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植：“中国刑警之魂”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1955年从警至今，他先后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经他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到新疆，从湖南到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涉枪暴力案件的关键10年中，他在祖国大地上书写了共和国公安刑事侦查史的传奇。

他就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崔道植。如今，已是鲐背之年的崔道植仍在不倦探索，他说：“每破一个案子，我就年轻了一次。”

一次等待，改变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子里。1934年夏天，崔道植就出生在这里。

崔道植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时，他生了一场大病，眼看着呼吸就要停止。父亲不肯放弃，他找来一些蒿草，扎成捆，点燃后对着崔道植的额头炙烤。屋里的烟越来越浓，呛得人直咳嗽，崔道植的头发都被引燃了。就在一家人绝望之际，崔道植突然奇迹般地发出哭声……父亲欣喜若狂，寸步不离地守着崔道植，为他驱蚊驱鼠，自己却被老鼠咬伤了。不久后，本就不幸的家庭迎来沉重一击——父亲感染鼠疫，不治而亡。

父亲去世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守孝3年后，母亲决然离开。那是6月的一天，只有6岁的崔道植仿佛有某种预感，哭着追在母亲身后，直到母亲头也不回地冲进玉米地。任凭崔道植在身后哭声震天，母亲也没有回来。

从此，崔道植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爷爷是典型的朝鲜族人，总是穿着洁白的长衫，戴着朝鲜族传统的黑色笠帽，腰背笔直。尽管生活艰难，但他依然买来笔墨，一笔一画地教崔道植写儿童启蒙书《明心宝鉴》中的句子：“择善固执，惟日孜孜……”

苦难的生活中少不了饥饿。在日伪统治下，大米是军需品，一粒都不许流落民间，一旦被发现私藏大米，扣上“经济罪”的罪名，轻则罚款，重则进监狱。为了两个年幼的孙子，爷爷偷偷藏了一点儿大米，可是没几天就被日本兵发现了。爷爷被带走了，再回来时，鲜血染红了他的长衫。为了帮爷爷分担生活的重担，崔道植背起背篓上山捡拾干柴。然而，山是地主家的，崔道植被地主家的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幸而好友金正鲲及时相救，他才得以逃脱。“自己种的白米，日本人不让吃。干柴烂在山上，地主家不让捡拾。”种种不平让崔道植心里充满愤恨和疑问，当金正鲲说“我要去参军，参加共产党的八路军”时，崔道植不禁心生向往。

1947年，共产党解放了梅河口，崔道植不仅吃到了米饭，还在政府的资助下走进了学校，13岁的少年宛若重生。怀着感激与崇敬之情，他手握红缨枪，加入了儿童团。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儿童团团长了。

信仰的灯塔照亮了人生的方向。15岁时，崔道植去县政府请求参军，尽管那时他已得知童年好友金正鲲在湖南牺牲了。因为年龄小，崔道植被拒绝了。但他没有放弃，两年后再次申请，可是他身体羸弱，看上去比同龄人瘦小，体检没有过关。看着别人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准备赶赴军营，崔道植很难过。那天直到天黑，他还坐在县政府门前，不肯离去。

这次等待改变了崔道植的命运——因一名新兵错过了报到时间，而军列又不等人，他作为替补被允许入伍了！

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崔道植如愿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军营，他奋发向上，在练兵和学习中表现优异。老班长非常喜欢他，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方志敏手抄本《可爱的中国》，一本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方志敏把中国比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植深受触动。

1952年底，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崔道植跟着部队来到哈尔滨附近的拉林集训。由于有文化功底，又熟练掌握汉语和朝鲜语，他承担起培训朝鲜族学生的工作。因工作表现突出，立功喜报频频传来，崔道植精神振奋。在入党申请书上，他郑重写下：“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级给我的一切工作，我都是热爱的，因为这是人民给我的……”1953年12月，崔道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年后，他说：“从小我的父亲就不在了，母亲的关爱我也记不清。对我而言，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那时，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也集中在拉林。卫生站里，护士金玉伊眼神清澈，照顾伤员时总是耐心细致。一来二去，崔道植和金玉伊相识，缘分的大门从此开启。

结缘痕迹鉴定，

开先河，补空白

1955年，崔道植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痕迹鉴定。

那是一桩刑事案件，现场有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当时，警方认定电话线是用钳子剪断的，细心的崔道植却另有发现。电话线的断面肉眼看去非常光滑，没有摩擦的线条，但在显微镜下看，却有一条条比头发丝还细很多的纹路。崔道植认为这根电话线不像是用钳子剪的，应该是用普通剪刀剪的。

果然，侦查人员从被锁定的嫌疑人家中搜出了一把剪刀，但电话线是不是被这把剪刀剪断的，还需要进一步鉴定。崔道植便用剪刀反复剪铅片，再一次次把铅片上形成的痕迹和现场的痕迹进行比对。5天时间，他就琢磨这么一件事。当比对出某个细节一致的时候，他再放大倍数看，最后确定电话线就是用搜出的剪刀剪断的。

崔道植的钻研精神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他被安排去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习。在学校，他争分夺秒地学习，晚上还跑到食堂“借光”看书。此后，崔道植又被选派到哈尔滨业余职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学校学习，对医学、数学、逻辑学均有涉猎。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就快速成长为刑侦领域的后起之秀。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他依然很激动：“当时我就想，组织上这么培养我，我一定要学好，在工作中报答党和国家。”

激情燃烧的日子，事业与爱情齐头并进。1960年，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崔道植和金玉伊与另外两对新人一起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当年在拉林分别后，金玉伊也加快了学习的步伐，此时，她已是黑龙江省医院脑电科的一名青年骨干。

婚后，崔道植一头扎进各种痕迹检验中，遇到疑难案件，经常日夜忙碌。因为怕金玉伊担心，他很少和她提起自己的工作。3个孩子相继出生后，金玉伊分身乏术，她或是把孩子们送到五常的娘家，或是寄养在同事家，久而久之，家庭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面对妻子的哭诉，崔道植自知有愧，他开始试着给金玉伊讲自己正在鉴定的案例：一名幼女被残忍杀害，犯罪分子还变态地在女孩脸上留下很多咬痕；一位民警一家四口被害，根据被害人头部的伤口判断，是钝器打击致死……金玉伊听得义愤填膺，她终于明白，崔道植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

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崔道植心无旁骛地投入研究。他运用牙弓、牙形以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通过牙齿痕迹确认了杀害幼女的犯罪嫌疑人；他反复检测被害民警头上的创伤，一次次做模拟实验，根据头骨伤痕与作案工具进行同一认定，开了这一领域的先河。

1975年，崔道植被公安部委派，和几个同行共同承担《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的科研课题。4年间，他们搜集了12500人共125000份指纹。每份指纹卡片都需要统计分析，从此，一个破旧的显微镜成了崔道植的“伴侣”。一天，因无人照看，崔道植4岁的小儿子崔英滨来到他的办公室。桌上的显微镜引起了崔英滨的兴趣，就在他想要触碰时，父亲的巴掌已先一步落在了他的头上。那时的崔道植没有料到，若干年后传承自己衣钵的，正是这个调皮的孩子。

整整4年，课题完成时，崔道植也名声在外。

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生一起命案，因线索有限，案子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展。崔道植被请了过去。根据法医在死者腹部发现的一小片指甲，他迅速建立课题，研究“指甲能否成为鉴定证据”。崔道植收集了黑龙江警校4个班共200名学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指甲自提取后一年半内的变化。最终，他发现指甲上的竖线排列因人而异，且没有重复，其鉴定价值和指纹一样。此外，不同年龄阶段指甲的特征和稳定性不同，发案后越早提取指甲，越有利于认定犯罪嫌疑人。

之后，崔道植让侦查人员提供嫌疑人的指甲，与现场遗留的指甲进行比对，最后，他笃定地说：“就是他，没问题！”果然，后来这名嫌疑人承认了犯罪事实。

当时，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尚未面世，崔道植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为刑事技术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

一切与犯罪有关的痕迹（包括手印、足迹、破坏工具痕迹、枪弹痕迹及特殊痕迹5部分），都是崔道植的科研范畴。此后，他围绕枪弹痕迹检验撰写了多篇论文，而这背后，是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对每一条弹痕进行验证的“笨功夫”。一般情况下，检验一个弹头要在显微镜下观察4至6个小时。

每有疑案重案，崔道植总会第一时间被想起。1991年，黑龙江讷河发生特大杀人案，遇害者多达42人，崔道植受命前往。在令人窒息的腐烂气味中，他亲自画勘查图，收集物证，撰写鉴定书，连续工作20多天，而他的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

一年后，崔道植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起来。为了保证痕检工作不受影响，他的办公室门上常常会贴着纸条广而告之，“我在××××房间”。这个房间往往就是痕检实验室。“发现和研究都需要大量时间，不知道什么是节假日，那时也不懂得陪伴。”崔道植后来说。

一边处置疑难案件，一边加强学术理论研究，崔道植的成就有目共睹。1999年，崔道植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值得一提的是，崔道植发明的一项技术获得了国家专利，凭着这个专利，他本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然而，他将专利主动献给了国家。他说：“这个技术就是用来破案的，兄弟单位使用还得花钱，这样的事我不能做。”后来，崔道植又自费制作了12台展平装置，无偿送给西北省区的刑事技术部门。

2001年，震惊全国的郑州银行抢劫案发生后，专案组向崔道植求助。后来我们知道，从1996年到2000年的5年间，以张书海为首的犯罪团伙先后抢劫个体户主、电信局、银行等，制造数起惊天大案。而当时郑州警方已连续奋战近5年，不仅积案没破，还发生了抢劫数额高达208万元的新案件，正处于雪上加霜、一筹莫展的境地。

“一听说是猎枪作案，我心里已经有底儿了。”对猎枪，崔道植了如指掌。他曾收集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再对几千个弹壳上的痕迹进行拍照，一一研究，通过弹壳判断出猎枪的枪种、生产厂家。因此，他对这个案件很有信心。

到郑州后，经过一天的研究，崔道植给出结论：几起抢劫案留下的弹壳都是由同一支猎枪发射出来的，且猎枪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生产的。

崔道植对猎枪种类的精确鉴定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侦查范围立刻缩小了，侦查员从调查猎枪买家入手，顺藤摸瓜，最终抓获了主犯张书海。

2003年，沈阳发生“1·18”抢劫运钞车案，197万元巨款被盗，3人死亡，多人受伤，一时震惊全国。现场群众听到的枪声是连发的，因而侦查员推断应该是一支双筒猎枪，但双筒猎枪又分为不同的型式，69岁的崔道植被紧急召唤到沈阳鉴定作案枪支种类。根据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他判断出射击方向，并以此追踪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以及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为判断嫌疑人的身高，崔道植亲自试穿军大衣，竟有意外发现，军大衣的内里居然缝了个枪套！通过查看扣环位置和枪口与大衣内侧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的痕迹分析，崔道植很快确定了枪种，并断言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在一米七三左右。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迅速锁定了目标嫌疑人，不久便将其抓捕归案，而罪犯的身高正是一米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