其背后翔实的史料，记录了伟人邓小平光辉灿烂、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本刊从中节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最小的勤工俭学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张邓小平的留影，也是邓小平到法国几个月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照片左边的人叫邓绍圣，他是邓小平的广安同乡，也是邓小平的远房叔叔。他是和邓小平一起到重庆就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又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他比邓小平大几岁，看上去也比邓小平成熟许多。

照片上的邓小平，圆圆的脸庞，留着当时比较时髦的分头，身着洋装西服，打着领带，一身学生装束，身板挺直，透出几分精神，但脸上仍充满着稚气。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他5岁进私塾发蒙，6岁转入在协兴场开办的初等小学，1915年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1918年考入广安县立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邓小平在广安县立中学参加了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投身于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萌发出改造社会的意识，有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捎回口信，让邓小平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父亲的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早年在成都接受过新式教育，有一些文化，加之为人仗义，在当地算是一个小有名气且具有影响力的人。他曾参加当地的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会”），还在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和“掌旗大爷”。辛亥革命时期，他率众参加了广安的武装起义，后又当过广安的团练局长等。因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帮派势力，1916年后他长期待在重庆避难。邓小平晚年谈到父亲时，说他是“进步党人”。邓绍昌是有见识的，听说重庆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他就打定主意将邓小平送进这所学校，想让身为长子的邓小平去国外闯荡一番。

对于父亲的这个主意，邓小平很高兴。因为这时的邓小平已经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眼界也逐步打开。他渴望走出广安，了解外部世界。

邓小平后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那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儿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邓小平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她极力反对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认为邓小平是家中长子，眼看就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了，加之邓小平的父亲长期不在家，这个家要靠邓小平来支撑。况且邓小平才16岁，要让他漂洋过海，远行万里，她无论如何是不肯同意的。

据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到法国勤工俭学，我父亲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家里面还为此发生了一场争论，大哥就跟母亲讲道理，讲不通后，他跑到我家老房子正面靠右边的一个房间。那是一个过间，很矮，有一个门，他进去后把门一关，不吃饭了。过了一两天吧，我母亲心里慌了。儿子不吃饭，怎么办呢？她痛哭流涕，就这样勉强同意了。

当时准备和邓小平一同报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还有两个当地的青年人：一个是邓小平的远房叔叔邓绍圣，还有一个名叫胡明德，又名胡伦。他们两个人都比邓小平大几岁，想到大家一起互相有个照应，邓小平的母亲放心了一些。后来，在邓小平去重庆读书前，邓小平的母亲特地拜托邓绍圣在外多多关照邓小平。1918年下半年，邓小平和邓绍圣、胡伦来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等80多名四川学生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前往法国求学。经过39天的航程，10月19日，邓小平等人到达法国的马赛。

10月20日，法国《小马赛人报》报道：“100名中国青年人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他们的年龄在15岁和25岁之间，身穿西式和美式服装，头戴宽边帽，脚穿尖头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这批中国青年人大多是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他们中间有80多人来自重庆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其中年龄最小的就是邓小平。

两天后，邓小平和邓绍圣等20多名中国学生被安排到距离巴黎200多公里的巴耶中学学习。

邓小平后来回忆，学校待他们像待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求他们上床睡觉。邓小平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办的学校，上了几个月，没学到什么东西，吃得也很差。

尽管邓小平等人在学校里生活非常节俭，但是到了1921年3月，他们带来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时，巴黎华法教育会又宣布和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邓小平等人的学费问题没了着落。他们多次与校方交涉，法国教育部也曾致信校方，提出减免部分学生的费用，但均被校方拒绝。就这样，邓小平和邓绍圣等19名学生于3月13日晚上离开学校，前往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临走时他们还欠了学校共2292.5法郎的费用，后来这笔钱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为偿付。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学习了5个月，离开巴耶中学竟是他在法国“俭学”生活的结束。

到了克鲁梭后，邓小平和邓绍圣等几名四川学生经人介绍在施奈德钢铁厂找到了工作。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和邓绍圣留下了这张合影。从此，他们要脱去这身学生装束，开始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的4年多的“勤工”生活。这也许是他们对“俭学”生活结束和“勤工”生活开始的纪念吧！

这时的邓小平才16岁零7个月。

邓小平和邓绍圣被分配到施奈德钢铁厂的轧钢车间当了轧钢工。这个工种的劳动强度特别大，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对尚未成年、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确实不堪重负。干了一个月，邓小平便离开了钢铁厂。厂方在邓小平登记表的“辞职原因”一栏写的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

后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太累的活，且吃不饱饭。

比邓小平体力好一些的邓绍圣又勉强坚持了一个月，最后也离开了施奈德钢铁厂。

后来，他们俩又一同到巴黎做工，再一同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1925年，他们又一起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里昂支部工作。1926年1月，根据中共旅欧支部的安排，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且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党小组，直到1926年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

邓小平回国后，邓绍圣继续在苏联学习。

1984年，四川省广安县人民政府曾致函邓小平了解邓绍圣的相关情况。同年2月28日，邓小平口述了关于邓绍圣早年活动的证明材料。邓小平说，邓绍圣与他一起去法国，1925年在法国入党，同年年底一起到莫斯科，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听说邓绍圣回国了，但回国后的情形不详，多半是病死或牺牲了，应按烈士处理。

人生的转折点

这是1924年7月中旬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巴黎欢送周恩来回国时的合影。

照片中有几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排左起第一人是聂荣臻，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右起第四人是李富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右起第六人是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最后一排右起第三人就是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大上新当选的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成员邓小平。

这是邓小平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21年4月，邓小平离开克鲁梭后来到巴黎，靠打短工维持生活。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去两年，所需劳动力不似大战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我们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儿本事”等幻想成了泡影。

1922年2月，邓小平从巴黎来到蒙达尔纪的夏莱特小城，在哈金森橡胶厂找到一份稍微稳定的工作，干了8个月，攒下了一点儿钱。后来，他再次辞去工作，想继续求学。但最终还是因为钱不够，求学之梦彻底破灭。1923年2月，他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一个多月后，他突然离厂。厂方在他的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厂方也许是对他这次突然离厂表示不满，还在他的工卡上特别注明“永不录用”。

其实，这时的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份对他来说还算不错的工作，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新的人生目标。

就在勤工俭学生们在海外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新的可以信赖的政治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的前途有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欧洲的建党活动也在旅欧的进步学生中开展起来。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等18名勤工俭学生在巴黎郊区的布洛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

邓小平在1926年1月写的自传中说，“那时共产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开哈金森时”，“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位同志介绍的”。

邓小平就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儿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遂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1923年6月，邓小平来到巴黎，不久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年底，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邓小平离开工厂来到书记部，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和周恩来50多年的革命友谊。若干年后，邓小平告诉外国记者，他和周恩来“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道路”。

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在《赤光》杂志编辑部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此有着“油印博士”的美誉。邓小平晚年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过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内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急需大批干部。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

周恩来是1921年2月到法国的，同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参加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6月，周恩来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时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