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考

七月的一天清晨，父亲突然拉过我，眼里闪着光，一句话分三个逗点说：“你要请个假，从六号请起，请四天。”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反驳说：“我成绩虽然排第一，也不能这么请啊，再说，至少有三个同学正排着队追赶我呢！”

父亲笑着，像是讨好，又很坚定地说：“这个事……是马会计定的，就这样安排吧！”

马会计叫马守平，是村部的总会计，村里的大小钱都得过他那把黑漆漆的算盘。傍晚常看到他像红脸关公一样，从村部那边大腹便便地摇过来，手中提着一个人造革皮包，上面印着的几幢楼影已被磨得很淡，楼影下三四条线卷曲出一条带浪花的大河，浪花也被磨淡了，但楼尖上写着的两个红字——“上海”却很清晰，跟着他一起晃荡晃荡，像霓虹灯一样闪烁。

那时候，我念初二，掌管着班级的开门钥匙，也坐着第一名的宝座。为此我总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尽管没问出父亲让我请假的原因，但我隐约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跟“去新沂”有关。因为，前一天一大早，村道上还没有一个人走过，我就看到马会计的媳妇抱着一只大耳朵兔子来到我家门口。她站稳，先是眯着眼朝我微笑。我礼貌地叫一声“婶”，她“唉”一声，把微笑荡漾开，变成满面开花的笑，边笑边大声嚷嚷：“都说老刘家祖坟要冒烟了，可不是有原因嘛，这孩子起得比兔子还早呢！”

马会计的媳妇姓宋，村里人私下都叫她“宋广播”。她真的比村部房顶的高音喇叭还能说。能说是因为她知道的事儿多。知道的事儿多，也是因为她能说。说话就是“交流”，“交”过去一个消息，通常就会“流”回来一个。

我知道她一大早抱着兔子找我父亲是来“摸数”的。

我父亲有个手上功夫，能够准确地“摸”出要下崽的兔子肚中有几只兔崽子。父亲坐在小板凳上，放平并拢的大腿，把怀孕了半个多月的兔子搭上去，捋一捋它后背上的毛，再低头看看它的眼睛，兔子就温顺了。那只捋毛的手再慢慢朝兔子的肚子上滑过去，然后他仰脸朝天望，缓缓报出一个数。那时养兔子，是为了养家糊口，是很重要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再过半个月左右，那个被“摸数”的兔子的主人就会挎着篮子到我家来报喜，说一只也没少，真准啊，再从篮子里抓出几根带绿缨儿的胡萝卜算作酬劳。

马会计家的兔子怀孕没多久，据说父亲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个所以然来。但广播婶也没走，而是坐了一会儿，从肩头挂着的布袋子里掏出了提前准备的三四根胡萝卜。后来，母亲跟我说，广播婶问了我的成绩之后，还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吉祥（我小名）早晨起来上学，要不要大人叫。我母亲也不谦虚，说吉祥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就是个活闹钟，前一晚说几点起床，第二天到点就自然醒来了。广播婶说她家的大顶要是能这样，也犯不着人托人脸托脸，转到隔壁县去念高中了。母亲还说，那天马会计早上去村部之前，也在路口递上一根烟，跟我父亲“站”了一会儿。

大顶我熟，我叫他大顶哥。他上初中时，我上小学，还经常一起玩。我跟大顶哥算是好朋友。他初中“考”走之后，一个月回来一次，因为两家隔得不远，我们碰到了会说两三句话。当天晚上，提着“上海”包的马会计来了，脸没红，带着笑意，酒没在肚中，在皮包里卧着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大袋子，袋口被报纸盖得严严实实。等到袋子里的东西被摆上桌时，正好我放学了。桌上摆着凉皮腐竹、皮蛋黄瓜、油炸花生，还有一道大菜——沂河杂鱼。马会计跟父亲喝了一瓶酒，说了一瓶酒的话。我在隔着布帘的房间内写作业，影影绰绰刮到几句，都是冲着我的，大意是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你兔子摸得准数，你儿子时间摸得准，成绩又好，这样的孩子，你给他取的这个名字算是绝门儿了，吉祥，多好哇，这次去新沂，就得靠吉祥……而马会计不仅会打算盘，更会打呼噜，呼噜声能把新沂给震塌。

我终究也是到了明点儿事理的年龄了，回头问父亲：“到底以什么理由请假呢？”父亲说：“你就说出远门，去新沂，看一个亲戚，亲戚家有点儿事。”我就是这么给班主任请的假。班主任想了半天，念叨一句：“马会计夹着包，兜来转去问你成绩是不是第一，你这又来请假……七月七八九，能有什么比高考更大的事呢？”

班主任念叨对了，我请假去新沂，是陪大顶哥高考的。大顶哥提前找了一个离考场很近的小旅馆，但距离近他还是不放心，既对自己不放心，也对老式闹钟不放心。马会计对这个事就更不放心了，起意来找我去陪考。

六号那天中午，马会计提上皮包，往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看了看，骑车带上我，蹬到一个叫炮车的小镇，坐上过路的火车。火车上，马会计笑盈盈地问我：“有没有把握？你妈说你比闹钟还灵呢。”我点点头，说刮风、下雨、打雷都不会耽搁。马会计摸了摸我的头说：“时间准不准也不打紧，光冲你这个名字就是找对人了。”其余时间，我就像马会计的另一个皮包一样，被搁在火车座椅上。那时候的火车车厢里热，马会计看着窗外，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颗往下滚，他也不擦，就像不是火车在走，而是他在用脚力赶路一样。路不算远，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新沂，下火车再走十多分钟的路，我们进了小旅馆一间双床的房间。

我见到了大顶哥，他面色平静，指了指边上我将要睡上三天的床说：“你睡那边，靠窗，能先看到亮光。”

马会计当晚就坐火车回去了，回去之前，他把自己手腕上的表撸下来递给我，又拍打了一下大顶哥的肩头，说：“吉祥来了，你就放宽心吧，使劲睡，使劲考试，争取考到上海去。”

第一天夜里，我听到大顶哥那边有窸窸窣窣的响动。我跟他说：“你往踏实了睡，我会准时叫醒你的。”但没想到，我换了地方，睡不着，手里攥着手表，索性睁着眼不睡了。第一天我准时叫醒大顶哥，中午回来吃好饭，又醒着陪他午休二十分钟。第二天也是相同的程序，相安无事。

没想到，铁打的人也熬不过两天两夜。最后一晚，出事了！我努力睁开眼，努力地回想马会计那天在我家桌上摆的凉皮腐竹、皮蛋黄瓜、油炸花生还有沂河杂鱼，想象着自己一筷子一筷子地吃，还是不行。我在后半夜沉沉地睡过去了。早晨猛一睁眼，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再一看手表，都十点多钟了。大顶哥依然在呼呼大睡，怀里还抱着一本辅导教材。

我霎时出了一头白毛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