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任总统的“秘密行动”计划

纵观美国历史，类似“北溪门”这样的案例无独有偶。

1982年夏天，苏联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突然发生大爆炸，管道碎片如流星雨一样四处飞溅，连美国卫星都清楚地拍到了冲天的火光。爆炸产生的火球破坏力相当于3000吨TNT炸药，其当量达到了美国在广岛所投原子弹当量的四分之一。

难道是苏联开展了核试验？消息在美国和加拿大设立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内引发了忧虑情绪。但美国中情局很快气定神闲地向同僚们发话：什么都不用担心，这次爆炸是他们秘密筹备了半年的“杰作”。

这次管线爆炸是美国“秘密行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苏联向西欧输送天然气以赚取外汇的计划因此落空，经济发展遭受重创。爆炸的真相一直不为人知，直至20世纪90年代相关档案被解密。

令人感到巧合的是，40年后，同样承担着输气重任的“北溪”管道被炸。制造爆炸的真凶目前尚无权威定论，但它令不少中外研究者想起了西伯利亚荒原上那似曾相识的一幕。

“冷战催生的‘秘密行动’计划是长期性的，迄今已经跨越了14任美国总统的任期。此类行动有成熟的套路，美国往往隐身幕后，通过各种手段操纵海外事态发展。”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教授舒建中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秘密行动”的始作俑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

宣传战：波兰“聚光灯行动”

1948年5月，在成立不到一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内部，一份由乔治·凯南起草的《开创有组织的政治战》文件被广泛传阅着。文件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争斗并非简单的国家间的竞争，而是“自由民主原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战”。有鉴于此，美国应该对苏联开展新型“政治战”，包括公开的和秘密的行动。

这是“秘密行动”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中。乔治·凯南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美国外交机构，后来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他生性内向，在美国外交圈的地位一度相当边缘化，直到给华盛顿发去那份影响深远的“长电报”——对苏联进行“和平遏制”的建议，深受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重视，凯南由此成为美国外交决策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于1947年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首任主管。国安会及其下属的中情局成立后，凯南再次出手，制定了“秘密行动”规则。

在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看来，所谓“秘密行动”，就是堂而皇之地不择手段。“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如果公开行动，很容易被视为与苏联直接对抗。为了避免与苏联及相关国家产生高烈度的冲突，美国转而采用‘秘密行动’，包括在政治上纠集亲美势力，扶植所谓‘亲美政党’；在经济上威胁或直接采取制裁，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在舆论宣传上编造、散布煽动性和鼓动性的信息与价值观，颠倒是非黑白，欺骗性地动员普通民众……”

冷战时期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秘密行动”，当数美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展开的宣传战。

20世纪50年代初，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最初名为解放电台）先后开播。前者负责对东欧国家广播，后者负责对苏联广播。这两家电台名义上是“民间电台”，实际上却秘密接受中情局的资金支持，各个部门都有中情局安插的工作人员。

根据美国的安排，两家电台每天用俄语、乌克兰语、波兰语等十几种语言进行广播，号称要“服务于铁幕背后的听众”。其内容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颂扬西方价值观念，诱导听众产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

“1955年，在中情局的部署下，自由欧洲电台及自由欧洲出版社对波兰启动了新的宣传攻势，代号‘聚光灯行动’。他们精心设计宣传议题，利用叛逃美国的波兰情报官员约瑟夫·斯威奥托罗大做文章。”舒建中说。

斯威奥托罗原本就职于波兰公安部。1953年冬天，他受命前往民主德国（东德）执行任务，却趁着途经联邦德国（西德）的机会甩开同事，逃到美国驻西柏林的办事处内。由于斯威奥托罗的特殊背景，他供述的内容被包装成波兰政府“设置秘密警察、进行政治镇压”的证据。在“聚光灯行动”中，自由欧洲电台制作了30个有关斯威奥托罗的节目，播放其专访140余次，还利用气球向波兰境内散发了大量传单。

舒建中说，实施气球宣传行动时，中情局会同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欧洲出版社，按照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和投放线路等标准，在靠近民主德国的巴伐利亚边境地区建立气球施放点。气球施放点还设有研究中心和气象中心，前者负责研究气球宣传战及其实施手段，后者负责搜集风向等气象资料，以确定气球施放的最佳时机。“由此不难看出，在实施气球宣传行动方面，中情局大费周章，最大限度地隐藏了幕后的‘美国之手’。”

斯威奥托罗让波兰政府颜面扫地，更在波兰民众心中种下了怀疑政府和共产主义的种子。1956年，“波兹南事件”爆发，示威者喊出“打倒秘密警察”“要面包和自由”的口号，举行了大规模罢工。事件造成至少7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3岁的少年。舒建中认为，“聚光灯行动”在扰乱波兰局势，助推“波兹南事件”的发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中情局资助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事被曝光，舆论哗然。此后，美国把这两家电台划拨给了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改由国会拨款资助，但保留了其“东欧民众代理人”的设定。

政治战：智利“9·11政变”

“美国实施‘秘密行动’的重灾区是拉丁美洲。”舒建中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美国将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力图阻止左翼政党上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厄瓜多尔、巴西、危地马拉、秘鲁、智利等国家的一系列政变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多数左翼政党领导人下台后被迫流亡海外或被软禁，其中，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命运最为悲惨——他在政变中不幸丧生。

阿连德是拉美第一个通过直接选举就任的左翼总统。他从1952年开始竞选总统，但遭遇了3次失利，一度自嘲要把“下一任智利总统长眠在此”刻在自己的墓碑上。多年后，美国解密档案显示，阿连德激增的支持率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他第三次参选时，美国便插手进行秘密干预。

1970年，阿连德代表左翼政党“人民团结阵线”参选。他在首轮投票中获胜，但因得票总数未能过半，议会需要在得票数居前两位的候选人中再次投票，选出总统。美国借此机会出手，负责批准中情局“秘密行动”的专门小组“40委员会”做出决定：要求相关部门评估组织反对派对抗阿连德以及策动政变的可能性。

根据这一决定，中情局联络了智利21名高级军官，打算将军事手段作为阻止阿连德上台的备选方案。时任智利陆军司令勒内·施耐德反对这一计划，不久便遭暗杀。美国人没想到自己会弄巧成拙，暗杀事件点燃了智利民众的反美情绪，阿连德反而得到更多支持。

眼看干预失败，美国国安会立即提出报告，美国政府要在表面上保持对智利无敌意的态度，暗中“限制阿连德政府的行动自由”。中情局开始多管齐下：给反对党和军方提供资金支持；收买智利媒体，制造阿连德的负面新闻；分化左翼政党联盟；向智利工会渗透，煽动游行和罢工……

依据中情局提供的资源名单，多名美国军事顾问进入智利，拉拢军方人员，最终选定了智利陆军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表态支持其发动政变。

整个过程中，如何避免暴露、万一暴露了怎么撇清责任，一直是美国政府关心的重点问题。美国国安会多次在汇报文件中强调：“我们所有的秘密支持都安全实施了，没有引起阿连德政府的怀疑。”

1973年9月11日凌晨，皮诺切特代表智利军方公开向阿连德发难，要求其辞职。

阿连德拒绝辞职。在军队夺取总统府之前，他通过电台直播了自己的告别演说。伴随着背景里的枪声和爆炸声，这位65岁的老人从容不迫地告诉全国人民，他忠于祖国，绝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当天下午，阿连德命令总统府的卫兵停止抵抗。卫兵们排成队列走向出口，阿连德与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与自己并肩作战到了最后一刻。随后，他独自走向总统府二层的独立厅。没过多久，枪声传来，尚未离开的官员们冲进厅内，发现阿连德用一把AK–47突击步枪饮弹自尽了。

令人唏嘘的是，这把枪是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赠给阿连德的礼物。枪身上有一块刻着字的金色铭牌，上面写着：“菲德尔赠与好友萨尔瓦多，你我用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政变发生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纷纷表示，美国事先对此毫不知情。然而，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陆续解密大量档案，证实尼克松政府参与了颠覆智利政权的行动。

相较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智利当时的民主制度已经相对成熟。政变的结果是智利陷入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如此明火执仗的颠覆行动证明，美国以所谓的‘民主’‘人权’为由对别国进行干涉，其目的完全是维护美国自身甚至是美国内部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刁大明说。

就在智利风雨飘摇的1972年，尼克松也遭遇了从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水门事件”被《华盛顿邮报》曝光，人们震惊地发现，尼克松竟然允许其下属潜入水门大厦，在竞争对手的办公室内安装窃听设备。

“水门事件”使得美国各界重新审视中情局的权限及“秘密行动”的合法性。美国于1975年召集了一个由参议院组成的委员会，以调查秘密介入智利的情况。联合国也成立特设工作组，对智利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有美国学者直言：“诸如欺骗、暗中破坏、政治暗杀、准军事行动等‘秘密行动’手段，集中体现了世界事务的阴暗面。”

在舒建中看来，“水门事件”成为美国“秘密行动”的一个阶段性分水岭。此后，美国虽然没有放弃实施“秘密行动”，但整体上有所收敛。

经济战：苏联“告别行动”

1981年，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里根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物，他公开声称苏联是“邪恶帝国”“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里根上台后，针对苏联的‘秘密行动’明显恢复了力度。在他任内，美国对苏秘密经济行动最为集中，在助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舒建中说。

1981年1月底，里根主持了入主白宫后的第一次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新任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在这次会上强调，苏联的经济已经相当病态和脆弱，美国的目标就是在绝对意义上削弱苏联的实力。

凯西是个“狠角色”。他是法学专业出身，大学毕业后当了律师。二战期间，凯西与“美国情报之父”威廉·约瑟夫·多诺万结成忘年交，并深得后者赏识。他被派驻伦敦，担任战略情报局欧洲分部的负责人。凯西由此走上情报之路，曾在尼克松政府内担任副国务卿。

凯西为里根成功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被里根任命为中情局局长。当时凯西已经67岁，是任职时年纪最大的中情局局长。情报界不乏质疑之声，认为凯西太老了，又远离情报活动多年。但在里根的支持下，凯西很快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带领中情局重返“巅峰”，人员规模和经费支持都接近了冷战初期的水平。

“在就任中情局局长之初，凯西就将对苏秘密经济战的矛头指向苏联的石油收入，为此，中情局在凯西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一个监控苏联硬通货流通及外汇收入情况的跟踪体系，对苏联经济展开脆弱性评估，以期选择对苏联经济进行‘挤压’的手段。”舒建中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通过监控，中情局发现苏联对油气出口高度依赖，于是为苏联量身定制了“告别行动”和“沙特行动”。

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爆炸正是“告别行动”的一部分。这条管线全长4500千米，可将产自西伯利亚乌廉戈的天然气输送至乌克兰西部。缺乏能源的西欧诸国对管线的建设持积极态度，德意志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都提供了工程贷款。

资金就位了，苏联却迟迟无法解决技术上的难题：管线的设计十分复杂，需要一种高级软件来监控数据并实现阀门等组件的自动控制。苏联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向美国购买，但很快遭到拒绝。

2004年，前里根政府高级官员托马斯·里德在回忆录《置身深渊：一个知情人的冷战史》中披露了爆炸内幕：苏联希望通过间谍从美国获得软件，凯西立即提出计划，要让软件“先管用、后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