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空天的第一代导弹总师—— 钱文极

钱文极（1916—2006），原名钱景伊，江苏省太仓县（今太仓市）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钱文极从事通信设备的设计、制造与领导工作，是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他长期从事通信机研制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红旗一号、红旗二号等研制任务，对我国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导弹技术、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和相应的技术基础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儿时悠悠成绩佳

钱文极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县牌楼乡。太仓位于长江口南岸，这里自古文风昌盛、经济繁荣。钱家祖辈是当地名门大户。钱文极的祖父钱守卿，是颇有威望的老乡董;祖母顾氏，贤淑能干，勤俭持家。到他的父亲钱汉平一辈时家境日渐发达。钱汉平夫妇教子有方，先后将三个儿子钱景仁、钱文极（当时叫“钱景伊”）和钱景伟送入乡里最好的学校读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相继占领东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钱文极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深切感受到国家遭受侵略的屈辱。

初中时，钱文极就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加之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因此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朴素思想。也是在那时，堂叔买的一台德国进口的三灯收音机，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32年夏天到上海考高中时，钱文极专门到书店，购买了一些关于矿石收音机的基础书，开始自学。

进入高中后，钱文极就开始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了。一开始，他和几个同样爱好无线电的同学王辅民（任第四机械工业部772厂总工程师）、王叔皓（后更名为王立，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起，大家共同出钱，一起购买零件、仪器和书籍，学习组装。当时的同济附中在吴淞镇附近，他们利用矿石收音机可以接收到从上海发送来的音乐。1935年，钱文极和王辅民等人看到美国的一本杂志上，有一篇讲述制作五公尺超短波发话机的文章，便按照原理图自己设计制作了两台收发话机。在宝山县附近的一片空地上，他们开始了首次野外试验。第一次试验就取得了成功，这令钱文极对无线电技术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令钱文极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学到的无线电知识，竟然为他一生从事的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高中时期的钱文极已经开始思考社会问题，那时他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极为不满。至于怎样救国，怎样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怎样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那时他并不能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些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

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钱文极这样写道：我无所知，亦无所得。这也许就是他努力求索而未果的注解吧。

大学国难弃学业

1936年，钱文极直接升入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读书。

新入校大学生的第一年主要是工作实习。上午在实习工厂做工，学习手艺;下午上体育课、公民课，或是英语课。钱文极勤奋刻苦，非常自律，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

1937年上半年读完大学一年级后，钱文极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军训，时间有一个多月。期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军训结束后返回学校，钱文极继续钻研无线电，他和王辅民制作了一台40米的业余波段发射机，电台呼号为 XU8TC，成功联通了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几个电台，这让他非常兴奋。

与此同时，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1937年8月初，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当机立断，部署学校向上海市区公共租界搬迁。至8月12日，全校师生及物资撤离吴淞迁入市区。9月1日，日军轰炸了位于吴淞的国立同济大学，经营近30年的同济大学校舍被夷为平地。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同济大学决定迁往浙江金华。

就在钱文极回到太仓牌楼乡家中的第二天，“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他的家乡离上海仅50公里，上海战事的发展对家乡影响很大。父亲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出去，在家无事可做，钱文极内心焦虑不安，他便向父亲提出要回学校去。父亲认为浙江方向相对安全，便同意了。

11月初，钱文极乘小船到达苏州，因苏嘉铁路已被炸断，他便沿着运河向嘉兴徒步前行，几经周折才到了金华，回到学校。

在这种紧张动乱的时局下，有同学在《东南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武昌无线电短期训练班”的招生广告，广告声称这是一个战时无线电训练班，参加短期训练即可被派往前线部队。看了广告后，同学们开始酝酿着去训练班的事。钱文极很快就决定去参加这个训练班。他觉得在国家的危难关头，不能再坐在教室里读书了，“正值青春，不去为保卫祖国而战，更待何时！”怀着这样的信念，钱文极下决心放弃文凭，投身抗日。

1937年11月30日晚，在金华火车站，列车即将驶离站台。钱文极等10名学生登上火车。他们是同济大学金华校区第一批自愿放弃大学学业、参加抗战的学生。很多同学来到车站送行，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就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心怀救民族于危难的满腔热忱，义无反顾地走出校门。

为了能够统一行动，大家推选钱文极担任领队。在金华上车后，车内几乎无立足之地，钱文极从车窗爬到车外，在车顶上躺了一夜。一路上交通既拥挤又混乱，他带领大家由金华到南昌，再换车到九江，在九江换乘轮船，12月5日到达汉口，次日他们便前往武昌去训练班报到。

训练班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见了上级要立正，说话要先喊报告，这让一路风尘仆仆赶来参战的年轻人很不理解。国家和民族已危在旦夕，为什么还在这里固守形式、拘于礼节？尤其他们是过惯自由生活的青年学生，这种约束与他们迫切的报国之心相抵触。反感的情绪引发了他们对训练班的猜疑，毕业后去什么地方工作？大家开始四处打听。

当时训练班还没有开课，报到的学员连他们一共20多人，工作人员也不多。对于他们的打探，工作人员要么含糊其词，要么避而不答。这让他们对训练班的办学目的产生了疑问：这是一个战时训练班吗？会不会是特务训练机构？大家心里既不安又害怕，知道一旦进入这样的机构便很难脱身。冷静下来后一商量，同学们一致决定离开这里。他们开始积极准备，主要是将带进训练班的随身物品转移出去。两三天后，趁着天黑，同学们冒充刚搬进训练班院子里的医院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分批混出门岗，成功实施了逃离计划。

在训练班前后不到10天时间，却让钱文极深受打击。回想离开学校不过半个月，但这半个月的经历给他的思想带来的影响是持久的。当时他们认识不到也做不到去调查清楚训练班的性质，只是直觉告诉他们青年学生纯洁的爱国热情被利用了。想到刚跨出校门第一步就险入火坑贻误一生，心中的愤恨难以平复。钱文极不再犹豫，决定去延安找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并且再也没有动摇过。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钱文极不无感慨，进入训练班看起来是个挫折，但也是件好事，坚定了他走向革命的决心。

12月底，钱文极和任有性返回武汉，经一位同学的姐夫介绍，他们联系上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任中央代表。钱文极拿到了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让他们到陕甘宁边区参加安吴青年培训班。1938年1月10日，钱文极等四位同学离开武汉，奔赴安吴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抗战需要，中共中央在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筹建青年训练班，主要目的是培养青年干部，发展抗日力量。许多青年怀揣革命理想奔赴延安抗日，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转赴安吴堡青训班。

青训班的集体生活紧张，条件十分艰苦，每天主要是上课或开会。上课时，学员们席地而坐，用膝盖当桌子。晚上就寝时，学员们相互紧挨着打地铺。吃饭时，学员们只能蹲在院子里。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宾，副主任是胡乔木。胡乔木亲自为青训班班歌创作歌词，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谱曲。“烈火似的冤仇积在我们心口，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英雄的儿女在怒吼”，慷慨激昂的班歌在青训班广为传唱，鼓舞着每一位青训班学员。

对于来自上海且家境较好的钱文极来说，尽管生活和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他很快便适应了新的环境。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自己当时的心情：“我的情绪非常高涨、兴奋、热烈！因为我是来打日本、保卫祖国的！是为了革命的！要革命就应该不怕艰苦。这里到处是革命歌声嘹亮，这里到处充满着团结友爱，我仿佛变了一个人。”

青训班结束后，钱文极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听到这个消息，他兴奋得一夜未睡，因为就要去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了！

研制电台立战功

1938年9月，钱文极到中央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工作，担任业务指导员。从这时起，他将自己的名字“钱景伊”改为钱文极。

当时材料厂唯一的工程师是罗沛霖（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任信息产业部高级工程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要创始人），负责材料厂的技术和生产工作。钱文极是技术员，主要从事军用通信机的生产制作工作，参与设计了一批小型收发报机，并投入小批量生产，装备了我军领导指挥机关的通信设备。

当时的电台有2瓦、5瓦、7.5瓦、15瓦发报机，线路用的是哈特莱式，收报机主要是三灯再生式，也生产过一些四灯的，工作方式是每人独立操作装配一架机器。从事装配生产的人员多为早年红军部队中的电台报务人员，他们在工作中摸索掌握了一些无线电知识，动手能力强，可以自装自修电台。然而，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电台一人一个样，质量也不可靠，钱文极发现问题后，组织大家对生产方式进行了优化。

在材料厂的那段时间，每天工作之余，钱文极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钻研无线电技术。当时只能借到几本英文书籍，由于在大学期间他学习的是德语，为了读懂这些英文版的无线电书籍，钱文极下功夫学习英语，半年多后，他基本可以看懂英文版无线电专业的书籍了。

1940年，为了加大新华通讯社的功率，延安通信材料厂开始制造500瓦发报机。钱文极积极协助陆亘一参与了发报机的制造工作。这两套机器的零器件，除电子管、固定电容器、电流表外，其他都是自制的。这台发报机成为新华通讯社最早使用的大功率发报机。对钱文极来说，这是自己参与设计和装配的功率最大的发报机。

1942年，在这台500瓦发报机装配基本完成时，钱文极接到调令，到通信学校工作。

1942年11月，钱文极到通信学校任教，担任电学教员组组长和学校实验室主任。

1945年9月，钱文极被调往太行山区晋冀鲁豫军区工作。

此时钱文极的妻子张峻已有8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两人分开后生活多有不便，张峻坚持与钱文极一起前往太行山区。为方便出行，钱文极向组织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只小毛驴作为交通工具。离开延安时，钱文极整理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用一只破了洞的皮箱装好，还带了一条被子，白天行军时当垫子，晚上宿营时就当铺盖。

就这样，钱文极牵着毛驴，妻子骑在毛驴上，随一支20多人的队伍开始向太行山区出发，一个多月后，到达山西省黎城县麻田镇看后村。

刚安顿下来，妻子即将临产，便住进八路军白求恩医院。那一年的冬季特别寒冷，大雪纷飞。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出生地桐峪村属于左权县，故起名左生，以资纪念。

1945年10月，在晋东南长治的上党地区，晋冀鲁豫军区战事正紧，钱文极来到八路军总部三科材料股工作。在我军通信装备与器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他组织机务人员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破损装备和通信器材，修理改装成多种型号的电台，及时保证了战争需要。特别是在上党战役中，通信器材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1个挺进纵队，歼敌3.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谈判斗争，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 年 2 月，晋冀鲁豫军区组建了通信分局，钱文极任分局二处装配科科长，主要负责装配各种无线电军用机。邯郸战役后，司令部的领导机关迁往邯郸。通信分局装配科从太行山的山沟里搬出，迁往峰峰矿区。矿区地理位置好，紧挨着河北平原，同时有发电厂等比较好的工业条件，便于开展生产，为通信器材改装工作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条件。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又集中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按照中央部署，通信分局二处再次转移到太行山区，驻扎在涉县的沙河村。