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线上的边关

编者按：

在中国西部万余里边境线上，戍边军人驻守在“生命禁区”，面对极寒缺氧、雪崩塌方、雷电风暴的严酷环境，用忠诚、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保家卫国的血与火之歌。本刊从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雪线上的边关》一书中节选部分章节，带您走马边关，感受戍边军人的伟大奉献精神。

把风沙嚼碎了，咽下

从西藏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从一个海拔高度走到另一个海拔高度。

在西藏，高山反应会让你无处可逃。即便离开，你最多也只能从一个高海拔地区逃到一个海拔稍低的地方。对一个被高山反应折磨的人来说，你还是无法逃脱那种痛苦。你只能适应。

2015年，我从日喀则出发，苍穹高远，丽日白云，大地在不知不觉中抬升，待原本模糊的喜马拉雅山脉逐渐清晰，就到了岗巴小城。看见它时，会倍感突兀，心中疑惑：这样一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类聚居地？随之也会惊喜，好像在荒凉的月球表面找到了人类的居所。

岗巴县位于卓木雪山和康钦甲午雪山附近，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紧靠珠穆朗玛峰，是一个雪山环绕之地。全县地广人稀，在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生活着万余人口，是我国“平均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差”的地区。

岗巴边防营担负着近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和近20个通外山口的边防巡逻任务。每条巡逻线路都险象环生，有些山口长年风雪弥漫，风力可达10级。

人们对岗巴边防营军人的评价是：岗巴军人，没有吃不了的苦。

这是他们所处环境和执行的任务决定的。

以前，为方便给哨所官兵运送物资，上级为营里配了几十头骡马。这些强壮的“新战友”虽有“高原之舟”的美誉，但来到驻地没多久，就相继死去。后来，上级又送来了几十头牦牛。遗憾的是，这些牦牛也没坚持多久，就陆续倒在了运送物资的路上。

肖顺海对我说，生活在这里的人，感觉生命就像一块随时可能坠落到石头上的玉。但他已把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放置很多年。他1995年从四川富顺入伍后，就来到了藏南边防。2008年，他到岗巴边防营一连任指导员，后任岗巴营教导员。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个岗巴人了，有了当地人的肤色、疾患、生活习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已把自己从一块玉变成了一块岗巴石，可以随便摔打了。

他知道岗巴植物稀少，所以来时带了一株仙人掌。仙人掌长得很强壮，已经开花了。他说他以后离开，会把这株花留下，“只可带花来，不准带花走”，这在岗巴已相沿成习。

在岗巴，绿色尤为珍贵，所以流传着很多士兵与树的故事。有人戍边三年，看见树会拥树而泣。在内地再平常不过的树，那个时刻，在士兵眼里就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

在岗巴很难看到树，县城亦然。因为这里海拔太高，河滩上的牧草一从冰冷的泥土里冒出来，就变黄了。但在边防营四连驻地有一大片红柳，计有148棵。它是这里的森林，是岗巴军人在“生命禁区”创造的奇迹。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这里自古以来就不种树。当地人心中无树，他们认为，树只长在它能长的地方。也有人骑马走很远的路，到有树的地方去看树，但他们觉得，那些只不过是另一种长得更高的草。

四连的官兵想试一试，看树在这里能否成活。他们种树，本身是自己需要一种安慰：你看，这里树都能活，我们在这里戍守边防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人和树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人最早是从树上下来的，树是人类最古老的家园和故乡。树多的地方，人就活得滋润。

树苗是从300多公里外的日喀则抱回的，好几百棵。官兵们挖地三尺，掘开冻土，拌上羊粪。树苗成排成行，为抵御大风，官兵们用木棍给它们做支撑，用绳索绑束；冬天，先用旧衣服包裹枝干，再用塑料薄膜把树罩住。终于，有近200棵红柳的根扎进永冻层。最终，活下来的是这148棵。

既然树能活下来，那就能种活蔬菜。

每年一到10月，大雪封山，边防营所属边防连队便与世隔绝。以前，官兵们一年有9个月只能吃罐头和干菜，于是，在“生命禁区”种出蔬菜就成了岗巴军人的新梦想。

就像没人想着在岗巴栽树一样，这里也一直没人种菜。种菜的活儿比种树精细，要掘地三尺，把冻土刨开，拉走，再从绿洲上拉来熟土，撒上羊粪，建起半地下温室。岗巴风大，为防止温室玻璃和塑料大棚被风刮坏，要建两米多高的挡风墙。好在辛劳没有白费。当年，小白菜、萝卜、青菜、洋葱、土豆就在岗巴落了户。接着，岗巴又试种了黄瓜、南瓜、青椒、茄子。现在，我看到每个连队都建了蔬菜温室，总面积有3万多平方米。即使外面冰天雪地，温室内也春意盎然。

植物是生命的映照。在“生命禁区”，更是如此。

如果你来到岗巴边防营，连队干部一般都会带你去参观连队的温室。在他们心目中，那不仅仅是种植蔬菜的地方，还是他们的花园，是个可以看到绿色、看到花朵、看到春意、寄托乡愁的地方。他们希望与你一起分享。

在有限的生机面前，官兵们要时刻面临生死考验。即使你端坐不动，生命也在被剥蚀，像一块被锈蚀的铁，或一块正在被风化的石头。这种剥蚀对有些人缓慢一些，对有些人则格外剧烈。

肖顺海记得自己当兵的时候，连队没电，1995年下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30℃，连队的柴火没拉够，取暖一下成了问题。所有的液体都被冻住了，一夜可结3米高的冰柱。大家就到雪里刨牛粪，把连队原已掩埋的烂胶鞋挖出来烧火取暖。但晚上还是冻得不行，即使盖3床被子再加上皮大衣，还是冻得难以入睡。

对于环境的艰苦，大家已经习惯。肖顺海也很少把它放在嘴边。如今营房里有地暖，建了阳光棚，电视有信号，蔬菜、肉食随时可以供应，条件已经好多了。他很知足。

肖顺海得了痛风。这是岗巴的“流行病”。痛风一旦发作，痛得剜心刺骨，欲生欲死，难以忍受。

当时，全营得这种病的有30余人。

另外就是掉发。20岁左右的小伙子，在这里也会秃顶。

从云南玉溪入伍的彝族战士者德海是四连的下士班长，2009年12月入伍到岗巴。刚开始是掉牙齿，一掉好几颗，他被吓住了。因为他当时才20岁，离老得掉牙的年龄还远着呢。有战友开玩笑说，他在换乳牙。他笑不出来，手里捏着自己的牙，说自己可能未老先衰了。这还没完，2014年3月，他的头发又一团一团地往下掉。洗头时，脸盆里全是头发。接着，眉毛也开始掉。

营部驾驶员吴鑫中士也是如此。他比者德海早入伍一年，也比者德海早掉发一年。他和者德海的头发都是一团一团地掉，跟“鬼剃头”似的。

还有个叫杨春的战士，10天时间，头发全部掉光。不仅他自己被吓住了，其他战士也被吓得不轻，都想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头发。

许其伟中尉当时才27岁，但6年前他开始掉发，4年前就已秃顶。他每次回家都去治疗，什么方法都用了，也没有什么效果。那时，他内心已似看破红尘般坦然。

当时，全营正在掉发的有17人。

对于自己的形象，吴鑫很在乎。这也难怪，他正在和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的女友恋爱。相比之下，者德海要淡定一些。他说，这玩意不要命，不要紧，说不定服役期满，回到内地，把脑袋往氧气里一泡，头发就噌噌噌地长出来了。

这种伤害来自无形的、没有一点儿声息的敌人。你无法和他直接面对。

岗巴边防连与营部紧邻。从海拔4700米的连部到其驻守的5010.4高地高差只有约310米，但彼此距离达4公里。小路若羊肠，要走3个多小时。

连队官兵轮流上哨，由一名班长带领多名战士驻守一年。哨所由碉堡和山洞组成，碉堡里住两人，剩下的人住山洞。饮用水从山下挑，饭食以野战食品为主。

观察哨每天都要有人站岗，要携带观察器材、干粮和水。有人去观察哨，有人留守。上面风大，有时能把人吹翻，所以站岗的人只能趴在地上，在一个秃山包后隐蔽观察。早上去，晚上回，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顶嘎边防连所属开鲁山口的巡逻更加艰苦。这条巡逻线路有30多公里，除十余公里可以乘车，其余都要徒步。巡逻队都是凌晨两点钟起床吃饭，三点钟出发。起点海拔4000米，此时虽是6月，却寒意逼人。开始可乘车，但翻过第一座山后，车就不能前行了，只得负重20多公斤，徒步爬山。刚开始，灌木等植被也很茂密，山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最后只见草皮、石头和雪山了。到达最高点——当地人叫哈达山，海拔已达5600米。这是一个大风永不停歇的山口。尘土早被风刮走，只余大大小小的光滑石头。在一个大石堆上，插着许多木桩，木桩上挂满了猎猎飘扬的哈达。登上这个山口，还得由此下山，继续前行十多个小时。

下山更难，高差1000多米，全是深沟。行至沟底，涉过河之后，再翻下一座山……体力一次次消耗，一些战士恨不得从山顶直接滚到山下去。最让人难受的是变化无常的天气——山下天晴、半山落雨、山顶飞雪。一日经历春夏秋冬，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如果一路顺利，晚上七八点钟可回到连队；如果不顺利，半夜也回不来，去一趟要十多天才能缓过劲来。

岗巴边防营的最高控制区海拔为7107米。抵达巡逻点位至少要到达海拔5900米。一般人如果不具备军人般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有一次，三连18名官兵到海拔6400米的曲登尼玛山口巡逻，巡逻车爬到5200米的山腰就抛锚了。当时，已是黄昏，连长刘先定命令战士们弃车前行，必须到达点位。狂风夹着大雪，漫天飞舞，官兵们在没膝深的积雪中艰难前进。气温太低，大家嘴里冒出的热气只要沾到东西——无论衣领、眉毛还是帽檐，就会立马结成白色的冰碴，棉帽和脸冻在了一起；氧气太少，每个人脸色发青，嘴唇发紫，眼冒金星。有4名战士相继昏倒，滚下雪坡。刘先定和其他战士呼喊着将他们救上来，互相搀扶着继续向点位攀登。就这样，他们在风雪中，冒着近零下30℃的严寒，挣扎了整整一夜，于次日清晨7点钟在太阳抹红东边的天际线时，终于到达位于雪山顶上的巡逻点位。

冰雪把界碑掩埋了，要找到它，看它是否完好，才算完成任务。大家只能用手扒开积雪。因为海拔太高，高山反应非常厉害，好几个战士趴在雪地里，晕倒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把界碑找到了。待把界碑擦拭干净，每个人都累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但在高山反应和严寒的夹击下，他们不敢停留，赶紧从雪山上一段段往下滑。

对于这样的巡逻，大家不但毫不畏惧，反而为能够参加倍感光荣。因为边防军人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巡逻到点到位；最最伟大的事，就是不失寸土。

高原是一把磨人的剑，对官兵们的折磨，无疑是明目张胆的。

肖佑恩从战士到副教导员，在岗巴整整干了12年。长期在高寒缺氧条件下生活，他的脑神经功能过早地退化，双眼多次出现间歇性失明。教导员曹型明在岗巴工作了17年，患有严重的痛风病。每次发作，他都痛得打滚。可他不愿离开岗巴。他说，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是幸运的。

老哨长胡同德，在查果拉守卡11年，心脏肥大，转业回到内地半年就病逝了；从军校毕业来到岗巴的颜世文，第二年就患了高原性肝硬化，病逝时只有22岁；机要参谋倪建华，在岗巴工作两年半后，死于高原性败血症，年龄仅22岁。

牺牲在岗巴的，还有他们的亲人：老连长王海的妻子刘玉菁千里迢迢从广东来到岗巴探亲，到达的当天就被脑水肿夺去了生命；老战士黄颂的未婚妻刘燕从四川老家来连队完婚，到岗巴的第三天，突患高原肺水肿，昏迷后再也没能醒来，当时她年仅21岁。

把风沙嚼碎了，咽下；

把寒冷嚼碎了，咽下；

把海拔嚼碎了，咽下；

把一切艰难嚼碎了，咽下……

在岗巴营官兵口中传诵的这几句诗，很好地诠释了岗巴边防军人的气概和胸怀。

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任何神圣之旅都是充满艰辛的。

我们到达狮泉河后，就躺下了。躺了两天，才挣扎着起来了，屏息感受世界的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