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了“中国星”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67年1月27日，美国原定于2月21日发射的第一艘太空飞船——阿波罗1号遇难，震惊世界。

然而此时，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条如此重大的新闻，却被政治风云冲淡了。

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对6个国防工业部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

这是对国防科研的保护，更是对科技人员的保护。

7月29日，一辆北京吉普从友谊宾馆出发，冒着酷暑，穿过市区，驶向南苑一分院。

吉普车停在办公楼前，一位年轻人走下车，敲开了孙家栋办公室的门。

正在图板前画图的孙家栋，抬头见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客气地问：“同志，你找谁？”

“孙主任，”年轻人自我介绍，“我是国防科工委的小汪。”

“哦，什么事？”

年轻人说：“科工委的张局长要向你传达上级的指示，让我来接你。”

孙家栋一听是科工委的领导找他，便跟着小汪上了车。

小汪将孙家栋接到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建处的临时办公地点——友谊宾馆。

张局长握着孙家栋的手，说：“家栋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国家马上要开展人造卫星方面的研制工作。为了保证这个项目顺利进行，中央已确定筹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同志全盘负责人造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钱学森同志向聂荣臻元帅推荐了你，根据聂老总的指示，上级决定调你来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事发突然，孙家栋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知该怎么表态。

张局长向孙家栋介绍了组建卫星总体部的具体意图，要求他尽快到位。

回家路上，孙家栋热血沸腾。这几年，他听说过关于人造卫星的一些“小道消息”，没有想到中央决定立刻上马人造卫星项目，实在令人惊喜。不过，一想到钱院长对自己寄予厚望，选调自己去做总体负责人，又觉得压力重重。那个年代，人们的保密观念非常强，回到家，他没敢告诉妻子这件事。妻子魏素萍见他进门时眯缝着眼，喜滋滋的，猜想一定有什么好事。

不过，她知道孙家栋的嘴严得很，不该说的绝对不会说。记得刚结婚时，她问他：“家栋，你们这个单位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连个名称都没有，只用个‘信箱’代替，难道你们就住在信箱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孙家栋一下子严肃起来：“这个现在不能告诉你，将来也不能告诉你。你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以后别再问了。”此后，凡是工作上的事，魏素萍再也不去打听了，这已经成为他们夫妻间的一种默契。

三天后，孙家栋走马上任。当时，他只怀抱一个信念：“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钱学森亲自找他谈话。

“情况都知道了吧？谈谈你的想法。”钱学森和蔼地说。

孙家栋坦陈胸臆：“钱院长，没想到国家这么快要上卫星工程，我当然高兴。不过，我只干过导弹的总体设计，人造卫星别说没接触过，就连见都没见过。现在要我挑这么重的担子，压力太大了！”

钱学森笑了：“要说压力，我的压力比你大得多，我也没接触过卫星啊。中央要我负责卫星、运载火箭和地面系统三个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你说我的压力有多大？不过，周总理把这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压在我们的肩上，我的体会是，这是国家对我们科技工作者高度的信任。”

孙家栋点了点头。

“家栋，我知道你的能力。”钱学森鼓励道，“你只管集中精力大胆工作，如果有什么考虑不周的，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如果失败了，你总结教训，我承担责任。”

孙家栋听了，脸上露出刚毅的神色。

钱学森又说：“你要大胆地开展工作，如果在执行中遇到阻力，有不服气、不服从的，你可以说是经过我钱学森同意的。明白吗？”

“明白！”一股暖流涌上孙家栋的心头。

如果说过去的经历都是一种铺垫的话，那么，孙家栋的人生传奇便是从此刻开始的。

“大跃进”的失误，“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加上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我国国防科研的主攻目标放在了导弹、原子弹上，对人造卫星的研制放慢了脚步。

1965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与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递交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建议加快发展人造卫星的步伐。

与此同时，钱学森认真分析了我国研制人造卫星的有利形势后，也写了一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建议。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工委召开了我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目前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具有重要意义。4月29日，国防科工委根据各方的讨论意见，形成了报告。5月6日，该报告在中央专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获得批准。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任务正式启动。

卫星研制的初步方案出炉后，给卫星冠以什么名字，众议不一，后来，总体组副组长何正华提议：“我看就叫它‘东方红一号’吧！”大家一致赞同。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研制，分散在中国科学院、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及其他一些部门，给组织领导和统一调度带来了诸多不便。聂荣臻听取了钱学森关于组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研究院”问题的汇报。1967年6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现有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筹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列属国防科工委建制。

1968年2月20日，经中央批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其定位是全国空间技术研究中心，负责国家空间技术的抓总工作。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兼任院长。

据统计，1957年，全世界有2颗卫星上天；1958年，全世界有8颗卫星上天；1959年，全世界有14颗卫星上天；从1962年起，全世界每年发射的卫星总数超过100颗。美苏两国竞争格外激烈，1968年，美国有74颗卫星上天，苏联发射了84颗。

然而此时，太空中还没有一颗中国卫星。钱学森感到压力巨大！

领受任务后，钱学森首先想到的是建立卫星总体设计部。要将一颗卫星从地面发射到天上，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研制到生产，从生产到发射，从发射到测控，环环相扣。总体设计部就是这个庞大而复杂工程的参谋部。钱学森认为，总体部的负责人知识面要广，既要懂工程上的问题，又要有比较广博的科技知识，同时，还要有担当精神，能承担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综合组织管理和实施的重担。

谁来担任卫星总体设计部的负责人？钱学森在脑子里“过电影”。这几年，通过“1059”、东风二号、东风二号甲型号导弹的研制实践，一分院已经聚集了一批人才。特别是一些年轻、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中坚力量。

经过深思熟虑，钱学森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孙家栋身上——通过近10年的考察，钱学森对这位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年轻人，已经十分熟悉和了解。他也一直给孙家栋“加码”——从总体主任设计师到总体设计室主任，再到总体部副主任。孙家栋科研基础扎实，才思敏捷，能吃苦，有创意，在仿制“1059”、中近程导弹改型设计和我国独立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工作中，充分显示出他的专业水平和组织能力。

此时38岁的孙家栋，正处在科研的黄金年龄，是时候让他挑重担了。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透露了一条独家“消息”。父亲晚年谈起此事时，曾告诉他：“当年选中孙家栋，是想借此机会给他动个地方、换个位置，也是为了保护孙家栋。”

我问孙老：“当时两派群众组织正‘打’得不可开交，造卫星的人马您是怎么调集的？”

“是的，当时首先困扰着我的就是这个问题。”孙老说，“我向钱学森院长提出建议，抓紧建立机构，调集人员。钱院长马上表示同意，先要把‘台子’搭起来，才好‘唱戏’。他说可以以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再从别处抽调一些优秀人才。但是那时候各单位都在‘闹派性’，靠各单位推荐肯定不行，哪一派都想多选派自己的人。钱老要我多作调研，统筹考虑，先提出名单，再研究确定。”

我说：“等于这个名单是您先提出来的？”

“钱老让我先选，我有些犹豫。钱老说：‘以后你要主管总体设计部，你知道需要用些什么人。如果让人家推荐，他推荐了，你看不上，怎么办？难道还给退回去？所以，还是要由你先提出个名单来。’”

孙家栋心里踏实了，既然领导这么信任他，给予他这么大的权力，他便放开胆子。经过两个月的调研，他最后选定了18个人。名单报给钱学森后，又很快得到聂荣臻的批准。

当名单下达七机部和中国科学院时，听说选调的人员准备去干卫星工程，谁也不敢阻止，两派群众组织都敲锣打鼓地举行欢送仪式。大家都夸孙家栋有招，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孙老告诉我：“刚开始的这队人马，一部分来自七机部一院，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参加过一院主持的几个型号的导弹研制，有工程实践经验，但比较缺乏人造卫星的基础理论；另一部分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基础理论是他们的强项，但工程实践是他们的弱项。必须尽快将两支队伍融合在一起。当时，对卫星的总体方案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按照科学院的原定方案，把卫星做成科学探测卫星；第二种是把卫星搞成工程卫星。前者要装姿态控制系统和多项科学探测仪器，技术复杂；后者则简单多了，不上任何探测器，只要把卫星送上天，就说明我们掌握了火箭、卫星、测控、靶场、地面环境等一整套卫星工程技术，就可以打90分了。”

周恩来有一次在听取钱学森汇报东方红一号有关情况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卫星升空后，究竟用什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发射上天了呢？比如，原子弹爆炸之后人们能够看到蘑菇云，但是宇宙空间那么大，用什么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苏联第一颗卫星的呼叫信号是时隐时现、“滴滴答答”的电报码，遥测信号不连贯且是间断的。总体组在做方案时，认为应该有别于苏联，甚至要超过苏联。中国的卫星应该发出一个连续的信号，或是一种声音，最好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总体组想了许多方案，都不理想。后来，有人建议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

聂荣臻指示要尽量简单，尽快上天，达到基本目的，掌握技术。

复杂问题简单化，也是一种方法。孙家栋带领总体部对卫星原方案做了大胆的修改、简化：能源系统只采用银锌化学电池组供电的方案，去掉太阳能电池加镉镍电池供电部分；去掉科学探测系统和遥感系统；去掉姿态控制部分，只保留姿态测量用的红外地平仪和太阳角计。最后，东方红一号的分系统是：结构、温控、能源、《东方红》乐音装置和短波遥测、跟踪、天线，外加姿态测量部分。

1967年12月11日至16日，国防科工委召开东方红一号方案修改论证会，会议确定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技术参数和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确定这颗卫星的技术水平要高于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三级运载火箭的前两级用正在研制的中远程地地导弹改制，第三级为固体火箭。

兵马齐聚，方案已定，却又遇到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总体方案需要领导拍板。过去，只要聂荣臻签名，批上“同意”两字就行了。可此时，聂荣臻被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靠边站”了。

孙家栋没去找钱学森，觉得此时钱学森说了还不算数，也不想再增加他的负担。可是应该找谁呢？时间不等人。一天，孙家栋突然想到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刘华清，虽然与刘华清没有过交往，但孙家栋听过他的报告，觉得他是个有水平、敢担当的领导。对，找他去！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孙家栋径直跑去找刘华清。

刘华清看了孙家栋送来的报告和方案后，笑着说：“小伙子，你们怎么把这个送给我？我不懂卫星，也不分管这项工作，怎么办？”

孙家栋直率甚至有点儿不讲理地说：“首长，您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领导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了。否则，那么多人干等着，白白浪费时间，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